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討論目錄學核心概念“目錄”一詞之成詞及其所指。作爲研治古代文史入門之學，古典目錄學奠基、完備於劉向、劉歆父子，受到學人高度重視，寓理論思考及建構於編目實踐者，代有其人。班固稱“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别”，表彰劉氏功績；復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自陳其《藝文志》之創製（見《漢書敘傳》）。《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史部簿錄篇係以梁代阮孝緒《七錄·記傳錄》之簿錄部爲其學術前承，小序梳理發展脈絡，陳述置類緣起。南宋鄭樵《通志》之《藝文略》分目錄爲四類，而《校讎略》考歷朝著錄之得失，乃目錄學理論著作之濫觴。清儒章學誠以文史校讎爲業，發明史學義例與校讎心法，諸多原理、術語得以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之標揭，成爲目錄學公認之宗旨。經章氏之發明，斯學遂由記錄之學而兼辨章之學，頗具學術史性質[2]。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一批優秀學人如余嘉錫、向宗魯、劉咸炘、汪辟疆、姚名達、張舜徽、程千帆等，以現代學術眼光審視古典目錄之學，一系列著作得以問世[3]，目錄學基本概念與研究範式得以確立，三、四十年代遂成爲目錄學研究的鼎盛時期。其後時移勢易，諸家著作存毁、流傳不一，當前最受學界歡迎者，即上揭學人之代表諸作，以及《校讎廣義》（程千帆、徐有富）、《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王重民，1903—1975）等後出著作。
目錄學研究之進程并不平坦，而學人之探索從未停止。對於古典目錄學在特定時段的發展樣貌，對於某些核心概念的涵義界定等基本問題，學界仍在持續提出、研究與推進。譬如斯學用以標名的“目錄”一詞，其意義指向及構成要素之確切含義，前人及時賢均有討論，其中既有卓識，也有偏頗之處，有待進一步探討。
壹
關於“目錄”之界定與討論
用以名學的“目錄”一詞，出現於漢代，随着時代發展與學術演進，其内涵也漸次擴展。進入現代學術以來，學界對該詞之含義頗有討論，并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大致形成共識；自八十年代起，復有學人遞加討論，貢獻新說。
（一）關於“目錄”之界定
關於“目錄”之界定，前賢著述中涉及者當以劉咸炘《目錄學》（1928）爲最早者之一，其《弁言》中云：
所謂目錄學者，古稱校讎學，以部次群籍爲職，而書本真僞及其名目、篇卷亦歸考定。古之爲此者，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目錄之中，有專重版本之一支焉。要之目錄學者，所以明書之體性與其歷史者也。[4]
劉氏僅述及“目錄學”之畛域，而於“目錄”之含義混焉未辨。稍後杜定友倡論校讎新義（1930），力主“書目”與“目錄”有别；至於目錄，僅云：“目錄，簿記之學也。”[5]亦將“目錄”與“目錄學”混同，而於其具體含義，未加界定。
杜氏之後問世之相關著述，當以劉紀澤《目錄學概論》爲最早（1931）。《概論》於目錄學之起源、定義、體例、派别、功用等，多有申述，簡明清畅，其中多處聲稱“參閱”或“參用”“彭澤汪氏說”、“武陵余氏說”。“彭澤汪氏”即汪辟疆，“武陵余氏”即余嘉錫。雖然汪氏《目錄學研究》出版於1934年，余氏《目錄學發微》更遲至1963年方正式出版，而汪、余二氏早在二十年代即分别在南京、北平講授目錄學課程，兩種著作均本諸其授課講義[6]。劉紀澤於1925年在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畢業後，即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爲第一届研究生，師從梁啟超、王國維，專攻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後在大夏大學、安徽大學等處講授目錄學[7]，因此有得悉汪、余兩位先生授課内容之機緣。
汪辟疆於目錄學之畛域，多有發明[8]，且論目錄之緣起云：
古人著書，必有標目，隨事立義，則括一篇之旨；因篇命題，則摘篇首之字。一書之内，必區分若干篇目，而一書之旨趣乃具。此一書内之目錄也。鄭氏之《三禮目錄》是也。書籍既繁，名目益滋，後人乃爲之綱紀之，彙集群籍之名爲一編，而標題其書之作者篇卷。或以書之性質爲次，或以書之體製爲次，要皆但記書名；而於其書中之旨趣，不復詳加論列。此群書之目錄也。劉歆之《七略》是已。後世目錄，導源於此。踵事而興，則進而商榷其體例，改進其部次者，乃得謂之目錄之學。[9]
目錄者，綜合群籍，類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錄學者，則非僅類居部次，又在確能辨别源流，詳究義例，本學術條貫之旨，啓後世著錄之規，方足以當之。此目錄學之界義也。[10]
汪氏論“一書之目錄”與“群書之目錄”之分别極精，後來學者（如劉紀澤等）即本此說。汪氏復考溯“目錄”之名義云：
古無目錄之名。目錄二字，始見於劉向、班固之書。劉向校書，固嘗“條其篇目，撮其指意”矣。《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引劉向《列子目錄》；此劉氏《别錄》固有目錄二字之證也。然劉向《别錄》中之所謂目錄，當指書中之篇目而言；非同後世綱紀群籍之目錄。班孟堅《漢書敘傳》，其述《藝文志》第十，乃曰：“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錄，略序洪烈。”班氏所謂目錄，義較混含。後世著錄群籍，以目錄名書，或昉於此。此目錄二字之見於載籍之最早者也。厥後東漢末年，鄭玄作《三禮目錄》一卷，僅就三《禮》篇目，爲之提要。名雖本於子政，義則專釋禮經。紀昀《四庫書目提要》，乃謂目錄之名，昉於高密，可謂昧其初祖矣。[11]
汪氏於“李善注引劉向《列子目錄》”下自注云：“按劉向《别錄·子華子書錄》，後有‘謹目錄’三字。《文選》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七略》‘《尚書》有青絲編目錄’一語，似‘目錄’二字，已見於《别錄》、《七略》之書。惟《子華子》疑爲宋人依脫〔托〕，嚴鐵橋已有是說。《文選注》所引《尚書》句，似亦指書内目錄而言，皆不得謂之群書之目錄也。”[12]“書内目錄”即前揭之“一書之目錄”，附本書以行，又可稱作“本書目錄”。至此，早期文獻中包含“目錄”之語句，汪氏均已考溯無遺。雖未能明確加以定義，汪氏實已指出“目錄”具有兩種意義指向：一指“書中之篇目”（即“一書之目錄”），一指“後世綱紀群籍之目錄”（即“群書之目錄”，簡稱書目），概括頗爲精到。
余嘉錫對“目錄”語源亦予考溯：
目錄之名，起于劉向、劉歆校書之時。《漢書·敘傳》云：“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敘《藝文志》。）《文選》注引《别錄·列子目錄》，（王康琚《反招隱詩》注。）《七略》言“《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文選》任彥昇《爲范始興求立大宰碑表》注引。）是其事也。[13]
又云：
考《漢志·兵書略》序云：“武帝時，軍政楊僕招〔捃〕摭遺逸，紀奏兵錄。”則校讎著錄，其來舊矣，特不知其時有目錄之名與否耳。其後鄭玄注《禮》，遂用《别錄》之體，作爲《三禮目錄》。（《隋志》禮類《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宏景注，亡。）玄又作《孔子弟子目錄》一卷，（見《隋志》論語類。）以人名爲目，與書之目錄不同。然其命名，亦是沿于劉向也。《四庫提要》乃謂目錄之名昉于鄭玄，（卷八十五目錄類小序云：“鄭玄有《三禮目錄》，此名所昉也。”）失考甚矣。目錄之書，《隋志》謂之簿錄，《舊唐志》乃名目錄，自是以來，相沿不改。[14]
其中論楊僕“兵錄”與鄭玄《孔子弟子目錄》及《隋志》《舊唐志》類名數事，較汪辟疆所論爲豐，其他則大體相同。在此基礎上，余嘉錫對“目錄”之含義有詳細發明：
