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作为汉代文化的重要分布区，遗存有丰富而珍贵的刻石资源。这些刻石形制多样、分布广泛，涵盖了德政碑、墓志铭、摩崖、石阙等多种类型，不仅数量达百余种，更跨越今四川、重庆乃至云南昭通、陕西汉中等广阔地域，展现出汉代西南地区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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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汉代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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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汉代刻石》一书由冷柏青先生历时五年编著而成，系统收录并整理了160件左右汉代刻石，构筑出一幅立体而丰富的西南汉代文明图景。该书不仅涵盖地域广阔，从川渝腹地延伸至边缘地带，更在品类上兼收并蓄，既有《李君碑》《裴君碑》等官方碑刻的典重之作，也包括墓铭、棺椁题记等民间题记，以及《石门颂》《开通褒斜道刻石》等摩崖巨制，体现出编者宏阔的学术视野与严谨的文献梳理能力。
《巴蜀汉代刻石》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这些刻石进行综合研究，凸显出其史料、学术与书学价值。它不仅为书法学习者提供了全面而直观的临摹与研究范本，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从区域物质文化出发理解汉代历史与艺术的新视角。无论是从文献整理的高度、学术研究的深度，还是从艺术表现的广度来看，该书皆可谓巴蜀汉代石刻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显著的参考与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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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100余件刻石
巴蜀汉代刻石
（2025）
何应辉作序
巴蜀汉代刻石
四川汉代刻石，就其艺术风格而言，可以概分为几大类:一是为数甚少的纯正的标准隶书(八分)，以《景云碑》《柳敏碑》《赵仪碑》等 为 代表，气足势全，端方整严；二是意气遒密，节奏跌宕，章法奇茂，以《 郙 阁颂》《裴君碑》《李君碑》《樊敏碑》《昭觉石表》《杨耿伯画像石题记 》 《光和六年题记》等 为 代表；三是笔势纵任，气象开张，有的意趣尤篇浪漫，以《沈府君神道阙铭》《建宁三年题记》《王升题记》《张君题记》《颜威山题记》《雷劈石阳嘉二年崖墓题记》《朱秉题记》为代表。其中第二、三类，不同程度地显示出通俗隶书对标准隶书的冲击与同化，其中如《建初元年 崖墓题记》,更明显地表现出在通俗隶书基础上演化出草书的写法和意趣。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乐山崖墓题记与汉中摩崖刻字之间的类同关系。以乐山(汉称南安)为主的汉代崖墓题记，突出地展示出一种总体性书法艺术风格——朴野、雄奇、奔放。朴野言其质致，雄奇言其气象，奔放言其情势。当我们把这一系列作品与早已驰名的汉中《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纪》及后来发现的《成都永元九年阙题记》《石门关铭》《阳嘉二年题记》等放在一起时，便会发现，它们明显地表现出颇为相类的书法技巧，形式和趋同的审美风范，笔(刀)法简练，不拘细节，对空间形式的独特追求——笔势宏壮，奇伟非凡而又朴拙自然。而这两者都以激荡淋漓的情态与雄健飞动的气势力量出之，从艺术风格分类的角度去观照，实可把它们视为一个系统。
四川汉代的隶书刻石值得深入研究，还在于它们比之山东、河南、陕西等地以标准隶书为主的刻石，有着以通俗隶书冲击、同化标准隶书而向着新隶书及行书、草书、楷书演变的清晰轨迹，从而显现出尤为丰富多样的面貌变化。同时，就艺术风格而言，其多数都表现出与庙堂气相对的山林气——大朴不雕地迹化人与大自然原始生命活力的艺术特质。当然，也包括种种有待改造与完善的不成熟、粗糙甚至幼稚之处。因此我们说，对这类遗产的学习，是特别需要有研究力、辨别力与取舍力。
汉代的巴蜀文化区幅员辽阔，几乎涵盖整个西南。除今天的川渝地区，又有陕南、滇北、黔东北的部分地区，其影响力更波及周边一些地域。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郙阁颂》亦出于汉代的益州(今四川）。而《西狭颂》所在的甘肃成县，亦邻近益州。20世纪40年代初，谢无量先生已认识到“汉人书碑，胧蜀自焉一派。由文翁作宰，蜀学之盛比于齐鲁，书法何独不然?《石门》《西狭》及《开通褒斜道刻石》皆胧蜀书之代表。笔势放纵，足以发抒其山川之奇。因汉碑例不著写碑人名氏，古人论者称汉隶率皆伯喈，伯喈惟石经最为典重，傅至梁鹄，便形拘泥，无足观矣。故余论汉碑当师胧蜀，以药浅狭板滞之弊”(1942年为唐光晋题《石门颂》旧拓，见谢无量《柴棘馀音》第十四册)。谢无量先生所说的蔡邕(伯喈)及其《熹平石经》、梁鹄等，正是处于通俗隶书最为发达的东汉晚期。而与前述摩崖刻石风格同类的一大批崖墓题记，亦都在益州及相关地区境内。
四川崖墓是适应当地地理与经济条件倚山崖而建成的一种古代特殊的墓葬形式，兴起于西汉末，盛于东汉，衰于南北朝前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四川的崖墓主要集中在乐山一带'这与当地的地理、地质条件不无关系。崖墓中部分刻有题记。1949年，著名历史学家邓少琴曾将他探得的四川崖墓题记双钩成《益部汉隶集录》发行(惜数量太少)。他在1947年曾对谢无量、蒙文通等人讲述：“自成都赴嘉定水道经青神，先过刘家渡(在汉阳坎上游)，对岸曰新渡口，崖际列汉墓甚多，(余)升崖取其墓砖，盖延熹五年造，文字绝好，似《沈君阙》，崖较高处方有群墓，时暂未得陟观，稍下层有焉烧窑人所毁，(余)所取砖亦黝黑，但字可辨耳……”(见谢无量《柴棘余音》第十二册)。由此可知，放逸浪漫确乎是乐山崖墓题记书法风格之基调。
而前述以乐山为主的东汉时期崖墓题记与汉中摩崖刻字在风格上的类同，实则与地域文化背景的同一有着直接的关系：汉代，褒城与犍为、南安同属益州。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就地置巴郡、蜀郡。西汉时的汉中、犍为、广汉等地（包括褒城）即属蜀郡。
汉中、犍为同在巴蜀文化区之内，其俗相近，而三星堆遗址群的发掘与研究已日益揭示出4000多年前的巴蜀文化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的存在及其核心内容。此外，巴蜀文化体系从战国时期起就逐渐被东南来的楚文化与西北来的秦文化所涵化——考古研究表明，其中由楚化蜀的特征——奇丽、恢诡、灵异尤为明显。秦汉时期，在中华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巴蜀文化既有继承传统、保持固有因素的一面，更有进一步与楚、秦等文化交流交融而消融于中华大文化区之内的一面。这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是形成汉中摩崖刻字——乐山崖墓题记这一书法系统审美共性的直接依据。
此次冷柏青先生倾多年所藏巴蜀汉代刻石拓片，做了一次新的汇集，又就每一块刻石做了必要的考释并附论文一篇。其中，有近几十年来新发现的一系列资料，集为《巴蜀汉代刻石》一书，对于汉代隶书刻石的研究，其值得珍视之处自不待言。特草此文，以示祝贺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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