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我们部队的一位营长新上任。这天上午，他决定组织一次全营的队列会操。要求从值班员集合队伍开始，把一整套程序完整地走下来，让各单位互相观摩学习，取长补短。
连队的值班员通常由排长担任。集合队伍时，值班员吹哨下令，各班带到指定地点后，班长先向值班员报告，值班员整好队再向连长报告。报告词是：“报告连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而且还要报告应到和实到的人数。
作为刚上任不久的新连长，我心里挺忐忑的。倒不是担心会操本身，而是担心今天轮值的老李。老李是1965年入伍的老兵，参加过援越抗美作战。我当兵时就在他当排长的一排，他给我的印象挺好，没架子，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1973年我入党时，因为觉得他了解我，关系也不错，就请他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来也巧，营党委批准我入党后，代表党委找我谈话的也是他。

如果我一直是他的兵，我们之间那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大概能一直保持下去。但是……1975年，我从班长被破格提拔为连长，那年我22岁。不少战友朝我竖大拇指，说二十出头就当连长，前途无量。在别人眼里，我算是春风得意。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并不是我有多出色、多优秀，主要是赶上好时候了，沾了大环境的光。那时候各级都实行干部老中青三结合，从上面到地方都在越级提拔年轻干部。远的不用说，我们师就有从指导员直接提为师副政委的，跳得更厉害的，甚至有从连队干部一下子提到大军区副职的。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提为连长的。
我当了连长，老李却还在排长的位置上没动。我从他手下的兵，一下子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从我提拔之后，我俩的关系就有点微妙的变化了。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见面时如果我不先主动打招呼，他就会对我视而不见。我请他给战士们讲讲课，他总是爱答不理，找借口推掉。有时候还在一些战士面前发点牢骚。这也就算了，问题是作为排长，只要在岗，就不能破例不当值班员。一旦轮到他值班，我俩少不了要在全连面前碰面。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变通办法：无论是操课还是参加活动，他把队伍集合起来后就转身走开，省去了向连长报告这个程序，弄得我很尴尬。碍于他的面子，我又不能较真去纠正。对这样的老同志，除了理解和包容，还能怎么样呢？他比我大好几岁，又是我以前的老领导，那几句报告词，他确实很难说出口。

是的，他的情绪已经摆在明面上了。有嫉妒，更有不服气——一个“新兵蛋子”，凭什么跑到我前头去了？他难以接受和适应这样的转变。不过他的反应还算比较平缓，要是像有的人那样撂挑子不干，倒好办了，可他偏不这样。
我们高炮连当时是两个排的编制，二排长暂时空缺。轮到二排值班时，就由班长代替。班长当值班员，虽然略显拘谨，但执行程序却认真规范。老李当值班员时，我们双方都觉得别扭，可又都没办法。这次全营会操，四个连队加营部，一共五个单位。要是他还是我行我素，营领导会怎么看？其他连队的人又会怎么看？也许他会顾全大局，委屈一下自己。
很快，我们连的队伍带过来了。带队的却是五班长朱光。一看不是他，我心里反而踏实了。朱光解释说，是老李主动找他调换的。他不肯改，又不愿意因为操作不规范挨批评，只好这么办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78年10月，我们师为了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重新扩编成甲种师，高炮营恢复了四个连的编制，他调到三连当连长后，这事才算结束。想想他也不容易，心里的苦和憋屈，只有他自己知道。

虽然我俩合作得不算愉快，但我对他没有一点怨恨。且不说他领导了我好几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变成我的下级后，虽然有抵触，但也从没干过让我下不了台的事。后来，他在正连职的岗位上转业，被安排到驻地一个不错的事业单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局。​​时代的大潮推着每个人往前走，有人赶上浪头，有人留在原地，这其中没有对错，只有说不清的滋味。能互相理解，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