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脾气变得古怪，其实多半是心里有数了。那年，她已经九十。白天还精神头十足，晚上却开始拿他练手：让他倒茶、拧毛巾、数药片，连睡前的杯子也要他摆在固定的位置。
她一句接一句：“快点，再快点。”他委屈得像个学生，悄悄跟孩子们诉苦：“你妈骂了我半宿，不让我睡。”
一年后，她突然走了。到那时，他才明白，她是提前给他上一课，逼他学会一个人活下去。
他叫赵俪生，1917年4月25日生，山东安丘人。年轻时在清华读外语，校内出了名的英俊，人称“清华第一美男子”。
1935年进校，两年后卢沟桥事变，北平战火起，他先奔回青岛料理父亲后事，又告别母亲，跟同学一道南下，走上抗日的路。
1938年初，他到了山西离石，“西北青年工作团”就驻在那里。那时天寒地冻，土窑洞里人挤人，大家写传单、编油印小报、教村里人识字、唱新歌。
她比他大三岁，叫高昭一，师范毕业，眉眼普通，个头也不高，脾气直，说话不拐弯。幼年丧母，继母不疼，她就早早学会咬牙过日子。第一次见面，他说不上来为啥被她吸引，只记得她坐在炕边，眼神笃定，不多话。
后来在一起干活他才知道，她读过《资本论大纲》。他性子里一向有点骄，听了这事，不自觉地开始“刮目相看”。她又发现他底子厚，外文拿得稳，写稿子干净利落。两个人围着炕桌子对坐，一边抄小报一边唱歌，她领唱，他在旁边看着，心里很服。
时间一久，彼此的敬意慢慢变成了心事。有一天，他上街买了二十根芝麻滚子，叫大家来喝茶，当众宣布：“我和高昭一已经是夫妻了。”
那是没有婚纱和鲜花的婚礼，只有同事们的笑声和掌声。第二天，他们就转到中条山地区，刷标语、发动群众、给村里人做动员。
三个月后，他倒下了，恶性疟疾，烧得人神志不清。
队里没药，她背着他去了西安，白天干活，晚上照顾他。等他好一些，他们留在关中，他在中学教书。1941年他又病了，这次是伤寒，高烧多天，人都迷糊了。
家里头那时已有个不到一岁的女儿，她守着他，几乎没合过眼，甚至想过“随时当寡妇”的最坏准备。命大，他又挺过来。教书的空隙，他读史越来越多，慢慢从文学转向了历史。
1946年，他在《大公报》发出第一篇学术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主编胡适专门来信鼓励。
过不久，傅斯年拍板举荐，他结束了在中学教书的八年，进了河南大学，当上了最年轻的教授。解放战争后期，夫妻俩一边带着孩子们辗转几所大学，一边收拾书箱。
到了1950年冬天，他们终于在山东大学“落地”。他当历史系教授，她做助教，这段日子难得安稳。两人一同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全国头一回。
1954年，合作出版《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他也因此站进“新史学”的第一排。
1957年，他被调去支援兰州大学。第二年，他去到山丹县农场。家里六个孩子，全靠她一份工资扛着。有人要去农场，她就拜托带点粮食过去。
荒滩上，风沙直往嘴里灌，他靠着一本本史书熬日子，夜里肚子咕咕叫，心里记着家。
1961年腊月，家里来了噩耗：二女儿赵纪上山捡“地衣”充饥，不慎跌下山崖。她发电报，他才获准回家。
一个披着破羊皮袄的瘦小“老头”，跌跌撞撞进门，她愣了一下，没认出来。等他开口：“昭一，我是赵俪生啊。”她才抱住他放声痛哭。那一刻，所有的委屈都化成了眼泪。
伤心之后，他又病了，几乎一病不起。她狠下心从西北师大退了职，换来四百块退职费，全部拿去买高价粮食，先把家人的肚子填上。
多年后，三女儿赵絪说：“妈妈的前程，是被我们吃掉的。”等他气色回些，他开始翻译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深夜里，她给他熬一碗玉米面糊糊，他端着碗，继续往下译。稿子译完，他也算从丧女之痛里走出一截。1962年，他回到讲台，校长当众说：“还是赵先生讲课的水平最高。”
写文章时，他喜欢先跟她聊。她几乎是他每一篇文章的第一读者。有时候她笑着指一段：“你这可是偷了我的观点。”他也不辩驳，就当真“偷了”。
家里有争执，更多是学术上的，谁也不肯轻易让。可到了1966年，风暴又起，他被拉到台前挨批。回家后，他撑不住了，对着她喊冤：“他们骂我是个大流氓，你是知道的，这辈子我连个流氓渣渣都沾不上啊！”她把手一挥：“谁说的？要你都成了大流氓，这学界就没一个干净人。”