何謂目錄？目謂篇目，錄則合篇目及敘言之也。《漢志》言“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旨意即謂敘中所言一書之大意，故必有目有敘乃得謂之錄。錄既兼包敘、目，則舉錄可以該目。故向所奏上之篇目旨意，載在本書者謂之錄，編集别行者謂之《别錄》也。其所以又有目錄之名者，因向之著錄起于奉詔校書。當時古書多篇卷單行，各本多寡不一。向乃合中外之書，除其重復，定著爲若干篇，遂著其篇目以防散佚，且以見定本之與舊不同。篇目之後，又作敘一篇，發明其意，隨書奏上。因編校之始，本以篇目爲主，故舉目言之，謂之目錄也。諸書所載向、歆之奏，亦或謂之敘錄。（《晏子》、《說苑》、《山海經》。）蓋二名皆舉偏以該全，（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有此例。）相互以見意耳。實則錄當兼包敘、目，班固言之甚明。其後相襲用，以錄之名專屬於目，于是有篇目而無敘者亦謂之目錄。又久之而但記書名不載篇目者，并冒目錄之名矣。[15]
此段對“目錄”含義及其構成語素（“目”、“錄”）之所指，界定甚明。其間包含關係，《發微》有圖示意：
余氏界定，極爲精當。檢劉紀澤《目錄學概論》中對“目錄”之論定，係採前揭汪辟疆之說而非上揭余嘉錫之說。上揭《發微》文字係後人整理者，文約義豐，惟尚不清楚余氏上述觀點具體形成於何時。考三、四十年代其他目錄學研究者之持論，大抵相同。如姚名達稱：
“目錄”不單指“條其篇目”的目次，實在包括“撮其旨意”的敘錄而言。[16]
遍辨其名之謂目，詳定其次之謂錄；有多數之名目且有一定次序之謂目錄。曰目曰錄，皆非單獨，義本相通，故成一體。[17]
程千帆指出：
其在典籍，則始以次弟篇章，正定名義，以見一書之包含……一書之前，條别篇目……劉向取法《詩》《書》，定著此式……今日所謂“目錄”之“目”，皆非指一書篇目而言，《别錄》所稱，則實指此……目之一字，始爲篇目，繼爲書目，其大較可知者也。[18]
向之治書，校勘既畢，即比次衆本，釐正篇目；又紬繹旨意，作爲敘論。篇目以便稽檢，防錯佚；敘論以别是非，納忠信。每一書已，即并此篇目敘論，附書前進呈。據《漢志》“錄而奏之”之言，知所謂錄，實兼斯二者。[19]
程千帆就讀於金陵大學，嘗從汪辟疆問學[20]；姚名達則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21]。綜上汪、余、姚、程四家之說可知，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南、北兩大學術中心的目錄學者，均認爲目錄不僅包括篇目，也包括敘錄（敘論）；“錄”則兼包“目”與“敘”。
以上不憚繁瑣，對諸家代表性見解加以徵引，旨在說明彼時學者對“目錄”之所指，具有共識。
其後治目錄學者，大都服膺上述共識，所下“目錄”定義，雖表述容有不同，但其核心意旨仍不出上述共識之外。如許世瑛（1910—1972）《中國目錄學史》第一章《敘論》，第一節“目錄釋名”，開篇即云：
目指篇目而言，錄則合篇目及序言之也。故單言錄即可，蓋錄已兼包目矣。……劉向但自稱“錄”，而此“錄”已兼包篇目及旨意二者也。[22]
又如昌彼得（1921—2011）云：
《漢書·藝文志》云：“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撮其旨意，即謂叙述一書之大意。所以目錄者，目是指篇目，將篇目逐一列舉。錄則是合篇目及撮述一書大旨之敘而言。[23]
以上略舉二例，以見一斑。
（二）當代學者之新論
共識並不意味着探索的停止。近四十年來，學界不乏重加審視、提出新說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查啟森以《漢書敘傳》“爰著目錄”爲證，指出：
“目錄”之“錄”，并非是指“敘錄”……而應當作“次第”講，所謂“目錄”者，篇目之次第也。[24]
此以“目錄”爲“篇目之次第”。查氏復就《隋志》所敘許善心《七林》之體例（“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分析云：
許善心所寫的“明作者之意”的文字，是置“於部錄之下”的。這裏所謂部錄是指經部，（次第）的款目，所謂“錄”就是每一條款目，具體地說，就是每一部書名，既然款目稱爲“錄”，那麽“明作者之意”的文字，當然就不能再稱“敘錄”了。也說明了“錄”不是“敘錄”，而是“部次”，即“次第”。[25]
此以“錄”爲“（書名之）次第”之意。（“部錄是指經部”云云，實無理據。）
二十年後，傅榮賢對“目錄”之“錄”字加以重釋：
《漢志·兵家序》：“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武帝時，軍政楊樸捃摭遺逸，紀奏兵錄。”張、韓的“序次兵法”和楊樸的“纪奏兵錄”内容近同，亦可證“錄”和“序次”有一致的内涵。……《漢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錄不僅意指記錄、著錄，即“撮其指意”；還有次第意，即“條其篇目”的内涵。中國古代最典型的一書目錄體式是“☓☓第☓”。如，居延漢簡中的“蘭臺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四三”即是。而武威漢簡《儀禮》甲本共有七篇，每篇皆有篇題和簡序，如《士相見之禮》第一枚簡背面寫有“第三”，第二枚簡背面寫有篇題“士相見之禮”；《特牲》第一枚簡背面寫有“第十”，第二枚簡背面寫有篇題“特牲”等等。這樣的順序，自卷外觀之剛好相反，讀爲“士相見之禮第三”“特牲第八”等等。“☓☓第☓”的目錄體式也可證明，古代目錄之“錄”，其内涵首先是强調“次第”。[26]
是傅氏以出土文獻爲旁證，認爲目錄之“錄”，其内涵首重“次第”。
嗣後孫振田檢視諸家有關“目錄”之定義（余嘉錫、姚名達、王重民、來新夏等），加以否定（“以上諸說均難以成立”）。孫氏認爲，“目錄”由錄“目”而得名（“錄”是記錄、抄錄）；一書“目錄”爲錄一書之“目”（篇名）而來；群書“目錄”爲錄群書之“目”（書名）而來[27]。
關於“目錄”討論之最新力作，當推胡敕瑞《“目錄”之“錄”及其相關詞語》一文。此文出入經史，明於訓詁，識斷精敏，發明頗著。如論在具體語境下，“序”“錄”“論”均有次第、序列義（“論次”猶如“編次”“序次”），“與焉”“預焉”“豫焉”可以互換，“豫／預”與“序／敘”可以相通，“錄”當通“臚”“旅”而有次第義等，極有見地。其結論謂：
劉向書錄的“錄”旨在强調其條列的篇目次第，書錄中的敘述文字只是對篇目次第的附帶說明——說明新著篇目的來源、文本存在的文字訛謬、以及作者生平與學術淵源等情况。雖然這些敘述文字對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功莫大焉，但是劉向所謂“錄”主要是針對篇目次第而言。劉向書錄表面上包含篇目和敘錄兩個部分，但實際上“錄”的真意并不包括敘錄文字。“錄”之得名緣於其次第義，“錄”最初專指篇目次第。[28]
胡氏明確指出，“目錄”之“錄”字“并不包括敘錄文字”，其得名“緣於其次第義”。胡氏遍徵文獻，回歸原文語境作歷時并共時之考察，分析縝密，在方法上尤具啟發性。
綜合以上數家之討論，知其欲突破前人共識，主要申論“錄”字之“次第”義以爲根據。實則“目錄”之“目”字，亦具有“次第”之義，爲以上各家所忽略。
（三）“目錄”之“目”具有“次第”義
“目錄”一詞，由“目”與“錄”兩個語素構成。“目”之本義指眼睛，引申則有要點、細目等義。汪辟疆將目錄分爲“一書之目錄”與“群書之目錄”，前者即本書目錄，後者即書目。在本書目錄中，“目”指篇目，世所共認，并無异辭。需要指出的是，“篇目”之“目”字亦有“次第”之義。蓋“目”字指眼睛，引申指木節，“而樹木幹節之數繁多，因之後世凡多數之名物稱之爲目”[29]。如顔淵問仁，“請問其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顔淵》）《春秋·僖公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公羊傳》云：“‘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30]《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人事也。”前賢以“名詳而目”當作“名目而詳”[31]，頗有理據（與“號凡而略”句式一致）。“凡”“目”對舉，“遍辨其事”之“目”，實屬“將多數之名物項目一一縷列稱敘”[32]。
“目”既指多數之名物，條列之必有其先後次第。本書目錄之“篇目”，無論書於簡帛抑或紙張，均在二維平面内逐一排列其篇名；既有排列，無論是縱向（自上而下）抑或横向（自右至左）[33]，必有先後，故“目”本身即隱含有次第之義。析而論之，則“篇目”可視作由“篇名”（或稱“篇題”）與“次第”（目次）兩部分構成。如《孫卿書錄》中有“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直至“賦篇第三十二”等（即時賢所歸納之體式“☓☓第☓”），既有篇名（篇題），又有次第（序次）。即使不加“第一”“第二”，其先後排列亦秩然有序，書寫者了然於胸；加上“第一”“第二”，則其次第更爲明確，使用者一見即知。時賢已注意到揚雄《法言序》中但稱“撰”《學行》《吾子》等篇，而《漢書·揚雄傳》中則稱“撰《學行》第一”“撰《吾子》第二”等[34]，可證是否加序次，並不影響其次第之表達。
