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四军组建之初的那段往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国共双方反复博弈的“军长”之争。不过，相较于从叶剑英、陈诚再到叶挺的军长人选敲定过程，更显复杂的却是新四军的参谋长人选确定。

早在以叶挺和项英为新四军军、政负责人的班底建立之初，叶挺就曾专门致电延安方面，提议由自己大革命时期的亲密战友陈赓或周士第来担任新四军参谋长一职。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行事果断、雷厉风行的毛主席，这次的态度却有些耐人寻味。面对自己最看好的“统战将领”，他不仅罕见保持了沉默，甚至连成型的回复也没有给出。

反复权衡的背后，究竟是顾虑太多，还是另有隐情？

相比于新四军军长、副军长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任命过程，参谋长的任命则显得顺利许多。在这方面上，老蒋一边也没有过多的干涉理由，基本是由延安方面直接决定的。

1937年10月，国共谈判初步达成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并着手筹建军部的协定后，毛主席也开始物色新四军的参谋长人选。在他看来，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莫过于陈毅和刘英二人。

陈毅是当年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高级将领，资历、战功自不必多言，由他出任新四军参谋长实至名归。

而刘英则是长征初期担负诱敌北上任务的红10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经历怀玉山突围后，与时任红军挺进师师长的粟裕一道，坚持在浙闽地区开展三年游击战争。

总之，陈毅和刘英二人无论出身、资历和工作能力，都能够完全胜任新四军参谋长一职。而毛主席的本意，也是想让叶挺专管军事指挥，副军长和参谋长更多的负责统筹协调部队，这样也能更好的将这支部队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以增强其凝聚力。

当然，这其中又有一个不得不令毛主席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远离国内战争已久的叶挺与几人并无多少交集，彼此也不很熟悉。陈老总性格直爽，与谁都能很快融入到一起，但擅长政工的刘英却又是典型的书生性格。

这一点，与他合作日久的粟裕也曾在晚年回忆时颇有感慨的说道：

如此一来，职业军人出身的叶挺，在处事风格方面与刘英以及项英自然有着显著差异，而让叶挺担任这支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军长一职，又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协调、适应的人员配备问题。

正因如此，思虑再三后的毛主席最终决定让刘英仍留浙江工作，陈毅改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而参谋长则重新提名了叶挺北伐时期的老部下周子昆。

周子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排长，又在后来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介绍下光荣加入党组织，从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开始，周子昆便一直是深受毛主席信任的重要战将。

再加上周子昆和项英、陈毅关系相处的都很和谐，由他出任参谋长自然是上策。不过，让毛主席倍感意外的是，这边刚决定调周子昆任新四军参谋长，另一边的新四军军部就发来了主动要求“换人”的电文，希望调周士第来担任新四军参谋长。

尽管电文的末尾署名是项英，但看过内容后，所有人都不难猜想这大概是出自叶挺本人的手笔。那么，同为叶挺独立团出身的“嫡系”，周子昆与周士第有何不同？

周士第早在北伐初期就是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相比于担任连长、营长的周子昆而言，他同叶挺的关系自然更亲近和熟悉一些，能力方面也更突出一些。

此外，周士第在南昌起义后短暂脱离部队，曾先后跟随黄埔军校元老邓演达和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反蒋，直到1933年才回归红军队伍的经历，既充满坎坷艰辛，又与叶挺的10年海外流亡生涯有着某种感同身受的体会。

不过，叶挺虽然更倾向于周士第出任新四军参谋长一职，但对周子昆的到来，他还是充满热情的，毕竟对方的到来极大的充实了新四军的指挥体系。

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封关于“换人”的电文发出后，没有等来延安方面的回应，等来的却是新四军参谋长人选改为张云逸的结果。

随后，叶挺又亲自给毛主席发去电报，在询问前文请示内容的同时，还建议从周士第或陈赓二人中抽调一人，来分担兼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的张云逸参谋长之职。

