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谈性色变”？|弗洛伊德|性心理|性本能|谈性色变|驱力

社会“谈性色变”是为何

作者丨Zupančič

翻译丨何啸风

性事物的现状

我们回想一下，弗洛伊德的“性”这一概念在当时引起的愤怒。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很容易忽视了这种特定的抵制中包含的东西，把当时的激烈反应归咎于弗洛伊德所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风气。现在我们已经学会“宽容”很多事情，公开地谈论性。我们知道“性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性甚至有益（身心）健康。我们还认为，弗洛伊德对“性心理”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中。

因此，如果我说事实并非如此，你可能会大吃一惊。2009年，奥尔加·沙莱夫和哈诺赫·耶鲁沙尔米发表了关于性在当代治疗师心目中地位的惊人研究(Shalev&Yerushalmi, 2009)。研究结果促使卡韦赫·扎玛尼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防御的依恋理论：儿童性欲发生了什么？》。在这篇文章，他总结了沙莱夫和耶鲁沙尔米的研究结果：

关于第一个主题，沙莱夫和耶鲁沙尔米研究的治疗师倾向于认为，性是对于亲密关系、自我身份等更深层、更困难的议题的一种防御。治疗师不认为性是一种“性心理冲突”，而认为这些材料是与“早期客体关系”的困难的一个标志。

关于第二个因素，治疗师认为，性处于“更高的治疗阶段——治疗实践很少达到这个阶段”。事实上，他们认为性议题阻碍了帮助患者适应周围环境和整体功能的目标。

第三个因素是，亲密关系与性之间的模糊和混同。虽然沙莱夫和耶鲁沙尔米给了“性”一个广泛的定义，但是，受访者都把“性”仅限于性交，就像《野蛮精神分析》一文 (Freud 1910k)中那个年轻医生一样。他们只关注性接触，而不关注成长过程中的性心理层面。

令人震惊的是，有两位治疗师表示，“性问题应该由性学家而不是心理治疗师来治疗”。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中大多数治疗师没有区分性与亲密关系，甚至把爱和性混为一谈。例如，一位治疗师总结说，他的病人“很少谈论性议题”，病人对浪漫关系的讨论“没有性的意谓”。

第四个因素，我认为最有问题的因素，就是治疗师担心出现“不适感”而避免性议题。这项研究中的几位治疗师认为对性议题的讨论是“一种对他们的敌意”，甚至觉得“被病人虐待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一位治疗师居然这样形容病人：“这个病人好像以为，这是治疗，所以我什么都可以说”。(Zamanian, 2011, p. 38)

↑弗洛伊德

如果我们考虑到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唯一律令（one and only imperative）——说出你脑中的一切——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听起来就像一个精彩的精神分析笑话。

如果说这是“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的事态，那么，普通大众对于性的普遍情绪（Stimmung）也没什么不同。这种不愿谈论性的情况，与媒体上对性的大肆曝光并不矛盾。之所以不矛盾，是因为媒体上所做的，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系统性简化——简化为构成“性交”的“性实践”。

沙莱夫和耶鲁沙尔米研究的那些治疗师就是这样看待性的：一种病人可做可不做的下流的事，一种最终会骚扰治疗师的事。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性，那么，我们可以同意上述引文中的说法，“性是对于更深层、更困难的议题的一种防御”。

当然了，讽刺的是，弗洛伊德认为性恰恰是各种“性实践”背后的“更深层、更困难的议题”——性是有问题的，对身份具有破坏性的，“未满足的性倾向（其替代满足存在于我们与之抗争的神经症状中）通常只能在性交或其他性行为中找到极其不足的出路” (Freud 1910，p.137)。

如今的情况可以描述如下。第一步，人们违背了弗洛伊德的“性”这一概念，把性简化为对某种现象的事实描述。第二步，人们发现，第一步简化后的事实描述，恰恰就是性——一种被高估的副现象（overrated-epiphenomenon）。如果治疗师认为精神分析主张一切（神经）问题都来自糟糕的、不足的性，那么，他就“没有给精神分析留下任何空间”(Freud1910k:137)。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治疗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性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性被高估了——的共同点是：没有给精神分析留下任何空间。之所以没有给精神分析留下任何空间，是因为精神分析认为，完全的性满足的不可能性，是无意识的性本身的组成部分。