篇目具有次第义，出土文獻可以印證。例如在《天回醫簡》（屬西漢時期）中，有《治六十病和齊湯法》一種，“有目錄簡十五支”：
目錄簡分四欄書寫，共錄六十種病。内容涵蓋風、痹、山（疝）、内癉、消渴、傷中、金傷、女子瘕、嬰兒癇等内、外、婦、兒各科疾病。每病之下列一方至數方不等，共計一〇五方，包括藥方一〇一首，祝由方四首。[35]
《治六十病和齊湯法》是一種醫方書，十五支“目錄簡”合起來構成該書之篇目，分成四欄。經整理，第一欄如下所示：
《治六十病和齊湯法》篇目第一欄[36]
其中“治痹一”“治鼠十五”等篇名中數字，即表示其序次。此醫方書篇目中加序數例。
同爲醫方書，長沙馬王堆（西漢時期）帛書《五十二病方》卷首亦有篇目：
書首有目錄，正文每種疾病都有抬頭的標題，兩者互相一致，共五十二題。每種疾病題下分别記載各種方劑和療法，少則一、二方，多則二、三十方不等。[37]
卷首篇名共五十二題，也是分作四欄。經整理，第一欄内容如次：
《五十二病方》篇目第一欄[38]
此書篇目僅有篇名，而無序數，但所列篇題，與正文内標題一一對應（“互相一致”），知其各欄自右向左，有條不紊。
1972年，銀雀山漢墓出土物中有一块木牘，抄列《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題，整理者命名爲“篇題木牘”；所抄篇題共分上中下三欄，上欄有五題，從右至左依次是《守法》、《要言》、《庫法》、《王兵》、《市法》；中欄也是五題：《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下欄則是《兵令》一題及“上扁（篇）”、“下扁（篇）”、“凡十三”字樣[39]。此牘所抄篇題，并無“第一”“第二”字樣，而序次井然可識。同時出土的《孫子兵法》篇題木牘，亦分上中下三欄，布局相同[40]。時賢所舉阜陽雙古堆漢墓《儒家者言》篇題木牘之例[41]，情形相似。
以上諸例說明，無論古書篇目中有無序數，均不影響對於各篇次第之表達。易言之，篇題既列，次第自明，故“篇目”本身即有“次第”之義。
由於“篇目”兼含篇名與次第，因此又可以稱作“篇次”、“篇第”。如：
劉向校書之時，自領《六藝》、《諸子》、《詩賦》三略，蓋出中秘之所藏也。……惟是申、韓家言，次於諸子，仲舒治獄，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當時不責成於專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遺憾也。[42]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43]
以上二例中，“校定篇次”“分析篇次”，均包括校理篇名（篇題）、確定次第，從而形成本書篇目。
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44]
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編爲韵，乃於本韵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群書之總類。[45]
所謂“離析篇第”，即將原書篇目拆散，組成新目；“先後篇第”，指原書所有之篇目。
就物質載體而論，古書在漫長的形成、傳衍過程中，“篇”“卷”開始由物質計量單位（編簡成篇，捲帛成卷），逐漸脱離其物質屬性而變成意義的起訖單位，“篇”“卷”具有相通性，可以互換。既有“篇目”“篇第”之稱，遂又有“卷目”“卷第”之名：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正光二年）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凡所爲詩賦銘贊詠頌表啟數百篇，五十餘卷，别有集。……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46]
按：“光撰魏史”者，即本傳所云“參撰國書”“共撰國書”之國書，即本朝史。徒有“卷目”者，謂僅有修撰目錄，未能成書。“卷目”即魏史之篇目，按卷組織，故有是稱。
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直史館，修國史……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歷衛尉少卿、左庶子……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别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疏略。……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兢家藏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47]
吳兢（669或670—749）此目，《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作“《吳氏西齋書目》一卷（吳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九書目類亦有著錄，而解題云：
右唐吴兢錄其家藏書，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書，附於正史之末，又有續抄書列於後。[48]
知《西齋書目》係吳氏藏書目錄，篇卷總數較《漢書·藝文志》（學界或簡稱作《漢志》）稍豐。“兢自撰書”，蓋本傳所稱之“《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既“附於正史之末”，則此目係分類目錄。
吴氏本傳中所謂“目錄其卷第”者，即抄錄藏書之篇卷、次第而編成目錄，“卷第”猶“卷目”。
總之，本書目錄之“目”（“篇目”），本身即含有“次第”之意。如果“目錄”之“錄”僅因“次第”之義而成爲構詞要素，那麽，構成“目錄”的兩個語素之間，就存在同義複指的關係。在討論“目錄”之成詞及其能指時，不能忽視此節。
（四）余嘉錫界定之要點
關於“目錄”之成詞，前揭余嘉錫之說，實已有精當之發明。其文極爲精煉，而内容豐富，細析之則包含如下要點：
（甲）構成“目錄”之“目”與“錄”，均與劉向校書密切相關。“錄”字兼包“敘”（敘錄、敘論）與“目”（篇目）兩個要素，“有目有敘乃得謂之錄”。（此“錄”即“書錄”[49]。）
（乙）“錄”既兼包“敘”“目”，那麽，舉“錄”可以“該目”（即涵盖、代指“目”）。同理可以“該敘”[50]。
（丙）劉向校書，本以篇目爲主，故舉目言之，可稱“目錄”。而其所奏之文，可稱“敘錄”（程千帆稱“敘論”）。目錄、敘錄，均指書錄；成詞之始，均屬“舉偏以該全”；因所指相同，故能“相互以見意”。
（丁）“目錄”一詞後得以广泛使用，而專以“錄”指“目”，因此，僅有篇目而無敘者亦可以稱作“目錄”。
（戊）又其後用“目”字指書名，因此只記書名而不載篇目者，亦使用“目錄”之名（即書目）。
綜上可知，余嘉錫結合劉向校書之史實，用極精煉之文字，構建出從“（書）錄”到“目錄”的釋名體系，“目”“錄”“敘”等要素各有其界義及演進路徑。
至於余氏之說是否允當，須回到劉向、歆父子校書語境，從實證中考溯“目錄”之成詞及其所指。
“目錄”之成詞
早期文獻中包含“目錄”之題名或語句，前賢如汪辟疆、余嘉錫、程千帆等均有考溯（見前揭），主要是以下幾條：
（甲）《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引劉向《列子目錄》；
（乙）《文選》任彥昇《爲范始興求立大宰碑表》，李善注引《七略》“青絲編目錄”；
（丙）班固《漢志敘傳》“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丁）鄭玄《三禮目錄》。
以上各條内“目錄”一詞，其含義并不相同，大體反映該詞所指之演變。以下試作分析。
（一）“劉向列子目錄”
《文選》卷二十二王康琚《反招隱诗》“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句，李善注云：
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51]
劉向校書所作書錄，現存者有若干完篇，《列子》是其中之一。其文先列篇目，由“天瑞第一”至“說符第八”，係“篇名＋次第”之格式，且有總括之語：“右新書，定著八篇”。其後乃劉向奏上之文：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外書凡（53，54）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王氏《漢志考證》曰：或謂“鄭繻公”，字誤謂“繆公”。）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列子》宋刻本。）[52]
