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葬“还是“国葬”：孙中山葬礼背后的政治斗争|伍廷芳|段启瑞|葬礼|蔡锷|黄兴

孙中山的历史形象和现实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他既是各方公认的中华民国开国元首，同时又是致力于推翻现行民国政权、再造一个崭新国家的中国国民党领袖。他去世的时间和地点又很特殊：不是死于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之时，而是死于国家分裂、政治动荡之际；不是死在自己的根据地，而是在斗争中死于政治对手的势力范围。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的葬礼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也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域之一。

进入民国以后，最高规格的葬礼就是国葬。1916年10月31日，开国元勋黄兴病逝，鉴于他的历史功勋，国会通过了为黄兴举行国葬的决议。同年11月8日，反袁护国功臣蔡锷随之病逝，滇系首领唐继尧通电各界，要求为蔡锷举行国葬。为此，国会于1916年12月制定了《国葬法》。1917年4月，北京政府分别为蔡锷和黄兴举行国葬典礼。

此外，孙中山自己逝世前三个多月，也曾经以南方政府元首的身份，为民初重要外交家、政治家、南方护法政府重要成员伍廷芳颁发国葬令。1924年12月6日，伍廷芳国葬典礼在广州举行，当时已经离粤北上的孙中山，派胡汉民代表自己致祭、宣读祭文。

黄兴、蔡锷、伍廷芳都享受了国葬荣典，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当然更有资格享受国葬殊荣。出于追怀逝者、崇德报功的考虑，1925年3月14日，国会议员在参议院会议厅召开非常会议，出席者98人，由国民党籍议员彭养光动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孙中山国葬案：“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这一决议由非常国会通电全国，并通告孙中山家属。

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在孙中山的葬仪问题上有些踌躇。非常国会国葬孙中山的决议并未通知段祺瑞政府，因为当时段政府尚为临时政府性质，国会与政府的关系尚未重新理顺，这次召开的非常会议“尚未与执政府发生直接关系”。

而且，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之中，广东方面尚有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大元帅府，与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处于对立位置。经过一番犹豫，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3月17日议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并且公布了孙中山饰终典礼：

（1）临时执政亲临致祭；（2）以临时执政令布告全国；（3）各官署海关军营，自3月12日起下半旗三日；（4）大殓之日，陆海军人应有相当敬礼，由陆海军部酌定；（5）在京各机关分期轮班前往致祭；（6）由外交部知照外交团，以私谊前往吊唁；（7）出殡日期，各机关派员，并海陆军队一律酌派送殡，下半旗一日；（8）临时执政礼官处暨外交内务陆海军部，各派员赴孙宅筹议具体办法。这些办法由执政府通电各省区军民长官、驻外各使馆，要求一体遵照。

对于段祺瑞政府授予的国葬荣誉，国民党人也有点为难。对此，当时舆论看得很清楚：“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是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故对于此层，尚待考虑。”

国民党人内部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赞成国葬，比如上海国民党13日开会，并致电北京孙中山行辕主张国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持相同态度。二是反对接受临时执政府的国葬，唐绍仪、章炳麟联名致电北京孙中山行辕，认为当时没有正式政府、正式国会，无法可循，主张暂缓国葬，“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追予国葬，始受命令，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三是主张“党葬”，或者“党葬”与“国民葬”同时举行。

各种意见当中，应该说“党葬”名义最为合适。因为孙中山的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待，而是关系到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与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孙中山是开创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伟人，其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交代，而是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型构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

说到底，掌握孙中山身后丧事的操办权，其实就是掌握了一种文化权力。国民党人自然不愿看到此种权力落入自己的政敌之手。就此而言，“党葬”名义可谓更加合适。“党葬”而非“国葬”孙中山，意味着国民党是其开创的现代中国革命“道统”的当然继承者。

但问题在于，当时国民党还处于广东一隅之地，且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涣散，包括日本东京各报的社论在内，许多人都预言国民党将分裂。显然，“党葬”孙中山的条件尚未具备。

因此，国民党人将国葬抑或党葬的争议暂时搁置起来，暂时回避了葬礼的性质。他们自行在北京组织治丧办事处，制定治丧方案，为孙中山举行了大规模治丧活动。大致安排如下：3月19日大殓，孙中山遗体由北京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在该处停灵公祭，4月2日出殡，“暂厝”于香山碧云寺。

（北京民众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场景）

当然，治丧过程中，所有日程安排、程序安排均知会段祺瑞政府。段政府方面对移灵、公祭、送殡礼节有所规划。对于段政府的参与，国民党人亦未拒绝，而是与之会同商筹相关事宜。至于民众方面，国民党人主动召集各界、各团体代表会商有关送殡程序。结果，前后持续二十多天的治丧活动，既始终凸显了国民党人的主角地位，又吸收了段祺瑞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大力参与。

3月19日的移灵和4月2日的出殡，段祺瑞政府方面派出大批警察、军乐队、护卫队，各机关代表，还有飞机参与阵列，出殡日内务部鸣礼炮33响，各机关下半旗，帮助营造了隆重、盛大的场面和气势。从仪节和阵势来看，段祺瑞政府确实是将这场丧礼当作国葬典礼来实施的。

不过在整个丧礼过程中，无论是国民党人的宣传，还是各报刊的报导，都很少提及“国葬”的名义。而且，段祺瑞政府方面的行动一直显得消极被动，总是落后于国民党人一步，未能使自己的角色超出于国民党人之上。这正是国民党人期望的效果。

“党葬”典礼的付诸实施，则要等到四年以后。孙中山身后的国民党经过数年的内部整合和外部斗争，逐渐形成新的“党治国家”体制架构，并在1928年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随后开始全面实施“训政”。至此，“党葬”的条件基本成熟，“党葬”的名义也有利于新生政权进一步推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