她也没忘教育孩子：“父亲只有一个，不可更换，无从代替。不管外面怎么说，家里人不能虐待他、鄙视他。”
许多家庭在那几年被撕裂，他们家没有。再难，他心里都惦记着“回家”。家里有热饭热茶、有被窝的温度，有她坐在灯下的身影。
1978年，他六十一岁，重返兰州大学讲台，学生给他起外号叫“五绝”教授——讲得清楚、条理分明、例子抓人、板书漂亮、发问犀利。
教室里常常坐满人，窗外也挤着听讲的。他这一生，门生满天下，但跟谁提起他，大家总会提到他。她是他最懂的听众，也是最挑剔的读者。
她晚年在床头挂了一幅他写的字，是清代才女林佩环的诗：“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这像她的一次“公开告白”。她一向不爱说这些，但哪天把这四句挂起来，谁都看懂了她的心思。
九十岁那年，她忽然变了。她把家里的事交到他手上：药片怎样分，毛巾要多热，杯子该放哪一角，连出门领钥匙也要他反复背。她说话更冲，做事更急。他困惑、委屈，还是照做。她走的那天没打招呼。
到了她出殡的那一天，院子里站着的都是她教过的学生、她帮过的同事以及邻居。而赵俪生站在人群后面，像个迷路的老人。
没过多久，孩子们发现了，他经常一个人靠在窗前唱歌，低低地、断断续续的：“凄苦的湖上，雨斜风狂，没有渔火，也没有灯光……”那是他们在游击队时她教给他的歌。歌声就这样飘荡在雨中，好像二人在隔空对话一样。
赵俪生的一生大起大落，挨过病、挨过批、挨过饥饿，是靠教书才把自己撑了下来，靠成家把心放稳。
1946年初露锋芒，1950年在山东大学扎根，1954年和她一起把农民战争史的课题拉上台面，1957年西行，1958年被打下去，1961年受重创又爬起来，1962年重返教室，1966年再度跌落，1978年再次回到讲台。
每次遇到这些事情的转折点时，她都会在旁边陪伴，或顶着风替他挡一挡，或在灯下把字一笔一笔地抄清楚。她虽然嘴上不说“爱”这个字，但都在实际行动里体现了出来。
很多人会说他是“清华第一美男子”，可他的嘴边最常提及到的，是他的性格很“硬”。他说她“读书不多但讲的话都很有道理”，遇事顶得住。
也会有人笑话当年他娶了个“其貌不扬”的媳妇，他听见只轻轻一笑，并不理会他们。因为在他的眼中，她从来就不是外人所说的那样，她是理直气壮、做事从不拖泥带水的人，更是他文章里最管用的那支“红笔”。
年过八十七岁的他，走路变慢了，说话也变慢了。孩子们来家里吃饭，他还是习惯性地把她的碗筷摆了出来，直到后来才想起她已经不在。饭后，他把药片一粒粒地数好，放进小盒里，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这些流程，是她留给他的嘱咐。
在2007年的冬天，在“丑妻”去世的次年，他也走了，享年九十岁。很多人说，他是去找她了。孩子们把父母的相片放在一起，年轻时的他眉目清朗，她的眼神坚实；年老时的他白发，她脸上也有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回头看这一生，很长，可日子却都是琐碎的——炕桌上的报纸、油灯下的手抄、从兰州吹来的风、山丹荒滩的沙尘、四百元退职费换来的几袋粮、夜里的一碗玉米糊糊、讲台下密密麻麻的眼睛、床头的那四句诗、窗前的那首歌。
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刚好拼出完整的他们。年轻时他被她的“硬”吸引，中年时也靠着她的“硬”挺过了最难的那几年，晚年又被她“硬”着心去推着要学会照顾自己。
她就像一根顶梁柱，撑起了整个家。她不在了，但这根梁还在，他站在屋里，知道了自己要怎么去活。
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与自己一起熬的人，何其有幸。她虽不是他人生里最亮的那束光，却是最稳最合适他的那盏灯。
灯点着，他就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灯灭了，他还能凭着记忆把家务做完，把药片数清，把那首老歌轻轻地唱完。
窗外起风了，他把窗关好，背过身，桌上是她留下的小盒子，盒子里是每天要吃的药。晚上睡觉前，他还是顺手把杯子摆到固定的位置。她叮嘱过的，他都记在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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