劉向奉詔校書，書成即上奏皇帝，此即其敘奏之文，首尾之“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係奏上習語。所奏内容，首明校讎情形，次考列子其人，次評列子之學，末論是書價值。劉向曾任宗正，奉命校書，奏文因此带有基於儒家立場的諷諫傾向及格式化印記[53]。其文至“臣向昧死上”，語意已竟，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等二十七字，係另外標記之語（疑即其題名簡），以示此書與其他校畢之書相别[54]。“《列子書錄》”，係劉向手定，乃其校書時對上揭篇目及敘奏之文之指稱，“書錄”之稱即始於此。其時明確使用“書錄”一稱之現存者還有《戰國策書錄》與《孫卿書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异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55]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56]
以上三例表明，劉向“書錄”包括本書篇目及奏上之語；前賢稱“錄”字兼包目（篇目）與“敘”（敘錄、敘論），即本諸此。其中《戰國策書錄》校讎情形談竟，即以“敘曰”領起，始論“周室自文武始興”云云，是劉向又以“敘”字標識其討論學術之内容。余嘉錫稱“有目有敘乃得謂之錄”，其“敘”字即溯源於此，並用以指稱書錄内篇目以外的全部奏文。
《别錄》其書，《隋志》、《舊唐書·經籍志》（以下簡稱“《舊唐志》”）、《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新唐志》”）均有著錄（作“《七略别錄》二十卷”），大約至宋代靖康而亡佚[57]，李善（630—689）能見到其書（儘管可能已非全本）。前揭李善所引“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正是《列子書錄》中語。李善注所引不稱《列子書錄》而稱《列子目錄》者，顯以“目錄”指代“書錄”，正是余嘉錫所云“舉偏以該全”之意。此例中“目錄”既指代書錄，且所重在“敘”而不在“目”（所引乃敘奏之文而非篇目），可見此“目錄”之“錄”偏指“敘錄”，實與“次第”無涉。
以“《列子目錄》”指稱《列子書錄》，并不始於李善。東晋張湛《列子序》云：
湛聞之先父曰……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揚州刺州，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58]
今通行《列子》即張湛注本[59]。其家傳之“《楊朱》《說符》《目錄》三卷”，蓋以篇爲卷，《目錄》指《列子新書目錄》[60]，實即“載在本書”（《七錄序》）之《列子書錄》。故此“目錄”亦是指代“書錄”，即余嘉錫所云“舉偏以該全”者。
（二）“青絲編目錄”
《文選》卷三十八任昉（字彦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原夫存樹風猷，没著徽烈，既絶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李善於“青編落簡”下注云：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敇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内則延閣廣内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61]
《七略》其書，《隋志》《舊唐志》《新唐志》均有著錄（作“《七略》七卷”），可證此書唐代猶存，李善因此得以引據。“尚書”，學界一般認爲就是作爲六經之一的《尚書》（如前揭汪辟疆、余嘉錫所論）。劉向奉命校書，既負總責，又親自校理經傳、諸子、詩賦（見《漢志序》）三大類，曾以中古文本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經文（見《漢志》書類小序）。按其校理流程，當同《戰國策書錄》等例而撰有《尚書書錄》。其子劉歆尤其愛好古文，欲將《古文尚書》及《毛詩》《左氏春秋》等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博士的抵制，不肯置對，歆遂憤而移書責讓之（詳《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所附劉歆傳）。劉歆對《尚書》書錄，當特别留意。汪辟疆以此《七略》所載之“《尚書》目錄”爲“書内目錄”（見前揭），實即《尚書》之本書書錄。與上揭《列子目錄》實指《列子書錄》一貫，屬余嘉錫所稱“舉偏以該全”者[62]。
《别錄》《七略》，先後成書。班固《漢書·藝文志》總序云：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63]
阮孝緒《七錄序》云：
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辯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64]
由以上序文，可知《别錄》成書在前，《七略》在後；《七略》係以《别錄》爲本，“撮其指要”而成。此次校書事業由劉歆（？—23）收尾，《七略》係最後奏進之校書總目。
“目錄”最早見諸文獻者，即此《七略》所載之“青絲編目錄”，成詞於劉歆，而在劉向“書錄”之後。
（三）“爰著目錄”
班固（32—92）《漢書敘傳》云：
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65]
本節文字係班氏《漢書·藝文志》之題解，自陳其緣起及志意。班氏《敘傳》延續《太史公自序》的書寫傳統，爲本書各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傳七十）均撰有題解。《藝文志》本諸劉氏《别錄》《七略》，既是《漢書》十志之一，又是一部書目，開史志目錄之先河。《藝文志》有分類（六略），有類序，但無解題；各書書名之下，也無各書篇目。“爰著目錄”之“目錄”，所指即是《藝文志》，實則有“目”無“錄”；“目”指以書名爲主的各條著錄（可稱“條目”）。此“目錄”屬於余嘉錫所言“但記書名不載篇目者，并冒目錄之名”者。
（四）《三禮目錄》
《三禮目錄》是鄭玄（127—200）禮學著述之一。《隋志》經部禮類著錄“《三禮目錄》一卷”，注云：“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66]清代輯佚大盛，此書遂有孔廣林、袁鈞、臧庸、黄奭、王謨等輯本，其中以孔氏輯本爲優[67]。根據輯本，可知此著首有序一篇，論禮之名義及糾正諸儒之失之旨趣；其次分列《周禮》《儀禮》《禮記》三書之篇目，并逐一爲之題解。如解《周禮》之《天官冢宰第一》云：
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從專科目錄的角度而言，《三禮目錄》是第一部可考的經學目錄[68]，在目錄學、經學史上具有重要價值[69]。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儀禮》《禮記》《周禮》是三種著作，《三禮目錄》因此是群書目錄（書目）而非一書之目錄。值得注意的是，《三禮目錄》“總序＋各書篇目＋各篇題解”的目錄體製，有其獨特性，既不同於前此之書目（《别錄》《七略》無各篇題解，《漢書·藝文志》無解題），也不同於後此之解題目錄（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四庫全書總目》等，均不載篇目，更無各篇題解）。《三禮目錄》既有書名，又有篇目，實超出前揭余嘉錫概括者之外。
就學術淵源而論，《三禮目錄》實遠法《詩》《書》之小序，近承《淮南子·要略》、《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漢書·敘傳》等本書目錄（一書之目錄）。《三禮目錄》之題名，則借鑒劉歆、班固所稱之“目錄”。《三禮目錄》雖有“目”有“錄”，其“錄”實指與各篇對應之題解，與劉向解說各書之敘錄有所不同。
附带論及，後世同《三禮目錄》近似者亦有其例。宋王堯臣（1003—1058）等《崇文總目》目錄類有韋寶鼎《文選著作人名目》三卷[70]，鄭樵（1104—1162）《通志·藝文略》目錄類同，歸入“文章目”之屬，并明韋氏爲唐人[71]。晁公武（1102？—1187？）《郡齋讀書志》書目類亦有著錄，題作“《文選著作人名》三卷”，而解題云：
右常寶鼎撰。纂《文選》所集文章著作人姓氏、爵里、行事，及其述作之意。[72]
