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空军少校黄植诚，驾美式最新型百万战机回归大陆，结局怎么样|军衔|大陆|少将|战机|黄植诚

2015年9月3日，北京长安街。受阅队列尚未出场，一位头发花白、军装熨帖的空军少将悄悄引起摄影记者的注意。镜头拉近，人们认出了他——黄植诚。离开台湾三十多年，他依旧保持挺拔的军姿，只是眼神里添了几分沉稳。许多人好奇，他当年那次震动两岸的“翻跃海峡”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转折。

把时间拨回到1973年。那一年，19岁的黄植诚从台湾空军官校毕业，成绩排在前列。飞行课目里，他最擅长低空绕桩，据说飞机贴着海面一抖，几乎能把浪花掀到座舱罩上。讲评会结束，同学拍着他的肩：“小黄，这功夫拿去考核别人，绰绰有余。”没人想到，这句玩笑恰恰预示了八年后的剧情。

1978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少校，进入第五联队督查室。当时台空军刚接收F-5F双座战机，单价五百五十万美元，号称“空中猎豹”。为了适应新机型，联队选派飞行考核官做首批骨干，黄植诚凭飞行时数和体能测试一骑绝尘，顺理成章成为F-5F第一批驾机人。

1981年8月8日清晨，桃园机场气温摄氏三十一度。起飞前，他例行检查油量、舵面、座舱盖，动作干脆到让机械师都挑不出毛病。副座是中尉许秋麟，第一次跟少校搭档，略显紧张。滑行途中，黄植诚淡淡一句：“今天主要做失速改出和特技，你跟紧节奏就行。”话音落下，擎天跑道上那抹棕绿喷出火焰，跃入云中。

飞机冲破台湾北部防空识别区后，航迹突然左摆。许秋麟疑惑地问：“少校，航向怎么改了？”得到的回答是一句干脆的“看我的”。紧接着战机俯冲、低空掠海，雷达光束被海杂波淹没，防空系统出现十几秒的盲区。当许秋麟反应过来，平视仪里已经出现对岸轮廓。他急道：“我要回去。”黄植诚沉默三秒，把操纵杆轻轻向右推——飞机爬升到四千英尺，直扑马祖东引岛上空。确认副座安全跳伞后，他转身向大陆飞去。

福州机场塔台资料记录，当天10时05分，一架不请自来的F-5F呼啸降落。2060米跑道尽头，轮胎摩擦声传到指挥席，有人惊呼：“编号5361！”短暂惊诧后，地勤迅速引导战机进入指定停机位。机翼未停稳，一群身着蓝灰色作训服的空军技术员就开启摄影、测绘与取样程序，对这架最新型“百万美金战机”展开系统测评。

根据1957年颁布的《嘉奖国民党驾机人员起义办法》，黄植诚拿到了65万元奖金。当时深圳、珠海的房价不过三四百一平方米，这笔钱折算下来已是巨额。然而更吸引他的，是再次踏上父亲故土的念头。同年秋天，他回到广西横县良圻公社化龙大队盆象村。81岁的冯璜一见面就拉着他的手：“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像极了你父亲黄汝森。”罗锦春也笑：“身板跟你老爸一般壮。”黄植诚喝下一碗打油茶，放下碗又招手：“同志，再来一点。”乡音未改，一桌人笑声不断。

归队之后，他被安排到空军某研究所。F-5F上的火控系统、动力管理和弹药挂载数据，为当时大陆科研单位提供了宝贵样本。试想一下，一架现役敌对阵营战机的实测资料，价值远非它的价格标签可以衡量。黄植诚不仅参与技术拆解，还按照台军飞行训练模式编写了对抗教材，使解放军飞行教官对“假想敌”有了更直观的认知。数年后，在东南沿海的多场对抗演习中，这套教材被验证成效显著。

1983年，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颁发大会。台下坐着三十多位同样越过海峡的老飞行员，有人拄着拐杖，有人胸前挂满勋表。现场没有煽情口号，却弥漫一种质朴的庄重。黄植诚在发言时只说了一句：“飞机飞得再高，也离不开祖国。”话音很轻，掌声却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1988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正式转为现役指挥员。不久后调往空军政治部，负责对台联络及航空文化交流，身份由技术骨干转为桥梁纽带。1995年，黄植诚晋升少将，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空军“星级”将领之一。有人调侃，他是“驾最贵战机归队、领最高军衔荣誉”的代表；他自己只淡淡回应：“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进入二十一世纪，两岸关系时紧时缓，军事互信依旧脆弱。黄植诚多次赴厦门、泉州参加学术论坛，他强调空中突发事件联络机制的重要性，提出“技战术对抗可以有底线，人员安全必须零容忍”。这些观点既符合国际人道主义准则，也与台军服役经历相呼应，在业内颇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