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王孝和在上海出生。他爹是轮船烧火工，娘在家缝缝补补，家里4个兄弟，他排老2。
王孝和记事那年，大哥和大弟突然得了急病，家里掏不出医药费，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没了气。没过多久，小弟又被人贩子拐走，娘当场就垮了，哭到耳朵再也听不见，原本就瘦弱的人，缩成了一团干柴。
爹心疼娘，想多挣点钱，可在船上烧火时晕在了锅炉边，外国主管连句慰问都没有，只甩了句“没用的东西”，就把他开除了。那时候王孝和才几岁，攥着小拳头去找主管理论，人家却眯着眼笑：“有能耐找工部局说去，我没空管你们穷工人的破事。”
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娘带着王孝和回了宁波乡下。可乡下也不是避风港，国民党的兵时不时来抢粮食，地主催租子像催命。王孝和看着身边人受苦，心里总憋着股劲：这世道不该是这样的。
14岁那年，他揣着爹凑的几块钱，回上海考了励志英文专科学校。那时候能读书的穷孩子不多，王孝和格外珍惜，白天看课本，晚上就偷偷看进步书籍，《共产党宣言》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话，像团火似的，在他心里烧了起来。
学校里有位姓沈的同志，看出王孝和是块好料，经常找他聊天，聊工人怎么受压迫，聊国家怎么才能救。
1941年5月4日，在学校的一棵老槐树下，王孝和攥着拳头宣誓入党。那时候他才 17 岁，却已经明白，自己要走的路，是要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的路。
1943年，王孝和进了上海电力公司，成了一名技术员。他跟厂里的工人师傅们处得特别近，知道大家工资少、干活累，还经常被资本家克扣薪水。1946年电厂大罢工，王孝和跑前跑后，帮着组织工人，跟厂方谈判，硬是把工人的工资给涨了点。
后来他当选为工会常务理事，更是把工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有个老工人被无故开除，他带着几十号工友堵在厂门口，直到厂方答应恢复老工人的工作；有工友家里困难，他把自己的工资分出去一半。
那时候他的工资要分成四份，一份还家里的旧债，一份给娘，剩下的才够他和后来的妻子过日子。
说起他的妻子忻玉英，两人还是小时候定的娃娃亲呢。王孝和11岁那年，娘去忻家做客，见才4岁的忻玉英长得虎头虎脑，可爱极了，就跟忻家定了亲。
后来王孝和去上海读书，忻玉英在乡下织布，一晃就到了18岁。那时候乡下姑娘18岁还没出嫁，要被人说闲话的。忻玉英的娘急了，带着她坐火车去上海找王孝和。
第一次见面时，忻玉英紧张得手都在抖。她穿着粗布褂子，梳着麻花辫，而王孝和穿了件夹克，头发梳得整齐，一看就是城里人的样子。
王孝和先开的口，问她“信佛不”，忻玉英摇头，又问“乡下国民党咋样”，忻玉英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说那些兵抢粮食、收保护费，村里人恨得牙痒痒。这话让王孝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原本还担心，忻玉英要是个思想保守的姑娘，可能没法理解自己的工作。
那时候王孝和已经是地下党，家里是秘密联络点，他得找个可靠的人作伴。他跟组织汇报后，沈同志偷偷观察了忻玉英几次，说这姑娘朴实、心善，能帮上忙。
1946年，两人结了婚，没办酒席，就拍了张结婚照，王孝和的衣服还是跟邻居借的。婚后没地方住，只能在外面租房，娘还不高兴，可王孝和知道，租房更安全，不容易被人盯上。
刚开始的日子苦得很，家里连张饭桌都没有，工友们凑钱买了张桌子，忻玉英每天擦得锃亮。后来王孝和经常带“朋友”来家里，说是打麻将，其实是开秘密会议。忻玉英就坐在门口放哨，看到陌生人大老远过来，就敲三下门报信。
冬天天冷，她坐在门口冻得手脚发麻，王孝和总会出来给她披件衣服，小声说“委屈你了”。那时候忻玉英还不知道丈夫是地下党，只觉得他“事多”，但她信任王孝和，丈夫让她做啥，她就做啥。
1947年，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王孝和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女儿逗乐，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忻玉英看着丈夫的样子，觉得日子再苦也值了。