根據三家著錄，知此目係以《文選》篇名爲綱，逐一爲之解題；其解題則與《别錄》相類，先談撰人事行，以“知人論世”；再談“述作之意”，猶“撮其指意”。與《三禮目錄》不同的是，《文選著作人名（目）》作爲目錄，其“目”是《文選》一書之篇目，在目錄中有其特殊性，也超出前揭余嘉錫概括者之外。
通過上述分析，“目錄”成詞於劉歆續成父業之際，用指書錄（“青絲編目錄”），後又可以指稱書目（《漢書·藝文志》、《三禮目錄》）。可見隨着時代之發展與學術之演進，“目錄”之所指不斷擴展。
叁
“目錄”之所指
“目錄”成詞之後，由指代書錄進而指稱書目，又進一步能指稱本書之篇目、書目之類名，乃至事物之名簿等。以下試予辨析。
（一）指書錄
“目錄”指書錄之例，後世頗有之。兹舉數例。
《三國志·蜀書·秦宓傳》載其言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裴松之（372—451）注云：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73]
劉向《七略》實即《别錄》（《七略别錄》之省）[74]。《中經部》即荀勖（217？—289）《晉中經簿》，阮孝緒《古今書最》著錄，《隋志》簿錄篇同（題作“《晋中經》十四卷”），裴松之得見其書而加以引據。《漢志》論語類有《孔子三朝》七篇。據考，七篇指《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今《大戴禮》中俱存[75]。《晉中經簿》著錄之《孔子三朝》作八卷，“一卷目錄”者，即《孔子三朝》本書之目錄；其餘七卷即七篇（篇、卷均以内容爲起訖，可以互通）。七篇之目極簡，不足以成卷，故此“一卷目錄”必有目有敘，則《孔子三朝》當有書錄一卷。裴松之所稱“一卷目錄”，實指書錄。
又《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後附《諸葛氏集目錄》：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随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逺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76]
陳夀出任著作郎，奉命整理諸葛亮集，撰寫“目錄”，而其體製同前揭《列子書錄》等如出一轍（惟篇目小計後尚有具體字數，蓋受《太史公自序》及《說文解字敘》影響），知其校理之原則與流程，即同劉向故事（“删除複重，随類相從”即是）。“謹錄寫上詣著作”者，除《諸葛氏集》外，還有此篇包含篇目與敘奏兩個部分的“諸葛氏集目錄”，也即《諸葛氏集》之書錄。後人編校諸葛氏集，取作《進諸葛亮集表》[77]，而改易其篇目及敘奏之次序。
又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卷十二爲“雜錄”，其序中云：
宋明皇帝摽心淨境，載飡玄味，迺勑中書侍郎陸澄撰錄法集。陸博識洽聞，苞舉群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一百有三卷。其所閱古今，亦已備矣。今即其本錄以相綴附，雖非正經，而毗讚道化，可謂聖典之羽儀，法門之警衛。足以輝顯前緒，昭進後學。[78]
此段表彰陸澄（425—494）所撰《法論》，故具載其《法論目錄》（祐書此卷首篇篇題即作“宋明帝勅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第一”）。據僧祐所載，知《法論》共分《法性集》《覺性集》以至《邪論集》等十六集，集各爲帙，共十六帙。僧祐具列各集所載篇目，篇目之前復有序云：
論或列篇立第，兼明衆義者，今總其宗致，不復擿分。合之則體全，别之則文亂。……又支遁敷翰遠國，述江南僧業，故兼錄。[79]
此序自陳著錄法論之義例，具有“序例”之用[80]；置諸書首，合十六帙之篇目，即成《法論》之書錄——“序”（敘）在“目”前，是書錄之另一體式。僧祐《雜論序》中“本錄”云云，即指《法論》書錄。故首篇篇題中之“目錄”，即指《法論》書錄。
《隋志》内條目，常有“并目錄”及“錄一卷”字樣。如：
（1）晉《伏滔集》十一卷（並目錄。梁五卷，錄一卷。）
（2）晉聘士《殷叔獻集》四卷（並目錄。梁三卷，錄一卷。）
（3）晉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並目錄。梁二十卷，錄一卷。）
（4）晉給事中《徐乾集》二十一卷（並目錄。梁二十卷，錄一卷。）
（5）晉司徒《王絢集》十一卷（並目錄。梁十卷，錄一卷，亡。）
（6）晉荆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並目錄。梁十卷，錄一卷，亡。）
（7）宋太常卿《孔琳之集》九卷（並目錄，梁十卷，錄一卷。）
（8）宋侍中《孔寧子集》十一卷（並目錄。梁十五卷，錄一卷。）
（9）宋太常卿《蔡廓集》九卷（並目錄。梁十卷，錄一卷。）
（10）宋太尉《袁淑集》十一卷（並目錄。梁十卷，錄一卷。）
以上諸例，從卷數分合上看，有以下幾種情形：
（甲）唐初卷數與梁代相同，說明其書自梁代至唐，大致無改。如第（2）例，“梁三卷，錄一卷”，合四卷，與唐初卷數相同。與此同類者還有第（4）（5）（10）三例。
（乙）唐初卷數較梁代爲少，說明其書由梁至唐，漸有散佚。如第（3）例，梁代共二十一卷，至唐止有九卷，已有散佚。與此相同者還有第（7）（8）（9）三例。
（丙）唐初卷數較梁代爲多，說明其書内容有所增加，或者篇卷有所離析。如第（6）例，《殷仲堪集》在梁代十一卷，至唐初則有十二卷，增加一卷。而第（1）例中，《伏滔集》梁代止有六卷（本書五卷，錄一卷），而唐初則有十一卷者，或是本書五卷析爲十卷所致。
以上諸例中，第（2）例《殷叔獻集》書止三卷而即有“錄一卷”，則此“錄”當不止於條列篇目，或别有豐富之題解，故“錄一卷”之“錄”實指書錄；而“并目錄”者，是指唐時《殷叔獻集》四卷，已包含“目錄”在内。第（4）（5）（10）三例亦同。據此可知，《隋志》中“錄一卷”均指書錄一卷，“并目錄”即指目錄已包含於全書之中。因此，“并目錄”之“目錄”即指本書書錄。
（二）指書目
“目錄”指稱書目（群書目錄），前揭班固“爰著目錄”（指《漢書·藝文志》）、鄭玄《三禮目錄》二例即是。“目錄”既有此意義指向，其後許多書目徑以“目錄”爲名，如《晋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徐廣等撰）、《晋義熙以來新集目錄》（丘淵之撰）、《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謝靈運等撰）、《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目錄》（王儉撰）、《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王亮、謝朏撰）、《（梁）文德殿正御四部目錄》《文德殿術數書目錄》（劉孝標撰）、《梁東宮四部目錄》（劉遵撰）、《魏闕書目錄》、《陳天嘉六年夀安殿四部目錄》等；另有大量佛教書目以“目錄”爲名，如《大秦衆經目錄》（釋僧叡撰）、《衆經目錄》（李廓撰）、《衆經論目錄》（菩提留支撰）、《綜理衆經目錄》（釋道安撰）、《諸經目錄》（釋道祖撰）等。
以上“目錄”均指具體書目，亦可泛指書目。如孫詒讓《温州經籍志序例》：
目錄之别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81]
值得注意的是，“目錄”指代書目時，其構成要素（“目”與“錄”）之含義亦發生變化：“目”字實指構成書目之條目（以書名爲核心内容），“錄”則意義虛化，并無實指。無“錄”之“目”，泛稱“目錄”，屬余嘉錫所稱“冒目錄之名”者。沿用既久，用“目錄”指稱書目，已成常態。
（三）指篇目
厘定篇目是校理圖書的首要工作，所謂“比次衆本，釐正篇目”（前揭程千帆語）是已。劉向校書即“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志序》）。梁代任昉（460—508）任職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梁書》卷十四本傳。）
《晋書·曹志傳》：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逹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82]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史部簿錄類，即據此立“《陳思王自撰目錄》”一條。姚氏復以《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之《（嵇）康集目錄》一則爲證，持論云：“知當時撰著繁富者，皆各自爲目錄。”[83]
按，曹植自撰目錄，與其自編集本同時，而其“手自編次”者，“可稱之爲全集”[84]。曹植自撰之目錄屬個人著述目錄，其内容即是個人著述之篇目。
