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则“村民共同照顾残障人士二十六载”的短视频冲上热搜，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一个关于善意的温暖故事。但当新京报记者咸运祯带着“做一篇正能量特稿”的初衷走进太行山深处的黄崖沟村时，却意外触摸到了其背后更为复杂、真实、甚至沉重的肌理。
超越了简单的“好人好事”叙事，以一种冷静而深情的观察，还原了一个村庄如何承接了一个无法表达的生命，同时也映照出中国农村残障群体与“空心村”的真实困境。记者没有回避最初村民的犹豫与窘迫，也没有刻意美化二十六年的艰辛。
更可贵的是，记者将这样一个微观故事放置于宏观背景中：全国80%的残障人士生活在农村。黄崖沟不仅仅是一个“暖闻”的发生地，更成为了观察中国农村残障人生存现状的一扇窗。
这不仅仅是一篇关于“善良”的报道，更是一篇关于“真实”的报道。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正能量，不是过滤掉苦难只留存高光，而是在看见生活粗糙之后依然相信人性的温度——并追问我们能否做得更多。
——记者说《编者按》
咸运祯
新京报资深记者，从业7年，报道领域为社会新闻、民生、法治类深度报道。
我的定调可能“跑偏了”
秦海松的选题最初源于一段自媒体视频：在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庄，村民共同照顾一位智力残障人士二十六载。视频温暖感人，很快登上热搜，我们由此关注到，并觉得有操作为特稿的潜质。
赶赴实地采访前，我做了一些前采工作，初步将这个故事定调为一篇正能量报道。但当我真正来到村里，我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长治市火车站到黄崖沟村，将近两小时的山路。窗外，庄稼挤在山脉缝隙中，梯田上零星种着药材。当地开发了一些自然风光景点，但一路上，除了我乘坐的车，没有看到其他车辆，可以感觉到，这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乐观。
△黄崖沟村是一个挤在太行山脉里的小村子，交通闭塞。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这些细节让我开始思考：一个经济不发达的村庄，如何承担起抚养一个残障成年人的责任？对村民来说，会不会有压力？在相对闭塞的环境里，一个外来户能否真正融入？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采访。
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刚到村口，几位村民便围上来好奇地打量我。得知我从北京来，两位老人追问我北京的样子、工作累不累、一个月挣多少钱。起初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一位老人解释说，“也惦记孩子，但没文化，不敢乱说，不敢打扰。”他的孩子也在北京，但不常联系。他没出过远门，只是想通过我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那一刻，我鼻头一酸。
通过交谈得知，村里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随后，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确实没有看到年轻人，只有三两成群的老年人坐在家门口围着，面面相觑，这时候我大概率肯定了，黄崖沟村应该也和中国大部分空心村一样，留守下来的老人们的生活闭塞，精神世界匮乏而孤独。这让我更加了解这个村子的情况，也为我后续采访做了铺垫。
采访总有遗憾
刚到村子里时，我没有见到秦海松，他跟着志愿者们下山买东西去了。
从村民们口中我听说，残障人士秦海松的救助最初是由当时的村书记桑春玉牵线促成的，于是，桑春玉就成为了我的关键采访对象。
在和桑春玉聊天时，他向我讲述了第一次见到秦海松的情景，以及如何挨家挨户劝说村民接受并照顾这个陌生人。他不愿多谈细节，村民们的态度也模糊不清，人们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什么。
出于一些本能的职业习惯，我突然产生了一些顾虑，同时压力倍增：我害怕这个故事会不会有点戏剧性，其实照顾秦海松这个事情，并不像外界宣传得那么美好，我带着这一部分疑问继续采访。
我问桑春玉为何不愿多谈，他解释：“那时候真的很穷，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人本就是这样啊，提它有什么意思。”这是我意料中的回答。
