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傅作义和陈长捷的交情，那可得有几十年了。可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却在后面发生了极大的矛盾，陈长捷甚至大喊：“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这样的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这两人的交情，还要追溯到1917年了，那时候福建闽侯的陈长捷揣着几块大洋，挤了几天火车，到保定投奔陆军军官学校。

他家里穷，小时候差点饿死，是靠着亲戚接济才读完师范，后来见国家乱得不像样，才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刚进学校那会儿，他因为口音重，穿着又寒酸，常被同学笑话，直到认识了比他高两届的傅作义。

傅作义是山西荣河人，性子直，说话带着北方人的爽朗，见陈长捷老实能吃苦，训练时从不偷懒，就主动跟他搭话。两人都爱琢磨战术，下了课就凑在一块儿，在地上画草图，讨论怎么攻防。

傅作义比陈长捷大几岁，总像个大哥似的照顾他，冬天把自己的厚棉衣借给他穿，吃饭时把碗里的肉夹给他。陈长捷心里感激，把傅作义当成了亲大哥，逢人就说：“宜生哥是个好人，以后我就跟他混了。”

毕业后，傅作义回了山西，在阎锡山的晋军里当排长，没过几年就凭着战功升了营长。他没忘了陈长捷，写了封信给还在待业的陈长捷，让他来山西找自己。

陈长捷接到信，连夜就收拾行李上了路，到了晋军营地，傅作义亲自到门口接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来了就好，以后咱们兄弟并肩作战。”

在晋军的那些年，两人确实像亲兄弟一样。1927年涿州之战，傅作义带着部队被困在城里，粮弹都快用完了，阎锡山又不肯派兵增援，眼看就要撑不住。陈长捷当时是连长，带着自己的兵守西城，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砍，城墙被轰塌了就用沙袋堵，硬是扛了40多天。

后来傅作义突围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找陈长捷，见他胳膊上缠着绷带，还笑着说：“好小子，没给我丢脸。”

可晋军里派系多，阎锡山又疑心重，陈长捷性子直，不会拍马溜须，跟其他将领相处不来。1930年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失了势，陈长捷因为不是山西本地人，被排挤得厉害，师长的位置说撤就撤，连军饷都被克扣。

他气不过，找傅作义诉苦，傅作义当时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绥远省主席，手里有了自己的部队，就对陈长捷说：“要不你跟我去绥远，咱们自己干。”

陈长捷没犹豫，收拾东西就去了绥远。在绥远的那些年，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傅作义带着部队跟日军打了好几场硬仗，陈长捷每次都冲在最前面。

1936年百灵庙战役，陈长捷带着部队连夜奔袭，在零下几十度的雪地里爬了十几里山路，硬是把日军的据点端了，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战后傅作义在庆功会上说：“介山是咱们的猛将，没有他，这仗打不赢。”

那时候，两人谁都没想到，多年后会竟然走到反目的地步。

1948年秋天，形势变了。东北野战军打下了锦州，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接着就往华北调兵，平津一带风声鹤唳。傅作义当时是华北“剿总”总司令，手里有40多万兵，可他心里清楚，这40多万兵里，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自己的晋绥军，人心不齐，真要打起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但蒋介石不这么想，接连发电报给傅作义，让他死守平津，还说要派援军来。傅作义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布防。天津是华北的门户，又是重要的港口，必须得找个靠谱的人来守。他想来想去，想到了陈长捷。

那时候陈长捷因为跟中央军的将领闹了矛盾，正赋闲在家。傅作义亲自登门，把天津警备司令的印信放在他面前，说：“介山，天津就交给你了，你得给我守住。”

陈长捷看着印信，又看了看傅作义，眼睛都红了。他知道天津是块硬骨头，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打，可傅作义这么信任自己，他不能推辞。他攥着印信说：“宜生哥，你放心，我在天津在，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不会让解放军打进来。”

走马上任后，陈长捷真把天津当成了自己的命。他动员了几万民工，在天津周围修了好几道防线，铁丝网、地雷阵、碉堡群，密密麻麻的。他还下了死命令，每个士兵都要抱着“城破人亡”的决心，谁敢后退一步，就地正法。