↑拉康

在更大的理论范围内（当代哲学、文化理论、性别研究），弗洛伊德/拉康的性概念及其重要性，也是许多重大斗争和分界的场所。这些理论要么简单地否定它（性和性差异没有存在论尊严，只是一种副现象），要么直接对抗它，反对精神分析和它关于（无意识）性的概念。这些理论认为，精神分析及其对于性的看法或多或少支持了压迫性的规范，是一种生命政治的技术（福柯）。通常受到福柯启发的“性别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性差异”的范畴，提倡更加中立的“性别”范畴。

琼·柯普洁在《性的致密性》一文中说：

当他们用“性别”取代“性”时，他们恰恰抛弃了“性差异”的“性”。性别理论既把“性差异”推到聚光灯之外，同时又从“性”之中剔除了“性”。虽然性别理论家继续谈论性实践，但他们不再质疑性是什么。性不再是严肃的理论探究的主题，而是回到了普通大众的看法：要么是一种次要特征，要么是一种高度受限的——下流的——子集。简而言之，性别理论把性变成一个谓词，把性局限于特定范围，从而简化了性。

我们可以说，就弗洛伊德的“性”这一范畴而言，柯普洁所说的性别理论的做法，与上文说的“当代精神分析治疗”完全相同。那么，从“性”到“性别”，这个翻译过程丢失了什么？如果这个过程是对弗洛伊德性学理论中的某物的“防御”，那么，这个某物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能把这种防御视为一种自我解释（self-explanatory）。不是“性”解释了这种防御，恰恰相反，是这种防御揭露了性的本质中的内在问题——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走向更深层的形而上学议题。

成人从哪里来

有一种（渐进式的精神分析）解读认为，性带来的不适感，不是来自婴儿的性与成人的性的差异，而是来自婴儿的性与成人的性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弗洛伊德发现的婴儿的性的矛盾状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婴儿的性实存着。第二，婴儿的性实存于真实界/生物学框架与象征界框架的双重缺位之中。也就是说，它实存于自然坐标与文化坐标的双重缺位之中。从生物学角度看，性器官还不具备它们的功能。从象征界角度看，儿童无法明白和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性）。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未定义的、自由漂浮、与象征链条无关的，是特别敏感的——无论是在自身中，还是在成人的想象界中。不过，还有一个更深的、更重要的原因。如果说婴儿的性是这种危险、敏感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成人的性的差异，而且是因为它与成人的性的相似性。如果婴儿的性既不是生物学的也不是象征界的（“文化”），那么弗洛伊德理论的下一个（或许是最大的）丑闻在于暗示，这种事态在成年之后没有多大变化。性器官的“成熟”既没有让这些器官成为性的唯一场所，又没有让我们清晰地明白和理解我们的性。

让·拉普朗什或许最大程度地揭示了性的这种冲突和二元性。他提出了驱力的性（le sexual）与本能的性（le sexuel）的差异。简而言之，驱力的性本质上与各种部分驱力及其满足有关；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基于客体的（object-based），也不是生殖性的。它是一种自淫的（autoerotic）、多形态的、倒错的、不受性别限制的、普罗透斯式的性。另一方面，本能的性是基于荷尔蒙的（hormonally based），或多或少是提前设定好的。它是在青春期之后的性，是在驱力或婴儿的性之后的性。拉普朗什在《元心理学中的性与依恋》中说：

一谈到性，男人就会遭遇最大的悖论：通过驱力获得的东西先于内在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这样一来，到那时，有适应能力的本能之性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由婴儿驱力所占领，而婴儿驱力总是早已出现在无意识中。(Laplanche2002:49)

