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沈括，一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古代科学家。
沈括的名字，如今被刻在镇江的梦溪园路、梦溪广场，乃至于咱们的中学物理课本里。而由他本人撰写的《梦溪笔谈》，则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很多国人家里都有这本书，打开它的书页，你会发现，里面记载了中国最早的石油的命名、地磁偏角、活字印刷术等重大科学发现，当中甚至还有对“虹吸原理”的精准描述。
像沈括这样的古代科学家放在11世纪的人类世界，简直堪称是“穿越者级别”的天才。科学家都是伟大的，不是吗？
但是当你翻开宋人笔记《元祐补录》，以及李一冰著的《苏东坡新传》，你将会看到这位科学巨擘的“另一面”。这一面不但不那么伟大，甚至显得有一点“渺小”。
一、科学巨擘“渺小”的一面
南宋学者王铚在野史《元祐补录》中记载了一则有损沈括名誉的往事，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一引用该书中的说法：
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
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北宋熙宁六年，“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四年。当时苏轼在杭州做官，而沈括则接受宋神宗的委派到当地视察工作。
临出发前，宋神宗把沈括叫到跟前说：“苏轼在杭州当通判，你这回过去要好好地对待他（记住这句话，后面要考）。”
于是沈括到了杭州，马上就跑到衙门找苏轼“叙旧”，并且还找对方索要了一份他近日写的新诗。苏轼看到有人喜欢自己的诗，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答应手抄了一份给他。
谁料沈括拿到苏轼的诗以后，转身就找宋神宗参了他一本儿，说他诗里写的内容全部是讪谤朝政的坏话。
苏轼听说这件事以后，犟劲儿上来了。他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又写了一首诗给沈括寄过去。苏轼的好朋友刘恕问他：“你难道不怕他又找皇帝打小报告吗？”
这一次沈括打“小报告”，并没有让苏轼倒霉。不过四年以后，李定、舒亶两个人又依样画葫芦拿苏轼的诗做文章，结果终于把他给“送进去了”。所以说“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就是沈括。
从此，苏轼遭到各种贬谪，一生就被摧毁了。后来宋神宗驾崩，新皇帝登基，太后临朝，反对变法的“旧党”得势了。于是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杭州。
这个时候沈括已经被免职闲居在润州，他听说苏轼升官，时常前去拜见对方，态度毕恭毕敬，但是苏轼因此更加瞧不起他了。
这段记载揭示了沈括作为科学家和政治人物的复杂性格，既有学术贡献，又在政治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二、事件中的是是非非
不过，李焘认为书中记录的一些事情，时间线对不上。首先，沈括和苏轼在杭州接触以前，在京城共事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所以两人根本谈不上“同在馆阁”。
苏轼外放当官前做过一段时间京官，可是由于妻子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很快就扶灵回乡了，根本没机会和沈括共事。二是沈括奉命“察访两浙”，本来就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
大家仔细想想前面故事里提到神宗对沈括的叮嘱，宋神宗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看到这句话，难道不觉得莫名其妙吗？
其实宋神宗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让沈括仔细调查苏轼在当地有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发言。因为当时苏轼在政界和文化界，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名人了。
《元祐补录》中提到的这则故事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沈括上书后，宋神宗根本没有处理苏轼，反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把他由通判升为了知州。
可是四年之后，当李定、舒亶站出来大搞“文字狱”的时候，宋神宗的态度就变了，马上就把苏轼打入了天牢，为什么神宗的态度会如此反复呢？
“乌台诗案”中提到的苏轼的那些“反动言论”，并不是四年之后才有的，而是他这么多年来在自己的诗集、文集里一直不断重复创作着的。后来他被打入死牢，完全是因为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变了。
关于这一点，国内有学者分析说，王安石二度罢相后宋神宗依然想搞新政，但是由于朝中“旧党”影响力很大，反对的声音很激烈，所以他想抓一个典型来“杀鸡儆猴”，而苏轼显然就是那一只“鸡”。
“乌台诗案”事件里的宋神宗赵顼和苏轼的关系，其实有一点像“风波亭”事件里宋高宗赵构和岳飞的关系。只不过宋神宗并不需要杀死苏轼来为变法立威，他只需要恐吓一下“旧党”就行了。
假如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么沈括只是做了他分内该做的事。“乌台诗案”的元凶应该是赵顼，没有他沈括，自然会有张括、李括来完成。
《元祐补录》中还记载，数年之后新党失势，沈括竟又厚着脸皮去找苏轼叙旧，并赠送石墨以示友好。
苏轼也不计前嫌，继续与沈括交往。其实也不怪沈括的脸皮厚，因为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当年因为“忠于职守”揭发苏轼是做错了事。
中国民间的老百姓最爱看“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他们既爱大文豪苏轼，又敬仰大科学家沈括，所以不忍见他们交恶。
由于沈括、苏轼二人生前都著过医书，就有人将他们的大作合编为一册《苏沈良方》，流传到了后世。现代有人鄙视沈括，认为这位大科学家私德有亏。
但是这种指责成立的前提是，沈括、苏轼二人在杭州会面之前，确实是朋友的关系。从现在的史料看来，二人从前可能并不是朋友的关系，至少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
不过，沈括找苏轼“索诗”的时候，苏轼肯定是拿他当朋友、知己来看待，因此才会毫不避讳地把自己的杰作奉上。哪知后来此人会“鸡蛋里面挑骨头”，参了自己一本。
后面，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写信给友人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我想说苏轼是不是有一点天真，平时误把人情往来者，都当成朋友了。因此落魄的时候，才会怪他们不写信来问候。
结语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旧党重新得势。沈括被贬润州（今镇江），在梦溪园度过了人生最后八年。他在这里完成了《梦溪笔谈》，却对当年杭州的往事只字不提。
而苏轼在历经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后，终于在北归途中经过镇江。两位老人是否曾重逢？史书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苏轼后来在《临江仙·送钱穆父》中提到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十个字，或许就是对这段公案最好的注解。
天地悠悠，你我都不过是这天地间的过客。沈括、苏轼二人在北宋政坛的这次交集，最终化作后世的一则野史轶闻。细究起来，沈括的那封举报信，其实并未给苏轼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真正想让苏轼“出事”的人，从来就不是沈括。就像“风波亭”事件中的宋高宗赵构一样，始作俑者宋神宗赵顼，反而在历史叙事当中“隐身”了。
岁月流转，沈括、苏轼二人各自沿着命运的轨迹前行。一个成为北宋最伟大的文学家，另一个则成就了“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名。
苏轼和沈括的故事，最终在历史的尘埃中，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平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