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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成都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中,来了三名身着军装的解放军官兵。

他们简简单单地点了一道菜、一份汤,却让老板娘黄三激动地几乎落泪。

等待十年,终于等来了这些人。

这些人对老板娘黄三来说意味着什么?十年时间,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普通人的革命路

车耀先,也就是黄三的丈夫,他出生在四川大邑县灌口场的一个商人家庭,这样的出身并不显赫,甚至可以说是平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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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靠做小生意养家,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还算安稳。

随着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传统的社会阶层被打破,再加上家族生意不景气,车家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

彼时,年幼的车耀先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却不得不放下书本,走入田间地头,用稚嫩的双手去分担家庭的重担。

14岁时,家里托关系送车耀先到崇庆县一家商号当学徒。

这一决定不仅让车耀先学到了经商的本事,也让他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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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是杂货铺老板家的女儿,长相端正、性情温和,聪明又勤快。

车耀先第一次见到她,心里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碰了一下。

他那时候只是个低头做活的学徒而黄三,虽家境普通,但也有不少追求者。

爱在心里,却不敢说出口。

车耀先那时还没有什么胆气,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暗暗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站在黄三的面前,自信地说:“我能给你一个家。”

几年后,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商号老板的器重和家人多年的支持,让车耀先有了些许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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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闻黄三的婚约因为对方家的变故而作废时,车耀先鼓起勇气,让母亲提着一篮鸡蛋,去杂货铺替他说媒。

就这样,经过几番波折,他终于迎娶了黄三。

婚后,车耀先继续在商界摸爬滚打,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不同的是,这位年轻商人并未满足于一个安逸的小家庭,在一次出差中,他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列强肆意瓜分,百姓水深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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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耀先原本只关心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但那些议论国家命运的文字深深触动了他。

光靠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并不能改变周围的不公,那种朴素又伟大的家国情怀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后来,车耀先主动报名加入了川军,开始投身抗战事业。

因为文化水平较高,又作战勇猛,他很快在部队中崭露头角,被提拔为连长。

他的胆识和谋略,让上级对他刮目相看,他还经常在战斗间隙给士兵们读书讲故事,教他们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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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东西是瞒不住的,外表再光鲜,也遮不住内里,车耀先逐渐看清了军阀的腐败本质。这些人真的能救国吗?这些战争,真的在为百姓带来希望吗?

1928年,车耀先毅然离开了川军,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回到成都开办了一家餐馆。

他为餐馆取名“努力餐”,寄托了他希望百姓都能安居乐业的美好心愿。

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名成员,车耀先把“努力餐”打造成了革命的联络点。

车耀先与妻子黄三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一边经营生意,一边小心翼翼地为革命同志们提供掩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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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三来说,丈夫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是家中最平凡的男人。

可对于整个国家的革命事业而言,车耀先却是默默燃烧自己的一团火。

十年等待

时间来到1940年的成都,三桥南街的“努力餐”馆内,黄三一边忙着招呼顾客,一边望向窗外。

路上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群国民党军官冲进餐馆,衣摆沾满泥土,显然是一路急赶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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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面色冷峻,直奔柜台后方的车耀先,也就是黄三的丈夫。

黄三的手一抖,正端着的一盘菜差点掉到地上。

“车老板,跟我们走一趟。”为首的军官声音平静,但显然是不得违抗。

车耀先沉稳地抹了抹手上的油迹,转身安抚了一眼黄三。

他没有多说,只是对她低声道:“店里的事你照看好,孩子们也交给你了。”说完便从容地随军官离去。

谁也没料到,这一别,就是整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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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黄三再也没有收到丈夫的任何消息。

起初,她还四处托人打听,甚至不惜花光积蓄请人帮忙寻找,但换来的只有模棱两可的答案:有人说车耀先可能被转移到重庆的监狱,有人却说他早已被秘密处决了。

无数个夜晚,黄三守着烛光坐在餐馆的柜台边,听着外面渐渐稀疏的雨声,心头却充满了疑惑和惶恐。

尽管如此,她始终没有放弃那一丝微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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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有人踏进餐馆,她都会细心留意对方是否会说出丈夫临行前特意交代过的暗号——“革命饭”“一菜一汤”。