又梁代阮孝緒（479—536）《七錄書錄》内，有《七錄目錄》一篇。《七錄》有七個一級分類（稱“錄”），即《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術技錄》《佛法錄》《仙道錄》。《七錄目錄》則於各錄之下，分載二級部類（稱“部”）及其著錄總數。如：
記傳錄 内篇三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六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三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四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85]
以上各部著錄圖書之種數、帙數、卷數，條列清楚，可見阮孝緒深具文獻意識。將各錄合而觀之，則《七錄目錄》於《七錄》一書之分類系統及著錄總數，概括無遺。由於《七錄》之主體就是按照各錄、各部之序次依次展開，因此，上揭錄名、部名即相當於一般著述之篇目；《七錄目錄》同《七錄總序》及《古今書最》聯成一體，雖以“七錄序”爲總名，實則充當《七錄》之書錄功能。以“目錄”指篇目，此其一例。
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於“序”“條例”“次第”“注解傳述人”之後，有“目錄”一項：
經典釋文第一序錄
經典釋文第二周易音義
經典釋文第十儀禮音義
右上帙十卷
經典釋文第十一禮記音義之一。起第一盡第五
經典釋文第三十爾雅音義下。下卷
右下帙十卷[86]
以上所列，實即《經典釋文》之篇目，包含篇名、次第及所處帙次。此“目錄”即指本書之篇目。此係以“目錄”指篇目之又一例。
前揭《治六十病和齊湯法》有十五支“目錄簡”，帛書《五十二病方》“書首有目錄”，均係今人整理時之指稱，“目錄”均指篇目。
目錄指稱篇目，其制至今猶存。凡正式圖書，無不具有目錄（目次），俱是古書標列篇目之遺。
（四）指類名
魏晋以降，書目漸多，故有單獨成類之需要。阮孝緒（479—538）《七錄·記傳錄》著錄有三十六種書目，以“簿錄部”爲名。就書目類型而言，此屬“書目之書目”。《隋志》因之，於史部設類，收書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名曰“簿錄篇”（“篇”即“類”）。《舊唐志》相沿成類，統計稱“右錄雜四部書目十八部，凡二百一十七卷”，而乙部史錄下稱“目錄類”。自此，“目錄”又用作部類之名，後世書目遞相襲用（如《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
（五）指名簿
“目錄”一般指圖書，如移作他指，則可以作事物名簿之用。如《隋志》論語類有鄭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舊唐志》《新唐志》均題作“《論語篇目弟子》”，《新唐志》又載鄭玄注《論語釋義》一卷。姚振宗指出：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贊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其書自漢以來，附於孔氏《古文論語》篇目之後，故《唐志》云《論語篇目弟子》。鄭氏此注，據《唐藝文志》，似附《釋義》之後。《釋義》又似《七錄》所載鄭注《古文論語》十卷也。至隋，《釋義》亡，僅存此帙，故别出其目。[87]
據姚氏所考，《論語孔子弟子目錄》實取孔子弟子名姓文字編次成篇，乃人物名錄；如視人名爲“目”，其他字、籍里等信息爲“錄”，則與書錄、書目形式相倣，故稱“目錄”。此書爲朱彝尊《經義考》論語類著錄，與《孔子徒人圖法》及蘇過《孔子弟子别傳》、夏洪基《孔門弟子傳略》等構成系列，成爲朱氏《孔子弟子考》《孔子門人考》《孟子弟子考》及《經義考·承師》之體製前承。
此外，“目錄”還可用如動詞。前揭卷目例中“（吴兢）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者，即謂吴氏就其藏書之卷次，編爲目錄。
肆
結 語
用以名學的“目錄”一詞，首見於劉歆《七略》，用指書錄。“書錄”是劉向奉命領校群書的結撰成果之一，載在本書，隨竟奏上，時又别集衆錄而爲《别錄》一書。與“條其篇目，撮其指意”相對應，“（書）錄”包括“篇目”與“敘”（敘錄、敘論）兩個部分。“篇目”係排次篇題而成，本身即包含“次第”之義。校理、編定圖書，係以篇目爲主，偏舉而言則稱“目錄”（同理有“敘錄”），指代書錄，即前賢所謂“舉偏以該全”者。随着時代發展與學術演進，“目錄”之所指逐漸擴大，不僅可以指代書錄，也可以專指篇目（如《七錄目錄》、《經典釋文·序錄·目錄》），還可以指書目（即群書目錄）。指稱書目時，“目錄”之“目”字由指向以篇名（篇題）爲主之篇目，轉向以書名爲主之條目，如班固“爰著目錄”（指《漢書·藝文志》）即是。“目錄”進而用作部類之名（如目錄類），還可移作事物名簿之稱。總之，目錄源於書錄，而其爲用又廣於書錄。書錄局限於本書，是一書之目錄；目錄則不限於本書，具有更豐富之意義指向，能兼指書錄與書目。治書之學中專記圖書存亡、考辨學術源流者以“目錄”名學，實有其内在演進之必然。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同門張宗品教授及南京大學文學院研究生鄒金君、張秀秀諸君之帮助，在此謹致謝忱。
注 釋
*本文係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江蘇目録學史”（19WMB014）、浙江省紹興文化研究工程重點項目“宋代紹興經學著述考”（22WHZD01-3Z）之階段性成果，朱彝尊研究中心、貴陽孔學堂研修成果。對於文中提及之前輩及時賢，筆者均深表敬意，惟臨文不諱，徑稱姓名，以符學界通例。
[1]［清］章學誠《校讎通義敘》，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945頁。
[2]余嘉錫稱：“凡目錄之書，實兼學術之史。”見氏著《目錄學發微》卷一“目錄學之意義及其功用”，巴蜀書社，1991年，第3頁。（附記：余氏《發微》一書，始以講義由各校印行，直至1963年方正式出版，整理者爲其婿周祖謨教授。其後周教授又據余氏手校批注本整理，編定於1989年，是爲增補本，1991年由巴蜀書社出版。《發微》傳本較多，增補本是此書最後定本，余氏文字當以此本爲準。）
[3]代表性著作有：余嘉錫（1884—1956）《目録學發微》（1930—1948年講授，1963年初版，1991年出版增訂本），向宗魯（1895—1941）《校讎學》（1944），劉咸炘（1896—1932）《續校讎廣義》（1919）、《目録學》（1928），汪辟疆（1887—1966）《目録學研究》（1934），杜定友（1898—1967）《校讎新義》（1930），劉紀澤（1901—1960）《目録學概論》（1931），姚名達（1905—1942）《目録學》（1933）、《中國目録學史》（1938）、《中國目録學年表》（1940）；蔣元卿（1905—1999）：《校讎學史》（1935）；張舜徽（1911—1992）《廣校讎略》（1943屬稿，1945印行）；程千帆（1913—2000）《校讎廣義》（1941。存《目錄篇》殘頁）、《目錄學通故》（1941）。
[4]劉咸炘《目錄學·弁言》，載氏著《推十書》，成都古籍書店，1996年影印，第1729頁。
[5]杜定友《校讎新義·編次第七》，上海書店，1991年（據中華書局1930年排印本影印）。杜氏留學漢外，專攻圖書館學，返析校讎新義，頗多新穎之論。
[6]汪辟疆（名國垣，字辟疆，以字行）1927年任教於第四中山大學（該校1928年定名中央大學），講授目錄學等課程。（參見程千帆《後記》，見《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68頁；馬騄程《國學宗師汪辟疆先生》，載《南雍驪珠：中央大學名師傳略》，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9—40頁。）其《目錄學研究》由六篇專題研究組成，第六篇乃《漢魏六朝目錄考略》，首段之末有記云：“戊辰十二月國垣記。”（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27頁。）據知民國戊辰（1928年），其講義即已齊備。劉紀澤《目錄學概論》附錄一《治目錄學之重要書目》，列有“《書目考》（汪國垣）”一種（《目錄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31年，第19頁），知汪辟疆久已從事書目考證，具有研究目錄學的實踐基礎。周祖謨整理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於《前言》中稱：“作者於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北京各大學講授目錄學時，即以此印爲講義教授諸生。”（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巴蜀書社，1991年，第2頁。）
