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庆元至淳祐年间，一位来自江都邵伯的官员，以其毕生践行的“清操凛然”，为江都的士人传统增添了新的精神风骨。牛大年，字隆叟，他既非权倾朝野的宰辅，亦非战功赫赫的将帅，却凭借始终如一的廉洁、切中时弊的谏言以及务实惠民的地方治理，在南宋中期的官僚群体中树立起一座品格的丰碑，成为江都历史上理学精神与清廉吏治相融合的代表人物。
牛大年出生于运河古镇邵伯，其具体家世虽史籍记载不详，但庆元二年（1196年）登进士第，标志着他通过科举正途踏入南宋政治舞台。牛大年注重心性修养，强调士大夫气节，关注天命人心。这种精神底蕴，奠定了他一生“以廉洁自守”的内在准则和直言敢谏的政治风格。
进士及第后，牛大年初任作监主簿，这是一个掌管宫室建筑的实务官职。然而，他很快便在更为核心的政治场合——皇帝“入对”问策时，展现出超越其职务的远见卓识与过人胆识。他向皇帝提出了两条根本性的建议：
其一，“人主当以天命人心之所系致念”。此言论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与“天命”“人心”直接关联，提醒皇帝其权力不仅源自传承，更取决于百姓的拥护与社会的稳定，极具强烈的民本思想与警示意味。
其二，直指“士气久靡”的弊病。他尖锐地指出，若要振作士气，朝廷必须首先有“扶持作兴之意”，营造崇尚名节、鄙夷贪利的风气，如此士大夫方能培养出“持正秉义之操”。这番论述，直指南宋官场因偏安享乐而滋生的精神萎靡与功利主义，可谓切中要害，显示出他对国家精神支柱衰变的深切忧虑。史书评价其言论“多剀切”，即切实恳切，绝非泛泛而谈。
牛大年的才干与品德，在地方任职期间得以充分彰显。他曾出任黎州（今四川汉源）知州，并兼节制黎、雅州戍军马。在这样一个地处西南边陲、军事压力较大的州郡，他推行了多项务实政策：
强军恤兵：主动修缮军事装备，并申请增加地方财政对戍边士兵的补贴，以巩固边防、体恤士卒。
救荒恤民：当州境遭遇特大水灾时，他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官俸积蓄，紧急救助灾民。
离任清风：任期结束奉调回朝时，他的行李简朴到仅“一夫荷担”的程度，与当时许多官员离任时车船满载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如此清廉惠政，自然赢得了黎州百姓的感念与赞誉。
此后，他还在四川担任都大提举茶马司等重要职务，主管重要的边境茶马贸易与织锦事务。告老还乡时，依旧“不载一物”，其廉洁操守始终坚定不移。
凭借卓越的地方政绩与卓著的清誉，牛大年被召回历任工部郎官、军器监主簿等职。他再次获得入对机会时，所奏之言依旧锋芒毕露，直指吏治核心——“请惩贪吏”。这与他早年振作士气的呼吁一脉相承，旨在肃清政治环境。
其后，他的官职稳步升迁，先后担任秘书监、起居郎，并获授“崇政殿说书”这一荣誉头衔，得以在皇帝身边讲解经史，其道德学问备受认可。最终，他以宝章阁待制的崇高贴职，提举太平兴国宫这一宫观闲职，荣耀退休。去世后，朝廷特赠其四级官阶，以示褒奖。这一仕途结局，是对他一生清正勤勉的官方定论。
牛大年的成就在于，在一个士气渐趋萎靡的时代里，始终坚守并践行着儒家士大夫的理想品格。
他是“清操凛然”的践行者：他的廉洁并非口头宣称，而是从地方到京都、从入职到致仕，贯穿一生的身体力行。在黎州以私财赈灾、离任时行李简陋、掌管茶马织锦不染分毫，这些细节共同塑造了一个无比坚实的清廉形象，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各种《廉吏传》中，他都占据一席之地。
他是“剀切”务言的谏臣：他的政治见解，聚焦于“天命人心”“振作士气”“惩治贪吏”等根本性、风气性问题。这表明他关注的是王朝统治的精神根基与官僚体系的整体健康，体现出理学家“正人心、格君心”的政治关怀。
他是理政有方的能吏：在黎州任上，他治军、恤民、救灾，举措具体且有效，证明他并非空谈道德的迂腐文人。 而是一位具备扎实行政能力的务实官员，清廉与能干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统一。
牛大年所散发的光芒持久且纯净，他代表了南宋特定历史环境下，一部分士大夫以内心道德准则抵御外部恶劣环境的抉择。“清操凛然”这四个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墓志铭，更为邵伯古镇绵延千年的文脉，增添了一抹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厚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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