丈夫告诉过她,只有说出这句话的人,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同志。

时间一天天过去,来来往往的客人无数,却始终没有人说过这四个字。

那段日子,黄三既要经营餐馆,又要独自抚养几个孩子。

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等待——既渴望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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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害怕听到丈夫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却又无法停止对那个人归来的期待。

绝笔与噩耗

1950年的成都,“努力餐”馆内一派温暖的景象。

这一天,店里来了三个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客人,看着风尘仆仆。

点菜时,他们并没有选择餐馆的招牌菜,而是简简单单地说:“先来三份‘革命饭’,再来一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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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一出口,老板娘黄三整个人愣住了,这句等待了十年的暗语,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过去的大门,也带来了一份深埋已久的答案。

黄三缓了几秒,立刻恢复了平静,脸上堆满了招呼客人的微笑:

“几位请到楼上的雅间,慢慢等菜,我亲自给你们端上来。”

语气和神态不露一丝异样,但当她转过身,眼眶已经悄悄湿润,十年的等待,终于在今天有了回应。

三人落座后,黄三屏退了帮工,端着一壶热茶亲自来到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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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反手关上门,又扫了一眼门外,确定没有人偷听,才将目光投向坐在正中的军官。

这名军官放下茶杯:“嫂子,现在已经解放了,不像以前那么危险了。”

说罢,他轻轻叹了口气,又补充道:“我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王维舟,今天来,是专门告诉您车耀先同志的消息的。”

听到“车耀先”三个字,黄三的双手不由得发抖,她强忍着心中的激动问道:

“我的丈夫……他还好吗?”思念、期盼还是恐惧,情绪太复杂,她或许也分不清哪个更多。

王维舟的表情沉重了几分,他低头沉默片刻,才缓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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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耀先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坚定信仰,视死如归,在1940年被捕后,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妥协,可惜的是,他在6年前牺牲了……”

话音未落,黄三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她的丈夫,那位曾经与她并肩撑起家庭、在餐馆里忙碌着的男人,竟然早已离开人世,她甚至没有机会再见他最后一面。

十年的希望和信念,在这一刻化作了碎片。

沉默了许久,黄三的目光落在王维舟身边的一只木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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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似乎察觉到她的目光,轻轻推开了箱盖。

从中拿出几本厚厚的手稿和一卷泛黄的旧纸,他将这些东西双手递到黄三面前,说道:

“这是车耀先同志在狱中写下的遗稿......”

黄三双手颤抖着接过这些遗稿,手指轻轻摩挲着封皮上的字迹,仿佛这些笔画能让她感受到丈夫的气息。

她听着他们的讲述,心中既是无尽的痛苦,又升腾起一股莫名的骄傲。

他的付出,不仅是为了妻儿,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和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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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接着说道:“我们带来了一笔烈士抚恤金,这是党和政府对您和孩子们的关怀,希望嫂子收下,以后能过得好一些。”

黄三抬起头,眼中带着决绝:“这笔钱我不能要,政府的钱应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我只要这些手稿。”

最终,王维舟拗不过她,沉默片刻,点了点头。

那天,黄三抱着丈夫的遗稿,坐在包间里,久久没有离开,街上的行人匆匆,这个世界已经彻底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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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努力餐”餐馆的招牌依旧挂在三桥南街,但它已不再属于黄三。

她将餐馆和丈夫的遗稿一并交给了相关部门,并委托政府妥善保管。

街坊四邻得知黄三的决定后,都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把餐馆捐了?这是你一家的生计啊!”

黄三却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我这条命是他给的,他为革命付出了一切,我只不过是把属于革命的东西还回去罢了,只要孩子们能平安长大,我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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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天起,黄三离开了那条熟悉的街道,她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与车耀先初识的小巷子,在街口开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可惜,岁月终究在黄三的身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长期的劳累和操心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1954年,黄三被诊断出患上了食道癌,病情发展迅速,即便如此,她依然选择默默忍受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黄三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孩子们,她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更是一个为革命默默付出的伟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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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去世后,孩子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与车耀先的遗体一同安葬在崇庆县。

生前不能相伴,死后终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