按照这种思路，并且参考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Freud, 1905d)，我们可以把这些议题总结如下：“负责生殖的性器官”远远不是源初性的。它是对最初的异质的、分散的、复合而成的性驱力的统一。这种性驱力，由各种部分驱力（观看、触摸、吮吸）复合而成。这种统一过程，有两大特征。第一，它总是一个强迫的、人为的过程（我们不能认为它是生殖成熟的自然的目的论结果）。第二，它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和完成，也就是说，它从来没有把性驱力变成有机统一体，让各个部分遵循同一个目标。因此，“正常”、“健康”的人类的性，是对最初去自然化的驱力（去自然化的意思是，它们违背了自我保存的“自然”目标，违背了纯粹需求的逻辑）的人为自然化。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性之所以是“性的”（而不仅仅是“生殖的”），恰恰是因为这种统一过程从来没有实现，各种部分驱力继续着循环不断的、自我延续的活动。

但是，这种解读在两点上可能是错误的。第一，最初的、自由的、混乱的复多性如何过渡到(总是）人为的统一体?第二，如何（遵循拉普朗什的le sexual）把真正的（“人类的”）性仅仅定位在驱力及其满足这一侧（而不是本能的/生殖的那一侧）？

↑《色戒》

我不是说这种解读完全是错的，而是说事情要更加复杂，这种解读遗漏了某种关键的东西。这个关键的东西，恰恰涉及享乐（满足关键需求的过程中产生的作为“剩余快感”的驱力）和性的相遇点。正是在这个相遇点上，人们最强烈地反对“婴儿的性”的概念：凭什么说婴儿吮吸手指（或其他寻求快感的活动）是性活动？因为在成人的性中这些“剩余满足”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我们就可以回溯性地推导出吮吸手指是性活动吗？这似乎是上文说的“渐进式的精神分析解读”：如果我们观察成人的性，我们会发现它的许多元素（各种寻求满足的方式），儿童也在“练习”着。

这种说法的一大缺点是，它或多或少遗漏了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无意识。因此，拉普朗什修正了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婴儿的）享乐之所以是性的，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受到“神秘能指”——无意识、成人的充满性意味的信息——的污染(Laplanche 1999)。寻求快感的婴儿活动之所以是性活动，是因为它们与能指——能指默认涉及无意识——的纠缠。我们稍后将详细论述能指与性的内在联系，目前我们只需要强调这一点：使得享乐成为性活动的，是无意识，而不是它们与狭义上的性（性交）的纠缠。当性交发生时，性交只能成为既存的性的一部分。

虽然这种解读有助于我们关注问题的核心，但是，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使得性成为无意识的（首次出现时就是无意识的，而不仅是后来被压抑的）？什么东西使得无意识只能以压抑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曾经出现，后来被压抑）？无意识与性的关系，不是内容与容器的关系。性涉及无意识的“定在”本身。

基督教与“多形态倒错”

按照通常和一般的看法，文化（社会、道德、宗教）规范性地推广所谓的自然的性（异性性交），压抑驱力的性。它认为驱力的性是倒错的，非社会的，不遵循自身之外的目的，逃脱了个体和社会的控制手段。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超越这种肤浅的层面——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人们通常认为，基督教是禁止驱力的性，推广“有目的的”生殖性交的典型例子。但是，我们只需要稍微改变一下视角，像拉康在《第20次研讨班》说的：

基督，即使当他死而复生时，也是因为身体受到重视。借助基督的身体，在他面前举行的圣餐礼（communion）成为一种融合（口腔驱力）。借助基督的身体，基督之妻（教会）得到了满足，完全不需要性交。

基督教所影响的一切领域中，尤其是艺术中——正是在这一方面，我赞同“巴洛克主义”——一切物体都是对于激发享乐的身体的展示。你可以相信，一个刚刚从意大利教堂狂欢回来的人的陈词——他没有性交。如果说性交没有发生，这不是什么偶然。性交在基督教中格格不入，就像在人类现实中格格不入。但是，对于人类现实而言，性交支撑了建构现实的那些幻象。

