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级别从准师晋升副师，按说可晋升大校，上级：不具备晋升条件|上校|军衔|副师|大校|少将|炮兵

“1959年5月，南京总院病房里，军医凑近低声提醒：‘刘主任，军区开始给校官提衔了，材料得尽快报。’”病床上的刘竹溪点了点头，却没有立刻回答。他心里清楚，文件上写得很硬：病休超过半年者，不予晋升大校。自己刚从肝硬化的鬼门关拉回来，这条红线根本迈不过去。

1959年那份《关于调整干部军衔级别的指示》来得突然又急迫。四年前授衔时，很多人还是中校、上校，如今大批干部的职务早已水涨船高，军衔却停在原地。文件一出，南京军区炮兵机关忙得像开机器：统计、审核、上报，一连串动作压着时间表走。大环境如此热闹，可有人注定只能旁观。

回到二十二年前。1937年冬，胶东抗日根据地新兵连迎来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年轻人，他就是刘竹溪。文化课考核，他的卷子满是工整字迹，教导队长眉头一挑：“小刘，你到纵队机关帮忙写文件。”从此，他的战斗从前线炮火延伸到纸面电台。

1940年，机关压缩编制，他被派到连里当指导员。胶东的冬天冷得要命，他拖着伤过的腿领着新兵夜行百里抢占高地。之后队伍扩编，刘竹溪升为营教导员、营长兼政委，再到副团长、一口气跑完整个解放战争。华东野战军番号屡换，他的档案却始终记录一件事：能文，能武，听指挥。

新中国建立，部队重整。1952年总部全面评级，刘竹溪被定为准师级。同批老战友里，参加红军长征的好几个定了正师、副师，和他肩并肩打过仗的却有人拉开半级。评级组给的理由很直白：参加革命年份、职务、功勋综合算账。当时没人觉得奇怪，刘竹溪更没打包票说自己吃亏。

也是那年，他调离第28军，到南京军事学院函授系读炮兵指挥。别人半年结业，他偏偏念了四年。原因简单——肝硬化反复。教学计划一拖再拖，教材换了三版，他的病历也写了几厚本。医生劝他静养，他在病房里研究弹道表，旁人看着都觉得别扭。

1955年授衔。那天南京阅兵场阳光很烈，礼兵一字排开。刘竹溪胸前挂上上校肩章，笑得有点拘谨。台下有人嘀咕：“老刘资历不差，照理该是大校。”其实总部按三年前评级授衔，级别不变衔也提不上去，卡在准师级的天花板。

军衔只是外在，军级才管票子。当时薪金制按级别计发，同样是上校，副军级比正师级多一大截，少将也有高低差。刘竹溪清楚账面差距，却从未开口争待遇。有人开玩笑：“老刘算账最清楚，偏偏最不在意钱。”他听了哈哈一笑：“纸上数字嘛，够用就行。”

1959年病情再次爆发，高烧一周、人事不省。半年后能下地走动，军区炮兵司令员周纯麟和政委欧阳平来看他，语气为难：“组织研究过，你的级别可以提到副师，但衔级……总部那条规定卡死，咱们没办法。”丰厚的关怀掩不住无奈，文件里写着：连续病休超过半年，不具备晋升大校条件。

对此答复，刘竹溪反倒痛快。“请组织放心，我理解。”他说完又补一句，“身体好了还能干活，不好就养着，没什么包袱。”他的声音不大，却让陪护护士忍不住红了眼眶。事实上，从那天起，他再也没能回到炮兵射击场。

1960年到1964年，南京军区一批又一批干部改衔。许多昔日校官戴上大校、少将花叶，排队照相时热闹非凡。刘竹溪只偶尔拄拐去军区食堂取饭，再顺道看看同事。有人递烟给他：“兄弟们都上去了，你心里真没有一点儿遗憾？”他摇头，右手轻拍病历袋：“命比衔重要，能活着能走动，我赚了。”

1965年，总后颁布新的离休政策试点。刘竹溪作为“因战因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干部”被批准离休，年仅四十五岁，成了干休所最年轻的老人。那天，他坐在吉普车后座，看着军区大门慢慢远去，嘴里念叨一句：“岗位有人接，火炮还得响。”

有意思的是，后来参与炮兵现代化建设的青年军官中，不少人都收过他寄出的厚厚讲义。纸上没有级别，也没有衔号，只有一行小字：“把炮管调准，把心思放正。”这句话在炮兵圈口口相传，署名却始终只有三个小字——刘竹溪。

军衔制度后来经历多轮调整，病休与晋衔之间的那条硬杠杠削弱了，可对当年那批人来说，一纸规定便是天花板。有人遗憾，有人争取，也有人像刘竹溪那样淡然。“打一辈子仗，哪能事事都靠得上赶得巧？”他曾这样打趣。多年后再看，这句半带玩笑的话，却恰好点出军人职涯中最难回避的变量——身体状况与组织需求，从来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在档案里，刘竹溪的级别最终停在副师，上校衔伴随他到晚年。看似普通的结局，却映照出那个年代晋衔逻辑的严谨与冰冷：政策就是政策，健康就是门槛。试想一下，如果他没有那场反复的肝病，大校肩章多半早已落定；正因为一场疾病，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这并非偶然，恰恰说明军队管理对“可用”二字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