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战争中，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会员、志愿者，义无反顾，掷身于枪林弹雨之中，践行红十字赋予的“博爱恤兵”天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这里，我们通过几个断面，呈现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事业的场景和其台前幕后的红十字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人员、物资开展战地救护和社会赈济服务工作。图为中国红十字救护队出发前留影。

1938年春，为配合长期抗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9年迁至贵阳图云关。图为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在图云关的合影。

万众一心 共赴国难

红十字会起源于战争救护，战地救死扶伤于是成为红十字会重中之重的业务。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亦是如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抗战时期。在抗战初期（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了对1932年淞沪抗战救护、1933年长城抗战救护以及1936年绥远抗战救护，为全面抗战救护做出准备。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誓与上海共存亡，英勇抵抗，与敌激战数十次，战斗惨烈。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汇聚各方人道资源，共赴国难，直至5月5日中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在长达3个多月的救护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治伤兵8600余名，收容难民53100余人。美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别克纳盛赞称，淞沪抗战中“最足使人得到深刻感觉者，厥为中国红十字会之救护工作。”

1933年1月3日，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被日军攻陷，长城内外，狼烟四起。2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特组“东北救护队”由上海乘火车北上，2月14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指挥协调长城抗战救护。两个多月中，华北救护委员会所隶各救护队“热血奔放，工作极佳”，救治伤兵7486人，其中67人死亡，死亡率仅为1.86%，堪称奇迹。

1936年11月12日，日伪军向绥远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军迎头痛击，苦战7昼夜，重创来犯之敌。绥远初战告捷，举国欢腾。11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联手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发起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筹款募捐支持绥远抗战，两个月中就筹款8万余元，并将医械药品400余件及急救包20余万包，分批输送前线，为医疗救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迅速组队驰赴前方，开办临时医院，救护伤员。到12月中旬，“前线一带，已遍布红十字会之旗帜”，伤病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搏战激烈，伤亡惨重。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救护队10队，急救队12队，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特约公私医院16所，分布淞沪前线及上海租界，执行救护、输送、医疗等作业，“并于接近前线之交通孔道，设置伤兵分发站，为受伤军民办理登记、交换绷带”，分批转运后方医院救治。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救护医院收治伤病兵民19539名，由上海伤兵分发站运送伤病兵民7128名，由上海前线急救队及救护队救送伤病兵民43446人，合计70113人，成效可观。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80余位会员在日军疯狂暴行的白色恐怖下，救伤、掩埋、济困，不遗余力。从12月至1938年5月底，南京分会共掩埋军民尸体22371具；在金陵女子学院开设施粥厂，“领粥人数共计八十六万四千零二十口”；开办义学义渡，为战争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服务。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救护总队（其间因战事关系，队部先迁长沙，继迁祁阳，1939年春落户贵阳图云关）宣告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新的一页。作为全国抗战救护的指挥中心，救护总队不断向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派出医疗队，最多时达150支，专业医护人员接近3500人，在武汉保卫战中，在广州之战中，在台儿庄、马回岭、昆仑关、中条山、鄂西、湘北等大会战中，都留下闪光的足迹。有资料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外科方面：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内科方面：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灭虱人数792148人次，灭虱物数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预防接种、其他不计，仅内、外科合计就有近1600万人得到救治。

据红十字会史书记载，仅全面抗战的八年中，救护总队“以全力从事军民之救护，血汗交织，艰苦卓绝，救治军民达一千六百万人，其贡献于国家者殊大。”闪光的业绩得到社会各界盛赞，“其伟绩宏效，历八年抗日战事而益显。”国际地位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1945年，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当选为国际红十字会协会（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不言而喻，“本会在国际间之地位，业因抗战艰苦光荣之贡献已具增高”。

慷慨洒热血 英名垂青史

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本博爱恤兵之怀，当救死扶伤之任”，穿梭于枪林弹雨中，不少仁人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书写了战地救护的传奇。人们记得1932年淞沪抗战中“杀身成仁”的红十字会童子军四烈士罗云祥、应文达、鲍振武、毛征祥和“为国牺牲”的刘祁瑞；记得1937年淞沪会战中“惨烈绝伦”的“罗店四烈士”——苏克已、谢惠贤、刘中武、陈秀芳；记得1937年“忠烈成仁”的河北正定县分会娄云鹤、娄家骥父子；也记得1941年反细菌战勇士刘宗歆的悲壮。还有我们可能比较陌生的许多英烈，如周惠成的“坚韧”就格外令人动容。

