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主席在欢宴上，执意要《大公报》的记者孔昭恺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大公报》是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的，起初因为“敢言”而名满动全国；后因倾向于北洋政府而衰落。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6月，近代著名实业家吴鼎昌出资5万元，邀昔日留学老友胡政之、张季鸾一起，三人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大公报》复刊。
如去之前介绍过胡政之，下面说一下张季鸾。张季鸾名炽章，陕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少年时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即刘光蕡fén，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并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
1908年，张季鸾赴日留学归国后，先后在多家报纸担任记者、评论、编辑等工作，期间还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起草过《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后，《大公报》进入新记时期，由他担任《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始终坚持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时局时事。
抗战期间大公报桂林馆人员合影。二排左四为胡政之，其中为张季鸾，左为徐铸成。
按照张季鸾的解释，“不党”就是“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不卖”就是经济自存、“不以言论作交易”，“不私”就是“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而“不盲”，张的解释是“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说到做到。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曾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但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
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但《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仍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1935年，就在国民党的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向人们说出了陕北的真相。
由于张季鸾在办报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结果以1比20的极小代价占领了中条山地区，取得“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为转移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国民党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把责任推给中共，说“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替他们站台。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在引述一段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当时，周恩来正在重庆，看到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了晋南战事真相。张季鸾、王芸生对于周的来信非常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接受周恩来“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尽管张季鸾为人厚道，但也写过笔锋锐利的“三骂”社评，一度脍炙人口，风行国中。
其一是1926年12月4日的社评《跌霸》骂吴佩孚，文中说：“吴（吴佩孚）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其二是在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中骂汪精卫，他说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
三是在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中，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
张季鸾在此文中还写道：“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先生在重庆病故。此去数十年，如去愿张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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