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0日，星期二，福州东郊，闽江北岸的鼓山。

鼓山是福州风景绝佳之地，有“全闽二绝”之称，鼓山附件有一个军方的干休所，这一天的上午十点多，　一对男女来到干休岁门前，此时一个腰佩手枪的年轻警卫，用稍带警惕的语气询问：“两位同志有什么事吗，这里是军事重地，不要在此游玩？”

这时那个穿蓝卡其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掏出证件让对方过目，表示自己叫牛永健，是应在该干所休养的施九德同志之约前来拜访。警卫拿了证件返回岗亭往里打电话联系，出来后传达了警卫办公室的话：按照约定只有牛永健一人来访，因此你的朋友不能入内。

这个结果颇使牛永健感到意外，虽然几经交涉，但该警卫就是不允许该女子进入，那女子眼见无望，便说：“那就算了，你自己进去吧，我自个儿回去就得了”。这时牛永健也只好答应，但牛永健对于女人自己回去好像有点不放心，此时恰好有一辆小吉普从里面开出来，见是空车，牛永健就上前说明情由跟司机商量捎那女伴去市区。司机当下就点头同意了。

书中暗表，这个女人叫桂美玲，她和牛永健都是北京市商业局的干部。当时商业局根据上级要求，正在进行内查活动。所谓内查，就是要查出了混进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特务、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敌对分子，而牛永健、桂美玲被上级组织部门选中，暂时借调到内查活动领导小组，这次二人就是奉命从北京来福州，外调一名审查对象的历史问题。

牛永健时年三十六岁，1939年入党，此后一直在不过一直在根据地边区政府工作，并未上过战场。但不管怎么说，资格他是有的。可他始终没有得到晋升，属于一般工作人员，解放后，他的行政级别是十六级，每月可以领一百出头的工资。这次赴福州外调，是牛永健积极争取的，因为他的表弟施九德福州工作，牛永健就想借出差机会去见见表弟。施九德在八路军当侦察兵，由于颇有战功，解放后已经是一名上校军官了，当时在军区情报处工作。属于高度保密单位。

牛永健离开北京之前，向施九德所在的部队发电报告知消息，施九德在回电里说，最近他在福州这边的军队干部休养所休养，来了直接就来干休所就行，三天前，牛永健、桂美玲乘火车抵达福州后，就在旅店往鼓山军干休养所打了电话。施九德上校大喜，于是就约定今天上午去军干休养所见面。

鼓山军干休养所是一个专门供军队团级以上军官休养的地方，对于休养军官在所内接待来访客人控制得极为严格，施九德在跟牛永健通电话后，就办理了相关手续。牛永健却根本没想到休养所竟然有这种规定，也就没有说这次出差是两人同行，过去时他得带上同事美玲。而施九德想当然地认为表哥是一个人过去，办理手续时就在接待单子上写了牛永健一个人的姓名。　所以警卫只让牛永健—个人进入干休所，而且按照规定也不能临时补单子。这样，桂美玲就只好返回市区。

桂美玲搭车回到市区后，就到处逛了逛，然后就回到下榻的旅馆去了。可直到晚上六点牛永健还没返回。桂美玲以为牛永健被表弟留住了吃晚饭，也就没多心。等到了晚上八点，牛永健竟然还没回来。这下桂美玲就急了，因为二人已经买了次日上午七点返回北京的火车票，大清早就得离开旅馆前往火车站，因此，牛永健有天大的事情也得回来，不回来也得打个招呼。

于是，桂美玲就决定去服务台往军干休养所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可她不知道军干休养所的电话号码，可一打听，旅馆值班服务员说军队电话电话局是不给查的。

而桂美玲颇有头脑，马上往公安局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桂美玲向市公安局的值班人员说了情况，请求公安同志帮助联系军干休养所，查问一下同事牛永健的行踪。十多分钟后，市局值班警员回电说，军干休养所那边称，施九德确实接待过其表兄牛永健，可牛永健在下午二点三十分就离开休养所了。这下桂美玲傻了，牛永健居然失踪了，不大一会儿，施九德打来电话询问了。待问明情况，施九德顿时着急了，说了声“你在原地等我，不要和任何人接触”。

军干休养所距二人下榻的旅馆大约六公里，不到半个小时，施九德是开着军干休养所的一辆小吉普来到旅店，施九德抵达后，向桂美玲问了问情况后，想了想对桂美玲说：“这事得马上报警！”

