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张廷璐塑像
一度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出现了宰相、桐城张英儿子张廷璐因科举考场出现舞弊案而被腰斩的情节。一片嘘声的观众，除了痛恨、惋惜，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情节有违历史事实，纯属杜撰。康熙十四年（1675），张廷璐出生于北京；乾隆十年（1745），病逝于老家桐城，享年71岁，是善终的。雍正年间，科场确实有考官被腰斩，但被斩的不是张廷璐，而是另有其人。
张廷璐其人
张廷璐，字宝臣，号药斋，是“老宰相”张英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小宰相”张廷玉的弟弟。张英共有七个儿子，张廷玉排行老二，张廷璐老三。
出生在这样的名门望族，张廷璐当然走读书的路子。康熙五十七年（1718），44岁的张廷璐在会试中名列第二，即考中榜眼，仅次于状元，是张家科举考试成绩最好的。考中榜眼后，被授官翰林院编修。三年学习，散馆时，御试汉书，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奉旨教习康熙六十年（1721）的新科进士。因“诚朴可用”，入直南书房，后为侍读学士，成为康熙帝身边的红人。
雍正元年（1723）初，张廷璐主持福建乡试。四月，被调回京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九月，被派往河南出任学政。第二年，黄河河南封丘段出现水灾，张廷璐在主持乡试时，出现举子罢考事件。
当年夏，封丘境内黄河北岸水利工程吃紧，县令督工甚严，催逼县内士子秀才一律完粮当差。有清一朝，在雍正之前，取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士子），一律免除赋税和徭役，可从雍正开始，逐步要求读书人和官绅及平民全部完粮当差，引起官绅和士子的反对。封丘县令按照河南布政使田文镜的指示办事，对读书人显得“很不尊重”。于是，封丘部分士子上开封府控告。
当时，张廷璐正在开封府准备开考。他接待了控告士子，受理了这起控告案件并开始审讯。对此，封丘士子代表并不满意，觉得应该立即废除士子完粮当差的规定，于是阻止正在准备的乡试——罢考。更有甚者，将考试用印、试卷抬走，严重影响考试！
封建科举年代的士子罢考，是十分罕见且严重的事件。布政使田文镜立即将此事告到雍正帝那里。灾难，就这样降落在张廷璐的头上。
封丘生员罢考案
面对封丘生员罢考事件，张廷璐严厉训斥，并将几名为首生员的资格取缔，河南乡试也迅即得以恢复，但此时雍正帝已接到田文镜的折子。奏折称张廷璐“不肯秉公执法。凡遇劣衿抗粮生事，每多庇护”；对封丘生员抗官，“始终并无一言严饬”；认为张廷璐的表现完全是“钓名沽誉”。
雍正帝向来反感官员摆花架子，看了田文镜的奏折，龙颜大怒，称“（张廷璐）不可脱然事外”。九月，便将张廷璐革职。
张廷璐只得回京，好在雍正帝对张廷璐的居官为人尚比较熟悉；河南封丘生员罢考真相，也逐渐得以弄清，因此不久便授张廷璐为侍讲学士，并负责教授皇八子。这个皇八子，就是爱新觉罗·弘晟（福惠，1721-1728），早夭，是雍正生前最喜欢的儿子。可见，雍正帝对张廷璐的人品学问是非常认可的。
乾隆年间，张廷璐仍得到重用，曾被外放继续出任地方学政。乾隆八年（1743）秋，张廷璐陪同乾隆帝去盛京（今沈阳）祭祀祖陵，回京后，疲病交加，开始向乾隆帝打辞职报告。次年，得到乾隆帝允许，回籍桐城。乾隆十年（1745）八月病逝。
可见，电视剧中称张廷璐因科举舞弊被腰斩，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但雍正年间，确实有科举主考官因受贿、舞弊被腰斩，只是此人不是张廷璐，而是俞鸿图。
雍正朝科举舞弊案
俞鸿图（？-1734），字麟一，浙江海盐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主考官是查嗣庭（1664-1727）。因考试题中有“维民所止”，被人解读为暗讽雍正帝——“雍正”二字被“砍头”，因此上升为文字狱。主考官查嗣庭死于狱中，最终被戮尸、枭首。副考官俞鸿图被处“革职留用”。雍正十年（1732）又被任命为河南学政。
已经经历了查嗣庭科场案件的俞鸿图，此番作为学政来到河南，理当格外小心，不料还是出了大事。
俞鸿图有个年轻貌美的小妾林氏。林氏与家中一仆人有私情，两人便串通起来，利用俞鸿图乡试出卷的机会，林氏将试题悄悄粘在俞鸿图外衣内衬；仆人跟着俞学政出外，将主人外罩脱下时，悄悄将试题揭下来，高价卖出去。结果，一些不学无术的生员频频中彩，而一些品学兼优的生员却名落孙山。这件事，引起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俊的关注。经调查，他发现了俞鸿图小妾与仆人干的好事，就一状告到雍正帝那儿。
俞鸿图被押上堂，一头雾水，但小妾与仆人都承认了，花钱买试题的生员也出庭作证——人证、物证俱在，俞鸿图只有认罪。
雍正帝大怒，认为俞鸿图“负恩至极”，旨令判处其死刑——《清史稿》记载是“斩立决”；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是“腰斩”。
在王士俊的奏折中，还指称俞鸿图在河南主持许州院试（考秀才）时，授意临颍知县贾泽汉兜售秀才名额，价格是一个名额360-400两银子，俞鸿图收300两，其余的由贾泽汉支配。一共卖了47个名额，俞鸿图从中捞银子1.4万余两；小妾与仆人串通泄露考题的情节，是俞鸿图故意设计的，以防事发时，可以称自己“不知情”。因此，后世对俞鸿图河南科场案的说法，一直存在两种不同说法：一是俞鸿图不知情；二是王士俊奏折中的说法。
雍正帝在下令处死俞鸿图的圣旨中说：“学政科场为国家兴学育才之要政，关系重大。十余年来，各省试官，不闻有贪赃败检之劣迹，朕心颇喜，以为试事渐次肃清。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
可见，俞鸿图案发，对雍正帝来说，似乎是一帖清醒剂，让他猛然意识到科场并非净地，因此，杀掉俞鸿图，实际上是以儆效尤。
有文献记载称，俞鸿图腰斩案的执行官是雍正帝指定的，此人即邹士恒。邹士恒是俞鸿图的亲家，雍正帝叮嘱邹士恒：临刑前，不要告知俞鸿图是处“腰斩”。
为什么有这个“叮嘱”？因为被处腰斩时，刽子手凭着自己的“手艺”，可以让被执行者一刀毙命，也可以让其一时“死不掉”，活受罪。于是，被处腰斩者临刑前，其家属往往要给刽子手送上“红包”。邹士恒慑于雍正帝之“天令”，自然不敢透露一点风声。等到了刑场宣布腰斩，俞鸿图家人塞“红包”已经来不及。这样，俞鸿图被刽子手斩杀后，上半身一直在地上打滚，甚至以自己的手，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一连写了七个“惨”字才毙命。
邹士恒将这一经过如实以书面形式向雍正帝汇报。雍正帝看了，觉得腰斩之刑实在血腥、残忍，于是颁旨，废除腰斩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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