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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晓黎
本期编辑|何佳蔚
本期审核 |江怡
印度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街景。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近期,印度喀拉拉邦首席部长宣布,该邦从2021年开始实施的“极端贫困消除计划”已完成78.74%,预计在今年11月将全部完成。届时,喀邦将成为印度首个消除极端贫困的邦。
事实上,喀邦早已成为印度唯一人口贫困率低于1%的邦。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年采用的多维贫困指数(MPI,超越单一收入贫困框架,涵盖健康、教育、生活标准的多维指标)衡量,喀邦的多维贫困人口比例,已从2005~2006年的22.3%降至2019~2021年的0.71%;而印度整体的多维贫困人口比例,则从2005~2006年的53.8%降至2019~2021年的14.96%。喀邦曾是印度最穷的邦之一,如何理解该邦“非同凡响”的脱贫故事?
一、海湾劳工助力破局长期经济困境
喀邦位于印度最西南端,面积为3.88万平方公里,当前人口约为3500万,人口密度是全印平均水平的三倍。上世纪60年代,喀邦约7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高于印度平均水平;70年代,该邦人均收入仅为全印人均水平的2/3;80年代中后期,该邦人均收入仍比全印水平低20%。喀邦囿于贫困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处于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但人多地少:据印度农业部数据,1970~1971年,喀拉拉邦农业用地的单位平均经营面积(Average size of operational holdings)为0.57公顷(约合5700平方米),为全印平均水平2.28公顷的1/4。这意味着当地大多数农民只拥有小块土地,农业生产率和收入提升空间有限,印度在60年代提出的通过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绿色革命”在喀邦影响甚微。与此同时,喀邦的传统工业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工业为主,服务业也增长缓慢,全邦经济与收入增长陷入某种停滞。
上世纪7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带来海湾地区产油国的经济腾飞,勃兴的石油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大劳动力。而喀邦与海湾地区长期存在贸易与文化联系,逢此机会,受贫困与失业困扰的喀拉拉人成为填补产油国劳动力短缺的主要来源。7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80年代,每年都有数十万喀拉拉人到海湾地区打工,进入建筑、医疗保健等行业。这“百万级”海湾劳工对喀邦经济的影响,从80年代后期开始凸显:大量来自海湾地区的侨汇使喀邦建筑、贸易、交通、服务等行业得到快速增长,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刺激了工资上涨。侨汇和高工资推动消费繁荣,消费支出的增长涵盖了各收入群体,人们生活水平得到长足提升,人口贫困率大大降低。侨汇同时也被投入教育、医疗、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到90年代中期,喀邦人均收入已达全印平均水平,此后不断攀升。2024~2025财年,喀邦人均收入在全印各邦中排名第六。
二、独特的“喀拉拉模式”
海湾地区之所以能持续成为喀拉拉人最主要的外部就业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该邦拥有普遍受过良好教育、有技能的劳动力。这让喀邦在印度“与众不同”。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发现,虽然收入水平低,但喀拉拉人的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生育率等人文发展指标都在印度名列前茅。换句话说,若以MPI衡量,喀拉拉人的生活水准远高于仅以收入衡量的贫困率所匹配的图景。实际上,多维贫困概念的理论基础,正是源于深入研究过喀邦发展经验的知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早在19世纪,喀拉拉土邦就重视对教育和健康的投入,而此后扎根当地的左翼政党,在印度独立后的再分配政治和对社会领域的持续支出中,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福利主义”,建立起一个覆盖绝大部分非组织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食品、营养安全保障体系。这被称为“喀拉拉模式”,它最初意味着通过仔细规划政策并实施,平等地满足人民基本需求,从而不需要革命就能有效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喀拉拉模式”在被提出时,内在地包含了自身的一些问题——社会部门的成就并未带来物质生产部门的相应表现。然而,“海湾劳工经济”在喀邦的兴起和持续,与该邦进入本世纪后的发展成就,实际上也可视为其社会部门成就的红利体现。
三、左翼政党的重要作用
喀拉拉的左翼政党在领导上世纪30年代的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中得到成长,并在印度独立后参与选举政治,于1957年在喀邦成立了印度第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邦政府。此后虽然联盟政治取代了单一执政党,左翼政党联盟也很少连续执政,但印度共产党和1964年印共分裂后产生的派别印共(马克思主义),仍是喀邦经济社会政策最重要的创立者。
土地和农业关系改革是上世纪50~70年代左翼政党在该邦推动的最重要结构性变革之一。喀邦土改法案历尽波折,在70年代初才得以实施,其主要成就是佃农成为实际土地所有者,大多数家庭都能获得小于一英亩的少量土地,而无地农业雇工在法律上拥有了栖身窝棚所占的不超过0.1英亩的宅基地。喀邦的土改被认为是印度最进步的土改,其对于改变当地压迫性种姓社会结构,废除封建农业生产关系,提高农村生活水准和消除极端贫困意义重大。由于喀邦经济存在增长缓慢、失业率高、财政困难等内在问题,90年代中期以来,左翼政党将发展问题提上政治议程,其中最重要的创举,是在执政时史无前例地下放35%~40%的“发展计划基金”给县、区、乡三级潘查亚特(即印度地方自治体系),使地方自治政府切实承担起组织民众参与地方发展事务的功能,包括根据地方现实设计和执行福利计划。其中,以邻里妇女自助小组为基础、1998年开始实施的“家庭兴旺”计划很有代表性。该计划是女性主导的旨在减贫和赋权的长期项目,包含了小额信贷、创业支持、集体农作等内容。如今其成员已达480万人,累计帮助该邦数十万女性及其家庭改善了生活。
左翼政府2021年开始实施的“极端贫困消除计划”之所以能得到顺利执行,正是得益于该邦20多年基层参与式发展实践所形成的活跃组织网络,及其强大的动员、执行能力。该计划首先让各地村民小组上报当地贫困家庭,得到了一个包含118309户家庭信息的名单,然后通过四阶段的严谨确认过程,最终确认了64006户极端贫困家庭。邦政府具体分析了这些家庭的贫困状况与原因,基本上以“一户一策”的方式予以支持,包括即时救助、短期帮扶、长期解决等。
概而言之,左翼政党主导的结构性变革,参与式发展对基层自治组织和女性的赋权,福利主义的长期实行,侨汇刺激下的消费与经济发展的普惠效应,共同构筑了喀邦的脱贫之路。
作者简介:吴晓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转发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5年8月25日文章,原标题为《吴晓黎:喀拉拉邦的脱贫成效,何以在印度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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