于是在晚上十点多，一辆挂军用牌照的吉普车开到公安局门口，经简单交涉之后，施九德带着桂美玲见到了福州公安局政治处副处长贾长山。贾长山听完二人诉说之后甚是重视，当下立刻叫来治安科值班警员，决定由治安科跟鼓山派出所联系，请他们出动警员负责寻找牛永健。

施九德、桂美玲于是立刻驱车赶到鼓山派出所。全所警员竟然已经集中了十一名。所长跟施九德表示，是不是走迷了路？鼓山虽说不是什么深山老林，不过树木茂密，陌生人走着稍不留神就容易迷路的，我们现在立刻上山去找吧？施九德想了想，说看来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于是所长带上九个警察，所里留下两人值守，也让桂美玲在所里等消息吧，所长又召集了十几个治安积极分子。此时时已近午夜时分，二十多个人分头上山，以军干休养所为中心，分八个方向分头寻找。一直到天色微明，各路均无收获，筋疲力尽地返回派出所。

大家刚刚回来，值班警察准备好了早饭，施九德和桂美玲等人刚刚端起饭碗，—个农民打扮的中年汉子急匆匆奔进派出所，说在溪里浮起了一个死人！”

众人闻言一拥而出，据报信人说，昨天傍晚，他在距军干休养所三百多米开外的那条无名小河里下了网子，今天一大早起来去查看收获，不想扯拉绳子时却沉甸甸的拉不上来。他以为是有大鱼上钩了，使劲一拽，居然从水底下浮起一具男尸！

一干人将尸体打捞起来一看，不是牛永健是谁？更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牛永健竟然穿了一身未佩军衔的马裤呢，当时的陆军军官制服。此事立刻惊动市局和干休所。市局当即报告省公安厅，法医第一时间赶到赶到现场验尸，结果是：牛永健是被绳索勒死的。

福州市公安局局长谢白秋听取情况汇报后，下令组建专案侦查组对此案进行侦查。此案依牛永健失踪时间定名为“9·19”专案组。专案组由五名警察组成，市局刑侦科副科长雷辰阳担任组长，四名组员中其中两名是市局刑警郭树旗、裴殊，另外两名是鼓山派出所警员王佩聪、曹求耿。专案组组成后的第一件就是听取法医的报告，这位仇法医向专案组介绍了以下情况：

死者是先遭受暴力袭击——用钝器击昏后，四肢被麻绳捆绑，然后用绳子勒死的。从死者胃内的残留物分析，应是在午餐后两小时左右被害的。凶手杀害牛永健后，把几块石头装入一个旧皮箱，再把皮箱拴到尸体上沉入河中。尸体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浸泡，由于内脏腐烂产生了大量气体，其浮力超过石头的重量，经那个捕鱼的农民一拉扯就浮上了水面。

之后，施九德向专案组提供了以下情况：

牛永健是昨天上午九点二十分在军干休养所进行会客登记的，后来表兄弟俩久别重逢，自有一番亲热。午餐时，两人喝了些酒，但并未过量。饭后二人沏了壶茶继续聊天，至下午二时许牛永健告辞。施九德送给表哥一套八成新的马裤呢军官制服、两块衣料、两罐上海产的光明牌奶粉、两斤广州产的盒装火炬牌牛肉干以及福建特产海鲜对虾干、干贝、紫菜等送给表哥，施九德用一口旧皮箱装好。

牛永健见表弟送给自己一套马裤呢校级军官制服，十分兴奋，当即脱下身上原先穿着的中山装，换上了表弟的军官服，接着就把中山装往箱子里一放就告辞了。在大门口，警卫按程序予以登记，牛永健按照规定签了自己的姓名，施九德这才跟牛永健握手道别。

警察此时就向施九德提问：“您没给表哥联系一辆汽车？”

施九德说当时干休所没有闲车就只好让表哥去休养所前面的公路上拦便车了。牛永健再三说没事，即使步行回城，也不过十多里路，走个把小时就到了，那么，牛永健是否搭到了便车呢？这个问题就谁也不知道了。但干休养所附近的公路边上摆摊卖水果、海鲜干货的小贩，他们很有可能遇见过牛永健，而在去向小贩调查之前，雷辰阳以市局名义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达“9·19”案件赃物协查通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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