周惠成，1919生，上海华北煤业公司学徒，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毅然加入红十字会，成为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骨干，与队友一起夜以继日救护伤兵难民。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他和队友随军西撤，经苏州、宜兴、长兴、广德到达皖南重镇宣城。不幸的是，11月21日，当满载药品、汽油等物资的煤业救护队车辆行经宣城火车站时，突遭日军飞机轰炸，“汽车数辆炸毁”，周惠成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被紧急送至屯溪后方医院，虽经全力抢救保住性命，但永远失去了双腿。尽管身体残疾，但他从未动摇为八路军服务的信念。1938年7月，他和煤业救护队同伴郭步洲、梁洁莲、梁钧铤等13人被安排到长沙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集中培训，8月底毕业，他和另外十位队友上书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总队长，“坚决要求去敌后游击区为八路军服务”，得到林可胜总队长的赞赏和支持，11人被编入救护总队第61医疗队，派往西北敌后根据地。因周惠成行动不便，担心“拖后腿”没有随队同行。但他独自一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翻山越岭，通过敌人封锁线，赶到山西八路军野战医院服务，后在陕西褒城伤发牺牲，由梁钧铤为他埋葬”。

1937年8月18日，设于上海真茹东南医院内的第二救护队遭敌机轰炸，“担架队长张松林炸死”；1938年8月23日，第53救护队在江西马回岭救护伤兵时突遭敌机轰炸，队员胡瀛学“炸伤脑部当时伤重殒命，为救护总队部成立以来，因救护而殉职之第一人”；1939年7月15日，“第四三医防队护士古少真，于广西柳州进行救护之际，遭敌机炸亡”；1941年10月18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墨树屏医师，于河南林县出发救护，因越山绕径，堕崖而死”，是为因公殉职职位最高的红十字人；1944年12月4日，第432医疗区队医护员戴慕庄“于贵州独山四方井，遭遇敌人，致被枪杀，弃尸未获”；如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14年中，红十字会救护人员死于战地98人，伤79人，为抗战救护事业积劳病故者近百人，可歌可泣。中国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战救护事业的“伟绩宏效”，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甘洒热血铸就。他们以宝贵的生命，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胜利的勋章 人道的丰碑

抗战胜利，举国同庆之时，人们不会忘记那些为抗战救护事业挥洒热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红十字工作者。红十字会史书记载，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因公殉职的红十字人有47位，积劳病故者67人，至于有突出贡献者，更是指不胜屈。正是以他们为中坚的人道力量，才取得了抗战救护事业的“伟绩宏效”。

为表彰抗战救护有功人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制定了《奖励参加抗战有功人员暂行办法》，并于1946年5月19日在上海召开的抗战胜利后第一届理事大会上通过。《暂行办法》主要内容：（一）下列情形之一者“如合于政府勋奖条例得转请政府酌予勋奖或由本会给予奖章”：“对于本会确具特殊贡献之事迹者”；“迭经战役救护有功者”；“身经战役因公负伤者”。（二）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红十字会分别奖励：“在会工作十年以上成绩卓著者除给奖章外另给一次酬劳金十万元”；“在会工作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除给奖章外另给一次酬劳金五万元”；“在会工作两年以上成绩卓著者给以奖状”。（三）下列情形之一者“报请国史馆及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载入史篇或转请政府给予褒扬”：“特殊劳绩因而病故者”；“前方救护壮烈牺牲者”。上述规定之外，“如有身陷敌后维护红十字会业务经证明确无附逆行为者得比照以上各款予以奖励”；“分会工作人员如有合于本办法第二项甲乙两款之规定者除由总会给以奖章外其应给之酬劳金应由分会自行酬给或酌情作为受奖人之捐款”。《暂行办法》要求“本会工作人员呈请奖励须填具功绩表。总会由秘书长，分会由会长，其他单位由各该主管，报请总会会长核定之。”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总会对符合条件的红十字会人员给予奖励。经总会报请，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政府令，对胡兰生、庞京周、汤蠡舟等27名优秀红十字工作者，“各给予胜利勋章。”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光荣。

在“胜利勋章”获得者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兰生，这位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骨科专家，1943年1月临危受命，出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兼救护总队总队长，始终保持“一副铁的脸和一颗观世音的心”，奔走于前方与后方，恪尽职守；可以看到庞京周，这位“经常为没钱的穷人治病”的德国医学博士、同德医学院院长、上海医师公会副主席，在1936年绥远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副总干事“迭次往返”绥远、北平、南京、上海的忙碌，并于1937年2月正式出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为“在南京中央大学内设立大规模之五千床位”“打破世界纪录”的首都医院立下汗马功劳；也可以看到汤蠡舟，这位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东南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在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担任救护队第七队队长，在苏州创设第七队后方伤兵医院并担任院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又任职于第11救护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松第一重伤医院），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立，他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第九中队队长，最终出任救护总队最后一任总队长，为抗战救护事业呕心沥血；还可以看到林竟成，这位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著名社会医学和卫生管理学家，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37年“搭最后一条船到汉口”，决心“参加救护工作”，到火热的抗战前线去打拼，并在四次长沙会战救护中，领导第九大队创造了不凡业绩，被誉为“红会模范大队”；如此等等。

抗日战争中“飘扬于血海和苦难之中的红十字旗帜，正如汪洋大海荒山孤岛之上的一盏明灯，它代表一种崇高无比的理想，吸引无数正直和平的人们，渐渐地走向真善美的理想境地！这正是红十字会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新时代的红十字人传承与弘扬，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