后来我想，也许是为了维护乡村颜面，也许是担心网络曝光带来负面影响，但没能深入了解村民从拒绝到接受的转变过程，成了此次采访最大的遗憾。
在村民家里读到“人情味”
见到秦海松本人时，我还是受到了触动。
尽管做过功课，看过视频和照片，但真人站在面前时，感觉全然不同。他穿着整洁（后来知道是志愿者新买的），走路一拐一拐，身体蜷缩如一张弓。无法说话，也听不懂别人说话，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地方。这个场景是令人心酸的。我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如何能独自生存。
△走往住处的路上，他一直专注地寻找塑料瓶。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村民说，这两年他知道塑料瓶能卖钱，就一直捡。他的小屋堆满杂物，杂乱无章，一整面墙都是捡来的塑料瓶。他知道能卖钱，但对钱和交易毫无概念，只是捡回来攒着，从未卖出去过。
整件事情里最打动我的，是照顾秦海松的村民之一桑建国。
我和秦海松一起在桑建国家里呆了三个小时，在共处的时间里，我一直观察秦海松和桑建国的状态，秦海松会在桑建国家走来走去，看到水果，很自然地拿起来，放进嘴里吃，他们的相处很松弛，也很真实，桑建国又讲起自己的母亲在世时，是如何细心照料秦海松的，母亲去世时，不会说话的秦海松放声大哭。
△在村民王先梅和桑建国家里，秦海松很自然地拿起水果吃，他们相处得很松弛，自然。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后来在村民王先梅家也是同样的感觉。从桑建国和王先梅的身上，我相信他们口中所描述的那些善良的村民对待秦海松的心是真的。尽管秦海松居住的地方不整洁，但也已经是大家尽力照顾的结果。除此之外，在村民们的讲述中，留守在乡村的生活是孤独的，而秦海松的存在，是他们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事情，也是一种期待。
作为一个靠地缘、血缘维系起来的小群体，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们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越是偏远闭塞、流动性差的村庄，越坚定地维护着陈旧的观念和秩序、千丝万缕的人情。也正是这些人和人之间的陪伴和牵绊，让这里有了人情味。
不是独家但仍有空间
采访结束后，整合信息成为首要任务。
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也不是独家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已经报道过黄崖沟村，聚焦于“小山村里的人间大爱”。但作为深度报道，单一叙事显得单薄，可以预见的，读者观感不会太好。
返回的路上，我一直在寻找差异化的报道角度和纵深空间。秦海松这样的例子是否是孤例？检索数据后发现，全国80%的残障人士生活在农村。这个数字震撼了我。我的思路是以秦海松的故事为切入点，映照农村残障人士的生存困境，作为稿件的纵深和落点。
与编辑陈晓舒讨论后，我们提炼出了三个关键点：村民最初抗拒这个外来的残障人士，长年累月下来，大家逐渐接受了他，又通过“挑粪协议”约定了对他的照顾；空心村老人的孤独与村民和秦海松之间相互取暖的关系；村民正在衰老的现实及农村残障人士的照顾与养老问题。
实际上，关于留守乡村的残障人士，我们零星知道的只是他们的被动与弱势。他们走不出现有的生活，还可能被忽视和欺辱。至于他们会发生哪些故事，我们似乎所知甚少。
我比较纠结的点在于，如何避免煽情，平衡地呈现故事。另一个难点在于主人公无法表达，他的过往和生活只能通过周围人的讲述和白描来呈现。
稿子最终反复修改多次才成型。发稿后有几个同行联系我，他们觉得稿子读下来，人物很真实，同时也有感动，但报道越往后读，心情越发沉重，从中也读出了农村残障群体的真实困境，这让我觉得，这篇报道有正能量以外的价值。
实际上，此前我更多关注的是民生、调查类报道，但如果把我们的新闻报道分成正面和负面，通过这些正面报道，我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些小人物、普通人身上人性光辉的一面，他们值得被传播。而作为记者，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故事背后出现的原因和背景，探讨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追问我们能否做得更多。
编辑 | 王可
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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