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认为，党锢之祸伤了东汉根本，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因为其造成了皇权和士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一些士族豪强离心离德。
这是不是意味着汉桓帝刘志就不该打击士族呢？
其实也未必。因为当时士族在朝堂上已经一家独大，甚至能够让刘志被迫改换皇后人选。
如果让士族继续这么发展下去，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左右朝局，上演一出东汉版的王莽之乱。
由此可见，实施党锢有其必要性，只是因为在方法上出了点岔子。
党锢之祸，究竟祸从何而来？汉桓帝在打压士族过程中，真是无计可施？面对强势士族，唯有党锢一个办法吗？
党锢之祸
刘志本来特别宠爱一个叫做田圣的妃子，很想立他为皇后。但士族极力反对，一致支持窦妙为皇后。
这个窦妙是何许人？他是窦武之女。
窦武是东汉时期外戚、学者，大司空窦融玄孙、定襄太守窦奉之子，与刘淑、陈蕃合称“三君”。年轻时以经术德行而著名，名显关西，是公认的士族领袖。
窦妙就定然代表士族的利益。
所以士族支持立窦妙为后，可以视为士族对皇权的一次冲击：通过立窦妙为后，士族势力就能由朝堂渗透进后宫，进一步挤压皇权。
刘志最后被迫立窦妙为后。这件事让他深感不安。
现在他别无选择，唯有反击。
刘志下的第一步棋就是将宦官势力恢复起来。
现在皇后和皇后他爹都是士族代理人，最大的一股外戚势力都已失控。刘志只能将宦官势力扶持成为自己的护城河。
他又新任用了一批宦官，如管霸、苏康、侯览、曹节、王甫等。
这些宦官很快就发挥了其作用。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复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皆以忏旨，为之抵罪。
宦官集团以中常侍苏康、管霸为首，开始全力打压士族。他们的打压成效明显。很快，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等士族的核心人物就遭到了惩处。
这几人身居要职，是士族核心人物。面对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士族开始求饶。
蕃因朝会，固理膺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复，诚辞恳切。帝不听，因流涕而起。
之前强迫刘志改立皇后的陈蕃，在朝堂上强烈请求刘志撤回对李膺的处理。但这次刘志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所以也强硬了一回，直接拒绝了陈蕃的请求。
刘志强势出手
刘志认为，士族豪强之所以如此强势，发展如此迅速，只为其在朝廷和地方上的垄断。
于是刘志分两步走：
为打破士族在朝廷的垄断，刘志快速将宦官势力扶持起来，让宦官势力去打压朝堂上的士族势力。
为打破士族在地方上的垄断，刘志开始实施新的措施，三互法。
豪强之所以在地方上根深蒂固，是因为他们彼此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圈子。
比如这些士族豪强凭其家学开门授徒，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和地方。同时这些士族还朋比结党、相互包庇，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和自己关系紧密的，几乎控制了地方选举权。于是世袭制卷土重来，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结党营私、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威胁朝廷，刘志将任官回避的范围扩大，制定出了我国历史上首个官员任官回避制度——“三互法”。
其具体内容包括：
1、本籍回避：州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郡丞、长史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严格意义上也不用本郡国人；地方长官自行辟用之属吏原则上用本籍人，也可用外籍之人。换句话来说，就是地方长官一定要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要用本籍。
2、姻亲回避：如果分居两州郡的两家结为姻亲，那么两家人任官之时要回避对方之籍。
3、任官回避：如果甲州人在乙州任刺史，那么乙州人就不能在甲州任刺史；郡县亦然。
这样一来，地方士族豪强一时就无法在举荐人才、任命官吏的事情上营私舞弊了。
客观上来说，“三互法”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东汉后期的割据势力没有一例是在本籍起家。这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地方割据势力出现的时间。
在阻止士族豪强在地方做大的同时，刘志还不忘将自己的势力安插下去。
按照三互法的设计，虽然阻止了士族豪强在本地为官，但并不影响朝廷任命地方官员或是往地方派驻官员。
在他的默许下，一些宦官和外戚势力迅速在地方发展起来。
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