[7]參見秋楓《目錄學家劉紀澤》，《江蘇圖書館學報》1986年第4期，第47—49頁。
[8]汪辟疆概括古今人論目錄之學，歸結爲四種觀點：（一）綱紀群籍、簿屬甲乙之學，（二）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三）鑑别舊槧、讐校異同之學，（四）提要鉤元、治學涉徑之學；進而指出，與之對應者有四種目錄：目錄家之目錄、史家之目錄、藏書家之目錄、讀書家之目錄。（《目錄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6頁。）
[9]汪辟疆《目錄學研究》，第1頁。
[10]汪辟疆《目錄學研究》，第11頁。
[11]汪辟疆《目錄學研究》，第17頁。
[12]汪辟疆《目錄學研究》，第30頁。嚴鐵橋即嚴可均（1762—1843），有《别錄》輯本。
[13]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一“目錄釋名”，第15頁。
[14]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一“目錄釋名”，第16頁。按：阮孝緒《七錄·記傳錄》已有簿錄部，爲《隋志》所本，故以“簿錄”名類始於《七錄》。
[15]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一“目錄釋名”，第16—17頁。
[16]姚名達《目録學》卷一“原理篇”，《民國叢書》第1編第47册，上海書店，1989年，第6頁。
[17]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敘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頁。
[18]程千帆《目録學通故·名實嬗變第一》，《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講義續編》第21册，崇文書局，2023年，第143—148頁。
[19]程千帆《目録學通故·名實嬗變第一》，《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講義續編》第21册，第149頁。
[20]詳拙文《從〈目録學叢考〉到〈校讎廣義〉：論程千帆先生的目録學研究》，《古典文獻研究》第27輯上卷，鳳凰出版社，2024年。
[21]見王重民先生校訂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之《後記》，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1957年《中國文化史叢書》本），1984年，第425頁。
[22]許世瑛《中國目錄學史》，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年，第6頁。
[23]昌彼得《中國目錄學講義》上篇《敘論篇》第一章《目錄釋名》，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63年（據手稿影印），第7頁。按：此書後易名《中國目錄學史》（與潘美月合撰），其第一章《目錄釋名》，所論基本相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6頁。）
[24]查啟森《目録商釋·附稱謂辨》，《圖書館》，1987年第5期，第32頁。
[25]查啟森《目録商釋之二——試釋楊僕〈兵錄〉、劉向〈别錄〉之“錄”字的意義》，《圖書館》，1988年第2期，第38—39頁。
[26]傅榮賢《中國古代目錄五題》第四部分“‘目錄’之‘錄’重釋”，《大學圖書館學報》，2007年第2期，第48—37頁。按：楊樸當作“楊僕”。
[27]孫氏結論是：“‘目錄‘是因錄也就是抄錄、記錄‘目’而來，‘錄目’由動詞而爲名詞即爲‘目錄’；具體所指可以是抄錄、記錄一書之‘目’（篇名）；也可以是指抄錄、記錄群書之‘目’（書名）；‘書錄’與‘目錄’均可簡稱爲‘錄’；在劉向、劉歆父子及班固之後的目錄學實踐中，‘目錄’一詞所涵盖的對象被逐漸放大。”（孫振田《古典“目錄”名義的誤讀及其新解》，《圖書館論壇》，2015年第2期，第60頁。）
[28]胡敕瑞《“目錄”之“錄”及其相關詞語》，《中國訓詁學報》第九輯，商務印書館，2024年，第17—18頁。
[29]昌彼得《中國目錄學講義》上篇《敘論篇》第一章《目錄釋名》，第1頁。
[30]《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50頁。
[31]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一〇，中華書局，1992年，第287頁。
[32]昌彼得《中國目錄學講義》上篇《敘論篇》第一章《目錄釋名》，第2頁。
[33]古代存在少量從左往右的書寫形式。參見馬怡《中國古代書寫方式探源》（《文史》2013年第3期）、劉琴麗《唐代石刻文獻的左行書寫》（《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1期）等文。
[34]胡敕瑞《“目錄”之“錄”及其相關詞語》，《中國訓詁學報》第九輯，第19頁。
[35]天回醫簡整理組《天回醫簡》下册，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92頁。
[36]天回醫簡整理組《天回醫簡》下册，第93頁。十五支篇名簡圖版在上册第197—198頁。
[37]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册，中華書局，2014年，第213頁。
[38]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册，第214頁。
[39]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圖版第94頁、摹本第11頁、釋文第127頁。
[40]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釋文第29頁。
[41]胡敕瑞《“目錄”之“錄”及其相關詞語》，《中國訓詁學報》第九輯，第21—22頁。
[42]［清］章學誠《校讎通義·補校漢藝文志第十（之二）》，《校讎通義》卷二，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993—994頁。
[43]［清］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諸子第十四（之三）》，《校讎通義》卷二，第1036頁。
[44]［清］章學誠《校讎通義·補鄭第六（之三）》，《校讎通義》卷一，第979頁。
[45]［清］章學誠《校讎通義·校讎條理第七（之三）》，《校讎通義》卷一，第984頁。
[46]［北齊］魏收《魏書·崔光傳（附子鴻）》，見《魏書》卷六七，中華書局，1974年，第1487—1502頁。
[47]［後晋］劉煦等《舊唐書·吳兢傳》，見《舊唐書》卷一〇二，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2頁。
[48]［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0—401頁。
[49]“書錄”係雙音節詞，始見於劉向遺篇《戰國策書錄》、《孫卿書錄》及《列子書錄》（見下文）。余嘉錫從意義上加以分析，指出“‘錄’字當屬上讀，猶言‘某書之錄’也。知向但自名爲錄，實兼包篇目、指意二者言之。”（《目錄學發微》卷一“目錄釋名”，第17頁。）唐代毋煚有《古今書錄》，宋代陳振孫有《直齋書錄解題》等，顯以“書錄”爲詞。黄侃嘗論“句讀有繫於音節與繫於文義之異”，可參。（詳《文心雕龍札記·章句第三十四》，周勛初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2－134頁。）
[50]程千帆亦指出：“錄之爲物，既兼賅篇目書敘，後有作者，意或偏長，遂有舉錄以當目者，有舉錄以當敘者。”（《目録學通故·名實嬗變第一》，《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講義續編》第21册，第150頁。）
[51]［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49頁。
