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20世纪60年代末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本科就读于安徽大学。小学和中学时期的朱锐不算是一个常规意义的好学生，别人在上课他逃学，去野地里疯玩，最喜欢游泳。上了大学之后仿佛突然开了悟。他跟他的朋友、山西大学的梅剑华教授说，他发现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读书，可以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大学期间他基本上泡在图书馆里，读了大量的哲学典籍。从这个时候起，朱锐开始脱胎换骨。自由选择对于一个普通学生来说，它的重要性远被低估。现在的孩子被追着学习，被家长全面安排，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家长觉得孩子是被监护人，他尚未长成清晰的自我意识，需要善加引导。第二是家长认为孩子并不知道成功的路径，而这条成功路径往往来自自己的经验或教训，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换句话说，家长在拿着二三十年前的答案填写今天的卷子。但他可能忘了，二三十年前家长并没有完全剥夺孩子的自由，他的答卷是自己写出来的。在自由的前提下，孩子才可能有选择的动力，继而生长出选择和修正的能力。

自由选择是一种权利，权利背后是对自己选择的责任，内驱力便如此自然地产生。四年的高强度阅读，基于兴趣和思考驱动的阅读，让他的哲学认知高速成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按照一般励志故事的惯例，朱锐应当在新的起点继续勇攀高峰。但我在他的好朋友那里听到的版本是，朱锐跟他们承认，考上了北大，自己有点飘了，玩心大起，谈恋爱、各种体育项目轮番耍起来。就人的成长而言，恋爱、玩耍、运动，都是生命力的自然呈现，就跟空气不能是纯氧一样，各种要素齐备也是精神圆通的必经之途。一个学者对自己的苛责我们无须当真。

朱锐在北大读研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加拿大学者，他是研究心灵哲学的。朱锐对心灵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之前学习的是分析哲学，从维特根斯坦到奎因（又译作：蒯因），再到戴维森，他开始逐渐摆脱以哲学史为主的研究，转向当代哲学思潮的研究。30年后朱锐比较国内高校和美国高校的哲学研究时感慨地说，国内做西方哲学的方向还是比较偏重于哲学史，如果我们太偏重历史，就可能把思想看作思想家的思想，视作圣经。而这跟西方哲学产生的核心逻各斯相悖。所谓的逻各斯，是一种理性的、有逻辑约束的对话的方式，它不受权威、情感、文化或者传承的限制，是一种纯粹理性和自由的沟通。在朱锐上研究生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得如此清楚，但他有研究者本能的自觉，他更愿意关注那些活跃的哲学前沿课题。我们常说，一个人总结自己的经历，往往有后见之明，后见之明往往起源于最初的直觉感觉不对，直觉有向光性，会朝着符合根本价值和自己的能力天赋的方向飞行。但在高竞争环境里，奋斗的号角会压制住所有的声响，包括疲惫的长叹和直觉的低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反对在研究的前沿领域有高竞争环境。

朱锐研究生毕业以后留在北大任教，一年后，他去美国杜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家博格丹。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分别就职于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和森林湖学院，并获得终身教职。他的夫人是律师，一个教授加一个律师组成的家庭，生活无忧，是典型的中产家庭。然而这种稳定逐渐跟他的本心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权衡之下，他决定回到国内。第一站去了深圳大学。学校对他非常厚待，给了很高的年薪。然而这里似乎也不能让他的心安定下来。他到了北京，进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担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这也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站。朱锐在人民大学的收入比在深圳大学低不少。我问梅剑华教授，他执意要来北京的原因是什么。梅教授说“城外有山，城里有人”。朱锐是一个野外徒步爱好者，他自己也说，他尤其喜欢爬野山，从日出到日落，直到全无半点光亮。他爬山时并不喜欢跟朋友一块，原因是他的身体素质极好，爬山很快，一般人跟不上他的体力。另一个原因，是他非常享受孤独思考的时光。爬山时还会带上一个PAD，随时记录下他的思考。至于“城里有人”指的就是他的那些哲学圈的朋友。对于一个思考者而言，棋逢对手的沟通是精神生活的最高等盛宴。

他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是比较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的轨迹。离开家乡考上大学，上研究生，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在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生活稳定安逸。我之前讲过的一本书——项飙的《你好，陌生人》中分析过他们，不断地被体系认可，他们的目标就是远方的城市，往往跟脚下的土地没有深切的关系。朱锐不是这一类小镇做题家，他也曾沿着那条默认的往上走的路步履不停，短暂停留之后，他像鲟鱼一样回流。他的朋友和同事刘畅说，从世俗的角度看，他回国前似乎一直在走一条上山路，回国后从收入到生活条件都往下走，但是我们都看到他越来越兴高采烈。

朱锐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但糅合在他身上又没有违和感。刘畅说，最开始他见到朱锐，感觉他比较冷，有距离，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又是那么热情、充分、愉快地分享。他有孤独思考的时光，跟朋友们在一起非常热忱、豁达、奔放。他是一个散漫的人，从不申请任何课题和奖项，总说“我不在乎”，但在身体非常衰弱的时候给医生签“责任自负”的“生死状”，撑着登山杖上课。朱锐并不是一定要给世界留下一个师德师风的模范和伟岸的背影，你看了这本书就知道，这些是他不在意的。他在履行一个教师的责任，他喜欢跟学生们平等地交流。他活得非常自洽。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他身上都被他对生命的认识统一了。我觉得他活成了很多人理想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