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夫人布丽吉特对美国极右翼网红坎迪斯・欧文斯提起的诽谤诉讼，绝非一场单纯的个人名誉保卫战，更折射出数字时代公众人物隐私权与言论自由边界的深层博弈。核心争议直指关键命题：当谣言披上“言论自由”的外衣，法律该如何在保护个体尊严与维护公共讨论空间之间精准平衡？
欧文斯的指控并非孤立的造谣行为，而是欧美极右翼势力长期炮制政治阴谋论的缩影。早在2021年，这一谣言便通过法国右翼媒体《文件与真相》的所谓“调查报道”初步扩散；此后，欧文斯在其八集系列片《成为布丽吉特》中，将谣言进行系统性放大与加工。她谎称布丽吉特原名“让-米歇尔・特罗尼厄”，通过变性手术冒充女性，甚至将该谎言与“马克龙由CIA扶植上台”等无稽阴谋论捆绑传播。这种有组织的诽谤行动，本质是通过污名化法国第一家庭削弱马克龙政府合法性，背后暗藏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动机。
为彻底驳斥谣言，马克龙夫妇构建了三重严密的证据体系：
生物医学证据：涵盖布丽吉特明确记载女性身份的出生证明、染色体检测报告，以及医学专家关于其生理结构的专业证词，从生物学根源上彻底否定变性指控。
生活史证据：包括布丽吉特的怀孕照片、与前夫的婚姻记录、三个子女的出生证明，以生育事实直接佐证其女性生理功能；更具说服力的是，布丽吉特与兄长让-米歇尔共同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官方影像，清晰呈现二人不同外貌特征，击碎姓名混淆的谎言。
社会关系证据：布丽吉特的同学、同事、邻居等数十名证人提供证词，共同搭建起她从童年到成年的完整生活轨迹，证明其性别身份从未变更。
面对指控，欧文斯团队以“诽谤旅游”为由申请驳回诉讼，主张特拉华州法院无管辖权，核心论点集中两点：一是地域联系缺失，称欧文斯为田纳西州居民，其公司虽注册于特拉华州，但业务活动均在纳什维尔开展；二是时效抗辩，依据特拉华州“借用法规”，主张案件与法国联系更紧密，应适用法国三个月的诽谤诉讼时效，而马克龙夫妇起诉已超期。
对此，原告律师援引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k)(1)(A)条强势回应：欧文斯通过互联网向全球传播谣言，其行为已对法国总统夫妇在美声誉造成实质损害，特拉华州法院可依据“最低联系原则”行使管辖权；同时明确，谣言首次大规模传播于2024年3月，而起诉于2025年7月提起，未超过特拉华州三年的诉讼时效，时效抗辩不成立。
本案的关键法律争议，在于如何界定“恶意”。根据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原则，公众人物需证明被告“明知虚假或罔顾真相”方可胜诉，欧文斯团队以此为盾牌，声称其言论属于“合理质疑”，并要求原告“自证清白”。
但马克龙夫妇的律师通过三组证据，清晰证明欧文斯的“恶意”：
选择性失明：欧文斯制作系列片时，刻意无视布丽吉特的官方文件与大量证人证词，转而采信未经证实的匿名信息，对关键事实视而不见。
利益驱动：欧文斯通过散布谣言获取巨额流量收益，其节目播放量与广告收入显著增长，符合“为牟利而造谣”的主观恶意特征。
持续性攻击：即便在原告多次要求撤稿后，欧文斯仍在社交媒体上坚称“真相终将大白”，并鼓励粉丝继续传播谣言，主观恶意持续发酵。
此案深刻凸显了数字时代的法律困境：当谣言借助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如何得到有效保护？布丽吉特被迫在法庭上公开怀孕照片等私密信息，这种“以隐私对抗谣言”的诉讼策略，虽能还原事实，却也造成对个人尊严的二次伤害。正如其律师所言：“让一位72岁的女性在全球瞩目下证明自己的性别，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羞辱。”
若马克龙夫妇胜诉，此案或将成为国际社会打击政治阴谋论的重要判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布丽吉特恢复名誉，更在于向全球传递明确信号：通过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政治人物，必将面临法律严惩。这对遏制“披萨门”“通俄门”等网络谣言的泛滥，具有重要示范效应。
案件同时揭示了社交媒体平台在谣言传播中的关键角色。欧文斯的八集系列片通过YouTube、TikTok等平台播放超千万次，而平台算法的“流量优先”机制，进一步放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如何强化平台的内容审核责任，防止其沦为谣言孵化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性课题。
作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名誉权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连。他选择以法律途径而非政治手段回应谣言，体现了对法治原则的尊重；这种“以法律为武器”的应对方式，也为其他国家领导人处理类似攻击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这场诉讼早已超越个人层面，成为一场捍卫真相与法治的公共之战。当欧文斯试图用“言论自由”为谣言辩护时，她忽视了最基本的常识：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任何言论都必须以尊重事实和他人尊严为前提。正如布丽吉特在证词中所说：“我不是政治符号，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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