我们来说说，如何想象一个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既保持竞争，又持续合作共赢的未来？未来25年最大的变数莫过于全球化的前景，而中美高科技博弈与中美几乎在各个领域内的竞争将成为主线。凯利与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不仅是为了前瞻未来，更希望推动实现一个更加乐观的未来。

对于中美的未来，凯利和我做了多种情景分析，简单来说我们认为，虽然竞争是中美关系的主轴，但双方还保留一定程度的信任，足以维持某些领域合作，但不足以让他们在其他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他们彼此依赖，就需要双方都要在一些方面作出妥协或者支付某种代价。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也许比我们所有人意识到的都要强。中国离不开美国，因为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驱动引擎，而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也无法离开中国，因为三点：庞大的消费市场、应用领域内不断创新（比如在移动支付领域），以及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但需要警惕的是，与不信任的人合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勉强维持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很可能最终滑向破裂。我和凯利一再思考的是，未来25年若即若离的中美能否重塑一种全新“中美国”的关系？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十几年前第一次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用于形容中美之间经贸往来之紧密，相互依赖之深厚，互补性之强，关系盘根错节，密不可分。

凯利和我努力想象一个更加乐观的未来。在这一思考框架下，未来25年，中美之间虽然会持续有竞争，但仍然会保持一些领域的合作，不会脱钩，而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会被阻断或者完全逆转。在一个更为乐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未来25年中美会找到全新的互补性，修复相互之间缺乏的信任，全新定义“中美国”。中美最大的互补性恰恰体现在高科技领域。简言之，美国将始终是主要的突破式创新者，而中国则已经是重要的规模与应用创新者。双方可以互为补充，我们认为这样的互补可以持续成为新的中美国（Chimerica）的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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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时代的分工有其背后的逻辑。创新需要个性化、多样化的思想，这样的想法在一个秩序井然、整齐划一的社会中并不容易出现。此外，不能否认，创新需要一定程度的混乱，不守规矩，打破常规。它也会带来社会成本，比如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巨大、城市缺乏安全感、枪支泛滥等等。相比之下，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教育如果想要改革拥抱创新，就需要包容失败，需要挑战权威，但中国的相对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安全而有秩序的社会，中国人有很强的执行力，这就让中国在高科技应用场景创新与规模化个性化制造上能构建自己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形成与美国的超强互补。

当然，我们的构想并不排斥美国变得更像中国，而中国也变得更像美国一样，就好像今年越来越多美国人反思为什么要让制造业带回美国，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更多高收入的制造业岗位，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本身就是持续创新迭代的重要一环。同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也在强调中国经济的消费转型，没有持续的消费增长，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中国洲际经济体的作用。当然这样的消费增长是建立在更高质量的工作机会、持续增加的收入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