[52]［漢］劉向撰，［清］姚振宗輯錄，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錄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54頁。
[53]元帝時劉向上封事，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班固《漢書》卷三六，中華書局，1962年，第1947頁。）此處“臣向昧死上”及下揭《孫卿書錄》之“臣向昧死上言”，均係臣子奏上習語。
[54]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竹書的篇題，有的寫在篇首第一簡簡背，有的單獨寫在一簡上，有的寫在篇尾。”（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前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頁。
[55]［漢］劉向撰，［清］姚振宗輯錄，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錄佚文》，第32—35頁。
[56]［漢］劉向撰，［清］姚振宗輯錄，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錄佚文》，第41—45頁。
[57]說詳張滌華《〈别錄〉的亡佚及其輯本》，載氏著《目錄校勘學論稿》，臺北學海出版社，2004年，第52—55頁。（原載《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
[58]楊伯峻《列子集釋》附錄二，中華書局，1979年，第278—279頁。
[59]按：學人或疑此本非《漢志》著錄之舊（即非劉向、歆父子校定之舊），進而懷疑上揭《列子書錄》亦屬僞作。（詳楊伯峻《列子集釋·前言》，第2—4頁。）惟前揭《列子書錄》與《戰國策書錄》《孫卿書錄》相較，三者體制與用語基本相同，可信度較高；且彼時《别錄》尚存，即使《列子》原書所載者不存，編者也能據《别錄》補足。
[60]楊伯峻《列子集釋》附錄一，第277頁。
[61]［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三八，第1779頁。
[62]傅榮賢將“尚書”理解爲官署機構，認爲“青絲編目錄”指漢代有“目”無“錄”的詔令目錄。（詳《“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正詁》，《圖書情報工作》2009年第21期，第139—141、145頁。）如按此解，則屬余嘉錫所稱“有篇目而無敘者亦謂之目錄”者。
[63]［漢］班固《漢書》卷三〇，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1頁。
[64]［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趙城金藏》第94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203頁。
[65]［漢］班固《漢書》卷一〇〇，第4244頁。
[66]［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二，中華書局，1973年，第924頁。
[67]說詳初建祥《〈三禮目錄〉五家輯本考》（未刊稿）。
[68]說詳張宗友《經義考研究（增訂本）》第一章第三節（鳳凰出版社，2020年，第70—75頁）。
[69]參見張宗品《論〈三禮目錄〉》一文（載《古典文獻研究》第十輯，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345—355頁）。
[70]［宋］王堯臣等撰，［清］錢東垣輯釋《崇文總目輯釋》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916册，第674頁。
[71]［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年，第1596頁。
[72]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1頁。
[73]［晉］陳夀《三國志》卷三八，中華書局，1959年，第974頁。
[74]說詳張滌華《〈别錄〉釋名》，載氏著《目錄校勘學論稿》，臺北學海出版社，2004年，第43—49頁。（原載《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75]按：《漢志》論語類《孔子三朝》條，顔師古注云：“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漢書》卷三〇，第1717頁。）清儒王聘珍致疑曰：“今檢《大戴記》中《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皆對哀公之言，然《大戴》無‘三朝記’之名，未知師古所謂‘一篇’者，意何屬也？”（［清］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卷九“《孔子三朝記》 《漢志》七篇”條，《蘇齋叢書》本。）胡玉縉指出：“‘一’乃‘七’字之譌。七篇者，《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并在今《大戴記》中；王應麟《困學紀聞》及《藝文志考證》言之甚明。”（胡玉縉《許廎經籍題跋》卷一《經義考補正書後》，見氏著《續四庫提要三種》，吴格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432頁。）《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四篇，見王聘珍《大戴禮解詁》卷九；《小辨》、《用兵》、《少閒》三篇，見《解詁》卷一一。（中華書局，1983年。）
[76]［晉］陳夀《三國志》卷三五，第929—931頁。
[77]［三國］諸葛亮《諸葛亮集》卷首，段熙仲、聞旭初編校，中華書局，第9—12頁。此篇後有“澍案”云云，知改易者係清人張澍（編有《諸葛忠武侯文集》）。
[78]［梁］僧祐《雜錄序》，載氏撰《出三藏記集》卷一二，中華書局，1995年，第428頁。
[79]［梁］僧祐《雜錄序》，載氏撰《出三藏記集》卷一二，第428頁。
[80]清儒嚴可均自《釋藏》中輯出此文，以《法論目錄序》爲名編入《全齊文》卷一五，而誤將題中“第一”二字闌入正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第2878頁。
[81]［清］孫詒讓《温州經籍志》卷首（民國十年浙江圖書館校刊本），《續修四庫全書》第918册，第130頁。“朱氏”指朱彝尊，“四目”，指《經義考》用存、佚、闕、未見四項記錄圖書之流存狀態。
[82]［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五〇，中華書局，1959年，第1389—1390頁。
[83]［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9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45頁。
[84]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前言》，中華書局，2016年，第1頁。
[85]［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趙城金藏》第94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208—209頁。
[86]［隋］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一（宋元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9—72頁。
[87]［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八，《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15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42頁。
本文原載《古典文獻研究》28輯上卷，發表後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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