这段令人震惊，却又无比正确的话是什么意思？一方面，部分驱力不一定是非社会的：虽然它们可能以自身为焦点，但是，它们依然是社会的黏合剂，是共契（communion）的材料。另一方面，“性交”中似乎有某些破坏性的东西。基督教不需要“性交”，来提供（社会）纽带。性交是多余的元素，是（理想情况下）满足需求的东西、令人不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即使“最纯粹的”生殖性交也是有罪的。

像奥古斯丁说的，性不是原罪，而是原罪的惩罚，是原罪延续的地方——它是对于原罪的不断累加。性是一种足够有问题的东西，足以被视为一种惩罚、一种诅咒。

↑奥古斯丁

事实上，虽然“自然（生殖）性交”在宗教信条中得到提倡，但是，它在宗教想象中是是完全禁止的。基督教的宗教想象，还停留在圣徒吃他人排泄物的图像上(Saint Margaret Mary2009)。如果我们看看基督教殉道故事（和图像），它们惊人地充满了弗洛伊德的“部分客体”。这简直是一个部分驱力的客体的宝库。圣阿加莎被切去的乳房、圣露西亚被挖掉的眼睛，是两个最著名的例子，被不同艺术家描绘了数百次。

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似乎确实围绕着“身体的享乐”(Lacan1999:113)。部分驱力及其激情或满足，充斥着基督教的方方面面，并构成其官方想象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力比多方面，基督教严重依赖“婴儿的性”领域的东西，也就是，排除了性交的部分客体的满足和纽带。纯粹的享乐，“为享乐而享乐”恰恰不是基督教所禁止的。它所禁止、压抑的，是享乐与性的关联。

对于基督教来说，重要的是禁止“性驱力”的（多形态倒错的）满足，而不是禁止驱力的满足。但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教必须把享乐与（狭义的）性截然分开，而不是简单地禁止一切享乐？仿佛对“自然的性”（性交）施加的强大社会压力，是为了掩盖它的深渊般的否定性，而不是为了抵御破坏性的部分驱力。

这种观察，可能会指引我们走向问题的正确方向：基督教禁止、压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似乎涉及自然本身的某种存在论否定性。

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指引我们走向的不是性的“文化”层面，而是性的“自然”层面：生殖与性差异。仿佛性的“自然”层面，才是最有问题的。仿佛自然内部的某种东西，才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在于，自然“总是已经是文化的”，而在于自然一开始就缺乏成为自然（我们的“大他者”）的某种东西。并不是文化对（体现在动物身上的）“自然的性”进行中介，分裂，去自然化。恰恰相反，文化是在自然缺乏某种东西的地方产生的。

这种观点的一种表述是：性本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性所固有的能够指导它的知识（“法则”）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表述有两种理解方式。按照通常的视角，（作为可靠的自动驾驶装置的）性本能的缺乏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的构造（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导致的。换句话说，自然界（动物）有性本能，但是人类没有（人类是自然的例外）。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类是对自然，特别是对动物的偏离。人类出现后，特殊的事情发生了，导致人类从自然中降下来，让自然法则在人类群体中的运作方式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视角。也就是说，人类是自然中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自然的知识的缺乏采取了具体的、独异的形式。人类不是自然的例外，不是对自然的偏离，而是自然固有的否定性的具体表述点。虽然自然内部有某种知识（拉康所谓的“真实界的知识”），在性化的点上，这种知识是缺乏的。性化的动物都是如此。

那么，人类这种动物和其他（有性的）动物的差异（不是人类在自然中的例外，而是人类对于自然本身的僵局的不同表述）是什么？

从自然基本的知识缺乏出发，这种差异就是两种“不知道”方式的差异：一种是单纯的不知道，另一种是“一分为二的”不知道。动物不知道。这不完全是开玩笑，性对动物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性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人类这种动物的差异，不在于人类知道（也就是说，他确实不知道），不在于人类意识到自然内部的性知识的缺乏，而在于人类“没有意识到”这种缺乏。换句话说，对人类动物来说，“不知道”的情况是另一种情况。这种不知道本身是双重的、分裂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not knowing that we know）。这正是无意识的最佳定义之一(Žižek 2008:457)。