这位张汎，属于外戚，他极力巴结讨好宦官，以此获得要职，在地方上极为风光。
宦官通过在地方上寻找代理人，将其势力和影响力迅速延伸到地方。
三互之法
总的来说，刘志费尽心思打造的这套官员任用体系，还是颇为精巧的。
只是问题在于，士族豪强在朝廷乃至地方上的发展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势”。
其实刘志的做法已经十分接近最终答案了。其做法可以说已经部分解决了察举制的弊端。
要是刘志能够多一点耐心，沿着改革的道路再多往前走一步，比如在此基础上再创新下选拔人才的渠道。或许就能根本上扭转局势。
就只差一点点了！
因为没有最终改善察举制的弊端，所以这让士族豪强有了喘息之机。
接下来，又进入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套路。
虽然三互法阻止了本地为官，但是这些士族豪强可以通过联姻来维持其权势，此外到了后期还可以花钱买职位。
举个例子，三国时期的名将郭淮，出生太原郭氏，在太原当地颇有势力。但按照三互法，郭淮不能在太原当地做官，他被派到青州，成为了平原府丞。
平原位于青州，臧霸青州兵的老巢，那里连曹操都管不进去，乱成一团麻。所以这个任命根本算不上重用。
为了摆脱困境，郭家人想到了联姻。当时王凌得到曹操重用，太原王氏迅速发展起来。这王凌来头可不小，他是东汉司徒王允之侄，所以郭氏王氏算是门当户对。两家人一拍即合，郭淮便娶了王凌的妹妹。
有了王家人的帮助，郭淮的人生才得到了改观。他进入了曹魏核心中枢。
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后，召郭淮为门下贼曹。郭淮后转任丞相兵曹议令史。
像郭淮这样的士人等在朝廷具备足够的资源后，再转到其他地方任职依旧可以成为一方豪强。
太原王氏和太原郭氏并没有因为三互法而遭到打压和削弱，通过联姻，他们还是得以发展壮大起来。
所以到了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势力通过勾结朝廷官员，同样可以迅速成为割据势力。
此外，士族还团结起来实施反击。
当时党人之议兴起，从甘陵南北部发展壮大，转入洛阳太学。三万多太学生中，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他们与李膺、陈蕃、王畅互相褒扬，左右舆论，史称“太学清议” 。
毕竟这些士族豪强本身的势力没有被削弱，为了谋得发展，他们无非是多付出一些操作成本而已。
士族的反制
找到了对策的士族豪强又重新恢复了对地方的掌控。毕竟实力在那里，无非只是换种方式而已。
但此时宦官和外戚的势力在这个过程中，早已渗透到了地方。
一方刚进场，一方重新返场。
双方势必会围绕地方主导权，展开一场激烈斗争。
这种斗争日趋白热化，日渐普遍化。
166年，南阳功曹岑晊劝南阳太守成瑨收捕在当地的外戚张汎等人，即便遇到刘志下达大赦天下的命令，岑晊却不顾赦令强行诛杀了张汎，又杀了张汎宗族宾客200多人，然后才上奏朝廷；
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在当地的所有财产；
汝南太守刘质逮捕小黄门赵津，不顾朝廷赦令，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
这可以看作是地方士族豪强对宦官外戚势力的驱逐和排挤。
刘志废了这么大功夫，实施三互法，让宦官打压士族，就是想夺得朝廷和地方的主导权。
可一旦地方士族豪强的这种反击行为广泛展开，刘志的努力就将全部付诸东流。
刘志终于丧失了所有的耐心。
他再也不想深化改革。他再也不愿和那些讨厌的士族豪强绕弯子。
他想直接动手打压。干就完了！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刘志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李膺、陈寔等200多个“党人”。有人逃走，刘志就悬金购赏。一时间，到处是捉拿“党人”的使者。
所谓“党人”，无非就是指的朋比结党的士人罢了。
刘志的措施虽然非常猛烈，但是士族也全力反击。
太尉陈蕃上疏极谏，刘志不听，找了个茬将陈蕃罢免。
但士人们没有放弃。
紧接着，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共同上表为党人求情。
这可以视为士族的威胁：看到没有，你的后宫还在窦氏掌控之中呢。要是再这样硬刚下去，皇帝你可要小心后院起火哟。
刘志终于意识到士族还是很强大，不是靠抓两百个党人就能够打压下去的。
他最终无奈选择了妥协。
刘志下诏释放党人们回家，但仍对其实施终身禁锢。
这便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过程。
皇帝和士族之间，算是彻底撕破脸了。此后，双方的斗争将会日趋激烈，再无缓和的可能。
这种严重内耗，无疑让东汉快速衰败下去。
若刘志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改变和优化游戏规则，局势或许真有改变的可能。可无奈刘志扛不住压力，采取直接打压和硬刚，最终导致了士族与皇帝的彻底决裂。
这便说明了刘志的行事风格：爱好艺术的他，始终怀有某种理想主义，期望能快速见效，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心腹大患。可有时候，过犹不及，过度用力反而带来最坏的结果。
第一次党锢之祸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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