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为基谈爱国：读懂何家庆教授对转基因争议的犀利洞见

安徽大学何家庆教授曾直言“反对转基因的人没有资格自称为爱国志士”，这番言论看似尖锐，实则并非简单的立场评判，而是一位长期扎根农业一线、用一生践行“科技兴农”的学者，对“爱国”与“科学”关系的深刻叩问——在他眼中，爱国从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洞口号，而是需以科学认知为支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务实行动，而对转基因技术的盲目反对，恰恰违背了这种务实的爱国逻辑。

提及何家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一生。这位深耕农业领域数十载的学者，从未困守书斋，而是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山野：20世纪80年代，他徒步12600公里，穿越皖、鄂、川、黔等10省（区）的深山峡谷，只为调研西南山区的植物资源，摸清我国野生魔芋的分布与特性；为了让魔芋产业成为山区百姓的脱贫路，他带着干粮深入云南、贵州的贫困山村，手把手向农民传授魔芋种植技术，从选种、施肥到加工，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他的推动下，原本不起眼的魔芋从深山野菌变成了“脱贫金果”，仅安徽金寨县就因魔芋种植实现数千农户增收，累计带动西南地区数十万农民摆脱贫困。此外，他还系统研究了我国大别山、黄山等区域的植物多样性，编撰《中国魔芋属植物资源》《安徽植物志》等专著，为我国植物资源保护与农业产业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正是这份“把农民当亲人、把农业当使命”的经历，让他对“爱国”的理解始终与“解决农业难题、保障粮食安全”紧密相连，也让他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始终扎根于“是否能真正帮到农民、是否能真正强我国农业”的现实考量。

在何家庆教授看来，评判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核心不在于“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而在于是否基于科学事实、是否贴合国家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从科学层面看，他所认同的“支持”，绝非对技术的盲目推崇，而是对“科学评估”的尊重。全球主流科学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已形成共识：通过严格安全评估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在安全性上并无本质差异。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抗虫玉米等品种，历经数十年实验验证，不仅能减少农药使用、降低农民劳动强度（他曾在调研中亲眼见过农民因喷洒农药中毒的场景，深知减药对农民健康的重要性），更能显著提升产量——这些看得见的技术成果，正是应对我国耕地紧张、病虫害频发等农业痛点的有效手段。在他眼中，无视这些科学事实，仅凭主观臆断或碎片化谣言反对转基因，本质是“脚踩在空气里”的脱离实际，既无法解决粮食安全的现实难题，也不符合“用科学助力农业发展”的务实爱国路径。

从时代需求来看，何家庆教授的言论更暗含对“科技自主”的焦虑。他一生经历过我国农业“缺粮、缺技术”的困境，深知“卡脖子”之痛：早年推动魔芋产业时，曾因加工技术落后，眼睁睁看着优质魔芋原料只能低价出口；调研西南山区时，也曾目睹农民因缺乏抗逆作物品种，在自然灾害面前颗粒无收。正因为这份切身体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当前全球农业科技竞争激烈，转基因技术已成为各国争夺的核心领域。如果因盲目反对而放弃对该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我国将错失在农业科技领域实现自主突破的机遇，反而可能加剧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这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农业主权”的爱国目标背道而驰。他始终认为，真正的爱国，不是拒绝一切外来技术，也不是固守落后产能，而是以科学为武器，掌握核心技术、突破发展瓶颈，让农业科技真正服务于本国农民与粮食安全。

当然，何家庆教授的犀利言论并非否定所有对转基因的关切，而是批判“脱离科学的盲目反对”。他一生都在践行“既懂技术，更懂民生”的理念：推广魔芋技术时，会考虑农民的种植成本；研究植物资源时，会兼顾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这种思维也延伸到对转基因技术的看法上——他所倡导的“爱国”，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行动：对转基因技术，既要看到其在增产、减药、抗逆等方面的潜力，也要通过严格监管规范其应用，保障生态安全与消费者知情权；既要推动自主研发打破技术垄断，也要关注农民权益，避免专利问题加剧贫富差距。这种“以科学为基、以问题为导向”的态度，才是对“务实爱国”的真正践行。

何家庆教授的观点，本质是对“爱国需接地气、需有科学支撑”的呼吁。他用一生的行动证明：爱国不是喊口号，而是像培育良种一样，既要尊重科学规律，也要扎根土地、心系民生。在粮食安全与科技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讨论转基因技术，不应陷入“非黑即白”的立场之争，而应像他那样，将“爱国”落实到“用科学解决农业难题”的行动中——唯有尊重科学、立足实际，才能让技术真正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民生的力量，这才是对“爱国”最朴素也最有力的诠释，也是对何家庆教授“科技兴农”精神的最好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