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做法，它挑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主流观点。一方面，它直接挑战传统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精神”的意思是“有意识的”。因此，“无意识的精神过程”在术语上是矛盾的。弗洛伊德的概念也截然不同于现有心理学的无意识概念（有些哲学家也这么认为），它们认为无意识是有意识的反面：有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精神过程。弗洛伊德的论点要更加强烈：有一种具体的无意识形式，它指的是不被意识接受的东西。

这种论点说明了几件重要的事。首先，它说明无意识会思考。其次，无意识不是思考的反面，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模式。无意识也是一种知识：一种不知道它自己的知识。但是，“不知道它自己”不是缺乏反思性（缺乏反思的知识）。相反，“不知道它自己”就是无意识的实存方式。无意识不是“前反思的”，而是反思性本身的构成元素。

因此，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这个独异的、革命的概念，不是与“知道”相反的“不知道”。它是以不知道的形式出现的知道，或者以知道的形式出现的不知道。它是一种偷渡进来的知识，一种只以压抑的形式出现的知识。而且，正是这种最初被压抑的知识，使得享乐（与驱力有关的剩余快感）性化了。

因此，把性与知识安排在原罪场景中的《圣经》故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某种关于（象征）知识的东西，构成性地使得性成为“性的”（有罪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回到婴儿的（“多形态倒错的”）性。弗洛伊德认为——至少在《论婴儿的性理论》（1908c）中——一旦知识（对知识的追求）刺穿了婴儿的性，它就变成“性的”。他提出另一个著名的问题，“儿童从哪里来?”

我们真的知道儿童从哪里来吗

弗洛伊德的主要洞见之一是，婴儿的性是对知识的追求（欲望）开始的地方。弗洛伊德描述的婴儿追求知识的谱系是复杂的、神秘的，虽然它表面看起来很简单(Freud 1908c)。以下是这一谱系的基本轮廓：人类最初没有对知识的驱力。这种驱力只出现在生存困难的时刻，例如，儿童受到弟弟妹妹出生的事实（或可能性）的威胁。在各种关于自我和他人存在（定在）的问题中，（生殖的）性很快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它随着存在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而出现，作为否定性而出现，作为对所有肯定回答的不满而出现。虽然性参与了存在的生成，但是，它没有提供一个依附点，也没有在阐述存在（把存在阐述为存在）的过程中提供一个锚定点。

我们要再次强调，真正的问题从这一刻才开始。性所引起的尴尬不安和（成人的）遮遮掩掩，不是一种自我解释，也就是说，不能用文化对性的禁止来解释，而是恰恰相反。性的尴尬的原因，不是摆在面前的、一目了然的东西，而是某种不在场的东西，某种属于知识的秩序的东西。

人们之所以用童话向儿童解释性，不是为了掩盖、歪曲真正的解释，而是为了掩盖“真正的解释是不存在的”（最详尽的科学解释，也无法解释什么东西使得性成为“性的”）这一事实。这种无法解释，不是说关于性（自在的完整存在）的知识中缺少了某一环。这种无法解释，说明性与知识围绕一种基本的否定性建构起来，这种否定性在无意识这一点上把性与知识结合起来。无意识，就是性与知识在自身的否定性中的固有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仅仅是性的面具，它是性化过程中的“存在论失误”的面具或替身。它是性之中“不存在”的某物的替身。正是在这个（间接的）意义上，文化（以及上文说到的生命政治）是被性所驱动的。文化不是被性之中“存在”的某物所驱动，而是被性之中“不存在”的某物所驱动。

这样一来，我们就再次回到了性与快感的交界处。为什么部分驱力是“性的”？我们可以对这两者做出如下阐述。首先，性化的过程是存在之中的失误，是存在尚未完全成为存在的那个点。在这里，“失误”一词应该被理解为“裂缝”和“缺口”，以及弗洛伊德的“口误”。

这种失误，只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缺乏而实存着：作为知识的僵局及其后果（症状）而实存着。其次，作为性化的点的存在的失误，就是驱力围绕它不断循环的那个空无，同时驱力又依附于某个部分客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纯粹否定性的）性化“先于”驱力，而且使得驱力成为驱力，成为“性的”。

