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们这个国家，疼死是正常，止疼是奢侈。别笑，真是这样，一点不假。

癌症晚期的老太太，痛得嗷嗷直叫，家属死活不让打吗啡，说那是“毒品”，会上瘾。结果老太太在极度痛苦中熬到咽气。医生摇头：“她本来能无痛走完最后一程。”

还有肝癌病人，夜里疼得睡不下床，医生劝用阿片类止痛，他硬扛，说：“我不想死前变瘾君子。”于是只能靠坐着挨过漫漫长夜。

这是中国式“硬骨头”：不是勇敢，是愚昧。

地球人都知道疼就得止痛，只有中国人觉得疼是天意，吗啡是毒品。美国人均吗啡用量是咱几十倍，人家不怕“亡国灭种”，咱倒好，怕得要死，结果真就疼死。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最先让中国人得知这一消息的来源是一则“出口转内销”的新闻。《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

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新华社的报道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内容。但坊间又有了很多类似江青是“畏罪自杀”的传说，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那么说。

屁话！江青这种狠角色，能怕惩罚？她在监狱里窝了十几年都没动过轻生念头，怎么到得了癌才突然“畏罪”？真相很简单：她怕疼。

她1984年查出喉癌，早中期，可治。医生劝她手术，她说：“我不相信你们会如此对待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拒绝了。止痛药？更别提，她坚决不打吗啡：“那是毒品！”

结果呢？疼痛一天天加剧，江青的所谓“革命意志”完全顶不住身体的惨烈折磨。最后她选择了自杀。注意，她不是怕死，而是怕疼。

据悉江青比常人超出几倍的怕疼痛。1940年6月江青在延安中央医院分娩时，上世纪70年代当过北京卫生局副局长的金茂岳大夫曾为其接 生。据另一妇产科大夫丁兰回忆：“江青临产前阵痛开始，本来，这是每个临产女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但江青哪里受得了这番“痛楚”，她一开始就任性地大哭大闹， 一声接一声地哭喊叫唤。江青一痛得支持不住，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如此反反复复，硬把我那只手抓得又青又紫，疼痛不已。”

“产后第二天，我到病房看望，江青无意中发现我手上的青紫色块，当即连声道歉，说：“我非常感谢你，真是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江青出院后大约一个月，就是传统的中秋节，她坦承地做了一大 锅清炖羊肉，为自己的怕疼赔罪，让大家吃得十分尽兴。从此，延安的医生们明白了一个秘密，江青比常人更怕疼痛。”

所以江青得癌后的痛苦程度，常人无法想象。她既不愿被活活疼死，也不愿当“瘾君子”。结果只能做出自杀选择。难道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后遗症。

为什么中国人连止疼药都用不起？因为我们在鸦片战争后，形成了一种病态心理：阿片类药物=鸦片=亡国灭种。于是乎，哪怕是医生规范开的止痛药，也被妖魔化。

禁毒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连救命的药也禁了。我们一边痛骂“帝国主义鸦片侵略”，一边把自己绑在疼痛的刑架上。一句话：我以为江青不是畏罪自杀，而是被鸦片战争留下的阴影吓死的。

14亿人口大国，吗啡用量还不如几个非洲小国。这不是医疗落后，这是观念落后。我们崇尚“硬扛文化”，结果就是一个民族宁可疼死，也不愿科学止痛。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曾有过一番感慨：中国是吗啡该用不用的典型，在全世界123个国家的吗啡用量统计中，中国位于107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江青之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她这一走，不仅暴露了个人的愚昧，也许更多更多……

有人说她是“革命战士”，有人说她是“畏罪之徒”。在我看来，她其实是鸦片战争的一个牺牲品：死于疼痛，死于误解，死于恐惧。

江青用自己的死，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宁可吊死，也不打吗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