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气候变暖几乎已经成为全世界共识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是，以工业化前的气候为基准，人类应该将气候变暖的升幅控制在2℃以内。因为目前地球气候已经升温了超过1℃，所以2℃的控制目标还是很艰巨的。为了协调全球各国力量，联合国一直在主导推动国家间形成一致的行动方案，每年各国代表都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进行磋商，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成为首个全球范围的气候协定，2015年的大会则达成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指出，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需控制在“远低于”2℃的水平，并且各国应积极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从目标设定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人们在控制气候变暖方面，是有目标、有愿景、有期待的。但问题是，这个期待真的能实现吗？

说实话，情况并不乐观。定目标总是简单的，动动嘴皮子就行，但涉及切身利益需要变革时，各方的执行力就大不相同了。为了实现控制升温的目标，人类需要让所有国家在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间实现平均零排放，但2020年的一份联合国报告估计，要实现控温2℃以下的目标，各国必须将现有努力提高三倍，如果控温目标是1.5℃，则需增加五倍。各国目前的实际行动和目标相比，大多有较大差距，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气候政策经常变化，今天加入《巴黎协定》，下届政府又退出，也为相关目标的实现增加了许多变数。在国家的范畴之外，大型公司同样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对公司来说，气候议题并不能帮它们增加利润。所以迄今为止，在全球最大的200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略多于两成制定了净零排放目标。而且就算有目标，它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也要打上一个问号。比如英国石油、道达尔、挪威国家石油等化石燃料公司，已经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但长达30年的目标周期，意味着它们的减碳努力本身就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

即便如此，肯设定目标的公司已经算气候议题中的优等生了，另一些公司，尤其是能源类公司，更是毫不迟疑地站在了控制气候变暖的对立面。比如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就竭力否认气候变暖的事实，有消息披露，1998到2014年，埃克森美孚曾向否认气候变化的组织提供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助，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承认气候变暖会影响它赚钱。

除了国家和公司的付出不足以外，控制气候变暖的另一个困难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责任分配不均。换句话说就是，富人和普通人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责任并不一致，富人应该承担更多减排任务。有研究估计，如果全球10亿中产阶层努力改变生活方式来减少碳足迹，那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就可以减少1/5，从数据上看，动员的人不少，但减排的程度确实不大。一个普通英国人平均每年会排放7吨碳，就算他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践行低碳理念，最终也还是会剩下3到4吨的排放量，因为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总是要冬天取暖、晚上用电的，毕竟不能为了低碳回森林当原始人。相比之下，富裕群体的减排潜力就要大得多。

联合国《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贫困50%人口的两倍多。比如书中统计某位富豪在2017年，光是坐飞机出行就排放了1629吨的碳，比200个普通英国人一年的总排放还要多。显然，富裕群体，尤其是社会中那1%的高消费人群，理应为自己远超生活必需的碳排放负责。但遗憾的是，这些人往往拥有更多的金钱和权力来对抗自己的责任，并减轻自己受到的影响。

面对这个现象，如果你的碳排放本来就很少，那就不用过多担心自己的责任，反之，如果你的排放量很大，那就得自我反思、努力改变，并让身边的人一起为控制气候变化而努力。人人都应该发挥作用，但有些人必须发挥更多作用。气候议题中的另一个现状：宣传不接地气。一般来说，人们只关心跟自己亲近的人，而且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气候变暖就算有影响，也影响不到自己身边。比如有调查显示，59%的英国人认为气候变化会对欠发达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只有26%的人认为气候变化会严重影响到自己和家人。这就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谈及气候议题时，很多人会有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

这时环保组织的宣传，本来应该唤起大家切身的危机感，但它们是怎么做的呢？环保组织的常见做法是展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头饥饿的北极熊站在一小块冰面上。这确实是在展示气候变暖的危害，但问题是，一个本就缺乏临场感的现象，还选了一种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的动物作为标志，这种宣传能有多大说服力？所以作者认为，要想唤起社会各界对气候议题的关注，这类宣传必须更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多接地气，真正去贴近你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