这边周士第的调动还没有回应，叶挺这边又“隆重”推出了陈赓，除了与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些许交集外，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他军事指挥能力和与人交好性格的考虑，再加上陈赓本人在国共双方的人脉广泛，无论是对内凝聚军心士气，还是对外处理与老蒋集团的关系，他都是毋庸置疑的不二人选。

这一次的电报同上次一样，发出后都有如石沉大海。一向当断则断的毛主席接连两次保持沉默，未回一封正式电文。

其实，毛主席的态度已经预示着他对这次新四军参谋长人选的意见了。单从调动前职务来看，周子昆刚刚结束抗大的学习，等待分配工作；而周士第和陈赓，一个在八路军120师任参谋长，一个在八路军129师386旅任旅长，都是既定的一线指战员。

尤其是陈赓，既有此前红四方面军鄂豫皖反“围剿”的指挥经历，又有之后率干部团随一方面军长征的经历，论入党时间和革命资历，在我军中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也是协助刘伯承指挥129师坚持华北抗战的最佳人选。

同样，对新四军的前身——常年坚持山区游击战争的南方八省游击队伍而言，历来不缺能征善战的将领，所缺少的无非是能够协调各方的得力干将。就这一点而言，作为“空降干部”的陈赓和周士第即便都被派往新四军中任职，也未必会比周子昆更有作用。

而毛主席向来知人善任，他需要陈赓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充分发挥我军敢打硬仗、恶仗的特长，为军队淬炼和革命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坚实路径，这个意义，要远大于他在新四军中担任的参谋长身份。

换句话说，将这样一位核心战将从华北主战场抽调至尚在创建中的新四军，对毛主席的全国战略布局而言，实在是谈不上划算。

站在毛主席的角度来看，为全局平衡与长远战略考虑，新四军参谋长的人选既要同时满足叶挺和项英的要求，也要符合全国抗战形势的需要，而用八路军的核心干部来充实新组建的新四军指挥体系，这显然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对部队的团结性和稳定性必然产生影响。

正是基于彼此的诉求考量，毛主席的“沉默”反而成为他深思熟虑后的一次关键战略布局，而布局的方式也简单明了，即直接用正式的人事任命作为答案。

思虑再三后，毛主席决定由老将张云逸出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率部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先前提名的周子昆则出任副参谋长，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并陆续开辟了苏南、皖中、皖东等根据地。

这样的配置，在同时期的八路军中也有相同的“案例”。参谋长叶剑英在国统区负责统战工作，副参谋长左权代行职权，配合朱老总、彭老总接连取得了华北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

相比之下，毛主席这一次的任命，更具神来之笔的色彩。

张云逸曾参加过清末的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和辛亥革命，是我军中资历最老的将领之一，再加上北伐时期在第四军第25师任职时与叶挺的交集，让他成为叶、项二人都能接受的参谋长人选。

更关键的一点，张云逸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又长期在南方开展统战工作，与中央军和桂、粤两军都有密切的往来，这对日后新四军在江南复杂环境形势下的发展壮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主席对张云逸的革命意志尤为信任，由他出任新四军参谋长，也就等于在叶挺和项英二人间放置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平衡器”，既能确保延安方面的战略意图在新四军中不打折扣的贯彻执行，又能将这支带有统战性质的队伍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

因此，毛主席的短暂沉默并非是无所适从，而是在等待时机抛出一个有利于战略全局的最优人选，以一种更高明的实际任命来回应各方对这次人选问题的疑虑。

有了张云逸的老将出马，新四军创立初期的人事难题也就得到了圆满解决。

皖南事变后，接任新四军副军长的张云逸再次临危受命，和陈毅重新收拢部队，在顶住日伪“扫荡”和国军摩擦的双重压力下，逐步收复了被敌人攻占的豫皖苏边区，而后又以第1师主力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根据地，逐步将华中我军根据地连成一片。

正因前期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才使得坐镇中枢的老将张云逸在最短时间内力挽狂澜，使部队绝处逢生，续写了北伐时期光荣“铁军”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