可他不知道，傅作义这时候已经在偷偷跟解放军接触了。

傅作义心里清楚，真要打起来，平津两地的老百姓得遭大罪，北平城里还有那么多文物古迹，要是毁了，那就是千古罪人。他想和平解决，可这事不能声张，一旦走漏了风声，蒋介石肯定会派人来收拾他，40多万部队也会乱套。

1948年12月，解放军把天津团团围住了。陈长捷每天都给傅作义发电报，问援军什么时候到，傅作义每次都回“坚守待援”，却没说援军到底在哪儿。

蒋介石也给陈长捷发了电报，让他实在不行就突围，可陈长捷想，自己要是突围了，天津就丢了，傅作义在北平就更难办了，他咬着牙回电：“誓与天津共存亡。”

1949年，解放军的总攻开始了。炮声震得天津城都在抖，城墙很快就被轰开了几个大口子。陈长捷在指挥部里来回踱步，手里的电话都快被他攥碎了，他给各个阵地打电话，听到的都是“阵地丢了”“部队打光了”的消息。

打了几十个小时，天津城破了。陈长捷的部下劝他投降，他不肯，掏出手枪想自杀，被部下死死抱住。解放军战士冲进来的时候，陈长捷背着手站在指挥部里，梗着脖子说：“我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被俘后，陈长捷被押到了北平，后来又转到了功德林。他在报纸上看到傅作义和平起义的消息时，正在吃饭，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嘴里反复念叨着：“他骗了我，他居然骗了我……”

在功德林的日子里，陈长捷变了很多。以前他爱说爱笑，现在却沉默寡言，每天除了劳动，就是躲在角落里看书。管教给他送来了不少书，他都认真读，还做了笔记。

1956年，战犯管理所组织他们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当看到大桥横跨长江，工人们在桥上忙碌的时候，陈长捷忍不住哭了，他对身边的人说：“咱们中国人也能建这么大的桥，不容易啊。”

可他心里的那道坎，始终过不去。有人劝他，傅作义也是为了大局，为了老百姓，他听了就发脾气：“大局？老百姓？那我呢？我手下的六万弟兄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

傅作义其实一直没忘了陈长捷。他知道陈长捷心里有气，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他。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水利部部长，每次开会路过功德林，都想进去看看陈长捷，可又怕陈长捷不愿意见他，一直没敢来。直到1957年，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才鼓起勇气，拎着东西来了。

可没想到，一见面，傅作义还没来得及说话，陈长捷就突然往后退了一步，梗着脖子喊：“你别过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那天，傅作义在牢房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把布包递给管教，说：“麻烦你把这些东西交给陈长捷，告诉他，我会再来看他的。”说完，他转身走了，背影显得格外孤单。

陈长捷看着傅作义的背影，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其实也知道，傅作义当年的选择，或许是对的，可他就是咽不下那口气。他把傅作义送来的书和药扔在桌子上，看都不看，可过了几天，又忍不住拿起来翻了翻。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下来了，陈长捷的名字在上面。当管教念到他的名字时，陈长捷愣了半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出功德林大门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天，觉得阳光有点刺眼。

傅作义早就给陈长捷安排好了住处，在上海的一个老胡同里，还托人给他找了份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让他整理过去的战争史料。陈长捷到了上海，住进了傅作义安排的房子，却一直没跟傅作义联系。

1961年夏天，傅作义到上海出差，特意去看陈长捷。

这次，陈长捷没赶他走，而是请他进了屋，倒了杯茶。两人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最后还是傅作义先开了口：“介山，当年的事，我对不起你。”陈长捷端着茶杯，手有点抖，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宜生哥，都过去了，不说了。”

那天，两人聊了很久，从保定军校聊到绥远抗战，聊到当年一起吃过的苦，一起打过的仗。聊到最后，傅作义说：“介山，咱们还是兄弟。”陈长捷点了点头，没说话，可眼里的泪水，却再也忍不住了。

从那以后，两人偶尔会通电话，曾经的芥蒂，也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