我们也可以说，拉康意义上的驱力（作为一切驱力的基本层次的死亡驱力）不是对立于生殖性交的性驱力，而是以纯粹否定的状态（它不被具体的性客体、生殖客体所覆盖）出现在性驱力之中。这进一步说明，我们要区分的，不是驱力与规范的性，而是驱力本身的两个层次：涉及各种部分满足的驱力（口腔驱力、肛门驱力、视像驱力），与推动这些驱力的那种纯粹否定性的驱力。

因为驱力确实是文化的和后天的，所以，只有驱力把“自然”的基本否定性给予身体，只有驱力把（肯定性的）形式（性化过程中的存在的失误）赋予否定性，驱力才成为驱力。这也意味着，我们所谓的驱力的最初的、混乱的、碎片的复多性，已经是某种“统一的”否定性的结果。这种观点不同于那种过于浪漫、过于简单的观点，认为驱力最初具有自由和自发性，后来压迫和统一的规范所驯服。相反，驱力的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不可能性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从上述讨论中得出这一结论。一旦谈及社会、文化、宗教对性的掩盖，它们所掩盖的，不只是摆在面前的东西（性器官），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属于形而上学秩序的某种基本模糊性。换句话说：我们越想把性视为性（也把性视为“它所是的东西”），我们就越快发现自己处于纯粹、深刻的形而上学元素中。

这一论点，很好地体现在早期艺术家描绘画亚当和夏娃时面临的难题上。他们应该画上肚脐，还是不画上肚脐？画的是有肚脐还是没肚脐的形象？亚当是唾液和泥土造出来的，夏娃是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既然他们不是女人生出来的，那他们怎么会有肚脐？但是，没有肚脐看上去很奇怪：他们是最早的人类，应该看上去像（其他）人类。可是，如果他们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么上帝也必须有肚脐，这就产生了新的难题……艺术家们常常把无花果的叶子拉长，不光遮住性器官，而且遮住小腹。把叶子拉长遮住下腹的做法，不正是我们的论点的完美例子？也就是说，通过掩盖“性的”东西，人们往往也掩盖了——或许主要是掩盖了——与“性的”东西密不可分的深层的形而上学议题或模糊性。这种额外的掩盖，恰恰是关于生殖和（我们的）起源的神话和幻想的主要场所。

拉长的无花果叶不仅掩盖了“性的”东西，而且掩盖了作为存在的失误（性化过程中的存在的失误）的肚脐。如果说性只实存于存在者层次，没有存在论尊严，那么，这不是因为性不对应存在论层次的某物，而是因为性对应着存在论层次上的缺口。而且，谈到肚脐，或许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的这个表述并不意外：“梦的肚脐”。它与我们可以知道的东西无关，而与精神分析解释所编织的知识之网中的孔洞有关：

在解释得最好的梦中，我们往往也不得不留下一段晦涩难解之处，因为我在解释的过程中，这里是一团难于解开的梦念，而且也不能增加我们对梦内容的了解。这就是梦的肚脐，它从这一点伸向未知的深处。(Freud1900a:671)

我认为，这里的“未知”，不是“我们未知”的某物，而是一种最初就缺失的知识。这种知识“缺失在真实界中”，而且构成了无意识本身（“原发性压抑”）。如果说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在定义上就是“性的”，这不是因为无意识有某种性的内容，而是因为这种存在论层次的失误、断裂、“堕落”，只有通过性才能传播出去。这里的“传播”一词，是“传播知识”（知识的构成性僵局）意义上的“传播”。

罗纳德·大卫·莱茵有一句名言，“生命是死亡率百分之百的性传播疾病”。或许，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目的改写这句话：存在的失误是存在本身的性传播疾病。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841588524/?_i=8706537aBdUwCP,0450598aBdUwCP

译者：何啸风

文章仅用于分享交流不作商业用途

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弗洛伊德

我的爱好是研究疯子

《性心理学·专家伴读版》

↓点击订购↓

国庆福利

哲学启蒙 + 艺术启蒙

哲学100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