可她没料到，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没了。
1948年4月，厂里有个叛徒出卖了王孝和，国民党特务很快就盯上了他。有天晚上，一个特务上门，说只要王孝和“自首”，就能当大官、拿高薪。王孝和冷笑：“我跟工人一条心，你们那套我不稀罕。”
特务走后，王孝和拉着忻玉英的手，眼眶红了：“阿英，你带着孩子回娘家吧，要是我不在了，你就再找个人过日子，别苦了自己。”忻玉英抱着他哭：“你跟我们一起走，咱们逃吧！”可王孝和摇了摇头。他要是走了，组织的秘密可能会泄露，其他同志会有危险。
其实那时候组织已经让他撤离，可到处都是特务，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员。王孝和连夜把家里的秘密文件、电码本烧了，烧不掉的就埋在院子里的老树下。第2天一早，国民党宪兵就破门而入，把王孝和押上了卡车。忻玉英追着卡车跑，喊着他的名字，直到卡车消失在路口。
王孝和被关在提篮桥监狱，敌人为了让他招供，用尽了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电刑，他的身上到处是伤，可硬是没说一句软话。特务没辙，就故意把铁屑放进发电机油管，诬陷是王孝和干的，还趁他昏迷时，让他在“自白书”上按了手印。
庭审那天，王孝和穿着囚服，却站得笔直。当法官念出“死刑”时，他突然笑了，那笑容不是害怕，是对敌人的嘲讽，是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他解开上衣，露出满身的伤痕，对着旁听席喊：“大家看看，这就是国民党的‘公正’！他们打我、逼我，可我没做错任何事！”审判长急得脸都白了，让人把他拖了下去。
党组织想帮他上诉，可国民党早就定了调子，上诉被驳回。
王孝和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在监狱里写家书，写了几十封。给忻玉英的信里，他说“对不起你，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给父母的信里，他说“你们养我不容易，可这世道太黑，我得站出来，就算死了，也有千千万万年轻人接着干”；给狱友的信里，他说“别灰心，光明总会来的，咱们要为正义扛到底”。
忻玉英去探监时，看到王孝和瘦得不成样子，身上的伤还在渗血，哭得说不出话。王孝和反而安慰她：“别哭，国民党快完了，以后咱们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忻玉英已经怀了二胎，她告诉了丈夫，想让他也高兴一下。
临刑前，王孝和把一条绿色的军用毛毯送给了狱友，那是他结婚时，跟忻玉英在跑马厅买的，忻玉英怕他在监狱里冷，特意送过来的。他说：“我用不上了，你们留着，以后看到它，就想想咱们为啥奋斗。”
1948年9月30日上午，提篮桥监狱的刑场上，王孝和站得笔直。刽子手拿着枪，手却一直在抖，他杀过不少人，可从没见过这么坦然的年轻人。王孝和看着东方，轻声说：“我死得值，你们这些坏人，早晚要完蛋。”
枪响了，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也偏了，直到第三枪，他才慢慢倒下去，那年王孝和才24岁。
王孝和牺牲后没多久，忻玉英生下了二女儿，她按照王孝和在信里的嘱咐，给孩子取名“佩民”，希望孩子能记住，她的父亲是为了人民而死的。
那时候家里没了收入，忻玉英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特别难，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地下党的同志会偷偷送点钱过来，可也只是杯水车薪。忻玉英受不了打击，有时候会突然大哭大笑，甚至会抱着孩子到处找王孝和，邻居们看了都心疼。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找到了忻玉英，告诉她王孝和是共产党员，是为了革命牺牲的烈士。忻玉英这才明白，丈夫当年为啥总“怪怪的”，为啥要让她放哨、送信。组织给她安排了工作，在钞票厂上班，还送她去夜校识字，她终于能自己给王孝和“写信”了，虽然那些信永远寄不出去。
有人问她：“王孝和当初跟你结婚，也是为了掩护工作，你恨他吗？”忻玉英摇了摇头，眼里闪着泪：“他是为了大家好，婚后也没有亏待我，要是再选一次，我还愿意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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