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山坡的风,好像还带着父亲当年的味道。”——2018年4月3日清晨,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说这话的,是68岁的王援朝。半天工夫,随行的烈士后代就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谁的父亲会在山风里留下“味道”?王援朝没急着回答,目光在陵园的松林间慢慢扫过,像在对谁行注目礼,又像在回想一个走失已久的梦。
故事要从1979年的一个夏日说起。那年王援朝30岁,刚陪妻子做完产检,正盘算着给即将到来的孩子买两身小棉袄。却被母亲黄彦亭和继父王福寿叫去火车站:“我们到西安办点事,几天就回。”母亲语气轻飘,继父低头整理行李,连一贯爱叮嘱的“别抽烟”都没说。年轻的王援朝只觉得蹊跷,但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
西安传来噩耗时,是四天后的夜里。电话那头的哭声让他心脏猛地一揪——王福寿突发阑尾炎并发感染,医院下了病危通知。王援朝连夜上火车,赶到时,继父已经插满管子,脸色灰白。病床旁站着一位素衣阿姨,神情焦急。继父费劲地抬起手,把儿子的手和那位阿姨的手叠在一起,喉咙滚动,却再没有声音。十分钟后,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
办丧事那几天,王援朝一直迷糊。直到母亲把那位阿姨请到堂屋,说:“援朝,该让你知道真相了。”原来,陌生阿姨吕端清才是他的生母,而她的丈夫杜耀亭才是他的生父。杜耀亭,1949年参加第七师,1952年底随补充团入朝;王波,则是和杜耀亭一起长大的同乡、同师战友。两家关系极好,王波新婚多年无子,杜家孩子却接二连三。1950年7月,吕端清生下第三个儿子,一咬牙把孩子抱到王家:论辈分,他叫王波一声叔;论身份,却成了王波夫妇名义上的独子。那孩子,就是王援朝。
1953年1月,杜耀亭和王波在三八线东段同一天进入阵地;5月26日,王波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听说援朝头上碰坏了,还骂人,你可别心疼打两下……”字迹温柔。六月初,阵地前沿遭敌机轰炸,王波当场牺牲。不到一个月,杜耀亭在支援抢修公路时亦被弹片击中。两张牺牲报告书,隔了四十二天到达国内。两位寡妇抱头痛哭,却依旧拉着手坚持把孩子抚养成人。
就是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战友王福寿出现。坦克团出身的他当年二十八岁,看惯了生死,本该回乡完婚,却不忍黄彦亭孤苦,一句“我来一起过”,把身后十几年硬是活成了“父亲”二字。三年困难时期,他把仅有的粮票和半兜老南瓜塞进儿子碗里,自己啃蒸糊糊;王援朝复员那年,他托遍北京老战友,换来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已是七十年代,永久车相当于半年的工资。母亲埋怨他“欠下一堆人情”,他笑而不答,只说:“他高兴,他爸们也高兴。”
至此谜底全揭开——1979年那趟西安之行,是王福寿和黄彦亭想把生母吕端清请到兰州,与即将出生的外孙合个影,让三个家庭的血脉真正团圆。谁料阑尾炎毫无征兆地爆发,王福寿把自己最后一口气,用来替两位牺牲战友完成“交接”。没有豪言,只有一个动作——握手。
听完身世,王援朝脑海里连声响都消失了。一个问题却突然蹦出:三位父亲,哪个才是“真”?他后来回想,答案其实简单——脐带生他,姓氏养他,背影护他,三个男人共同塑造了今日的自己,没有“真假”之分。
时间再往前拨几年。1973年他复员回家,继父把永久车推到院里时,说了句:“回城的路有点远,车子快。”王援朝当时只顾得意,直到1976年在部队战友婚礼上听到有人感叹“一辆永久抵半套四合院”,才猛然懂得继父当年的付出。那一刻,他在礼堂后门偷偷抹了眼角。
2018年,他跟随“志愿军烈士后人祭扫团”第二次来到朝鲜。第一次是1954年随母亲短暂探亲,彼时两三岁的记忆只是模糊的山和水;这一次,他想把每座无名碑都看细,盼能从碑缝间找到“王波”或“杜耀亭”的刻字。墓区太大,名字太多,生卒年大多停在1952或1953。他站在风里听松针簌簌响,忽然生出一种错觉:父亲们正从各自的石碑里走出,拍拍战袍,问他过得好不好。
找到他们的遗骸概率极小,他心里明白。但只要脚还能走,就要多来几次,多带些土回去。回国那天,他在丹东江边折了根柳条:“爸们,先带你们回家看看风景。”简单一句,却成了他多年坚持的注脚。
2023年清明,朝鲜移交第十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当大巴缓缓驶出沈阳桃仙机场,王援朝在人群后排,手里紧握着手机直播画面,嘴里低低念叨:“希望是你们俩中的一个。”屏幕上棺椁绶带的红色映进他眼里,一瞬间,他仿佛看见三位父亲肩并肩走来:一个微笑,一个沉默,一个推着永久牌自行车。
有人问他为什么还来回奔走,他摊开掌心:“他们用命给我撑了半辈子的伞,我这一把老骨头,多走几步算什么?”简短一句,把旁人问得说不出话来。
今年,他给刚上大学的孙子寄去一本老相册,扉页夹着三封复印的家书:王波的亲笔信、杜耀亭的“前线留言条”、王福寿写给老战友的“托孤信”。孙子回信中写道:“爷爷,我以后也想当兵。”王援朝没回复,只是在信纸背面写下一行钢笔字:“愿你见到暴风,也想起这三双手。”
陵园里的风还在吹,松枝摇得簌簌作响。王援朝合上回忆,转身时,夕阳正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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