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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在给好友弗里斯的信中写道，他正在治疗“一名十八岁的女孩”。这名被弗洛伊德称为“多拉”的女孩饱受漫长的癔症之苦，情绪低落、精神涣散，混杂着忧郁与愤怒。在他看来，病症不是凭空袭来的怪物，而是灵魂深处无法言说的情感借身体发出的声音。要消除癔症症状，就必须解开无意识的束缚，使受抑制的精神碎片重见天日。在治疗谈话中，多拉倾吐出了破碎的人生故事与两个相对完整的梦。弗洛伊德从这些充满象征和转义的碎片中析解出了意义，并将其组织成了更完整的心灵图景，揭开了多拉无意识中潜藏的秘密。
治疗进行了大约三个月。几个星期之后，弗洛伊德迅速写就了以《梦与歇斯底里》为题目的一篇案例史，将它称为“我迄今为止写下的最为精妙的作品”。彼时，他刚刚出版《释梦》。他在书中基于对自身梦境的分析摸索出了梦的解析技术，却遭到了维也纳学界冷遇。多拉的梦境为他打开了以真实病例验证分析技术的空间，这部案例史也因而真正奠定了其精神分析生涯的基础。
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孙飞宇 译
以下内容节选自
《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
导言
孙飞宇 文
在这个著名的案例史开篇，弗洛伊德如此写道：这是一位普通癔症患者，患有神经性咳嗽、失声、呼吸障碍、偏头痛、抑郁以及厌世也就是自杀的倾向。这位患者的父亲将她带到了弗洛伊德的面前，并且请求弗洛伊德帮助她恢复正常。弗洛伊德随后把这位名为多拉的主角描写成一名美丽聪慧的少女：“多拉当时正值青春年华，这名女孩聪明伶俐，有着迷人的外貌。”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一名企业主。弗洛伊德对他的描述是，“年近五十，却有着罕见的活力与才干”。这一描述和后者在文中自述的形象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女孩的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弗洛伊德对她的描述明显受到了多拉父亲的影响：受过一点教育，并不聪明，洁癖。女孩的哥哥比她大一岁半，在生活中是其典范，总是会在家庭争端中站在母亲的一方。这个女孩从六岁起就体弱多病，极为脆弱地依恋父亲，且由于长期的无效治疗而鄙视与抵制医生。在长期的患病、抑郁以及近期的昏厥与自杀留言之后，她被父亲强行带到了弗洛伊德的诊所。
故事在随后的对话中渐次展开。根据多拉父亲的叙述，他们一家人在B小镇与K夫妇发展出了亲密的友谊。K太太对生病的多拉父亲有着无微不至的照顾，而K先生则和多拉成了好朋友。在一次和多拉的湖畔散步中，K先生突然向多拉求爱，并遭到了多拉的拒绝。多拉后来向家人说起此事，并要求父亲断绝和K太太之间的关系。而当父亲向K先生求证的时候，K先生却对此断然否认，并认为整个故事完全出自多拉的编造。多拉的父亲一方面完全否认自己和K太太之间有任何不轨的关系，另一方面，虽然他对K先生评价不高，但他显然站在了后者一方，并由此出发对弗洛伊德提出了请求：“请尽力让她（多拉）好转起来。”
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完全站在K先生一方。在几个月的治疗中，多拉逐渐向弗洛伊德讲述出了更多的故事。其中包括父亲和K太太之间暧昧不轨的关系，以及早年间K先生对多拉的一次强吻事件。弗洛伊德发现，在这次事件中，多拉已经开始出现癔症状态。
弗洛伊德坐在诊疗躺椅旁
但是，弗洛伊德同时也发现，在谈话疗法中将多拉的注意力指向K先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在交谈中，她所有联想最主要的层面，以及任何她容易想到或者说容易记起的事情，总是与她的父亲有关。例如，她会不断说起父亲与K太太的复杂关系，并举出一系列的事件来加以佐证。在叙述的过程中，多拉显露出了明显的对母亲的认同。在这一母亲—父亲—多拉的家庭三角中，对母亲的认同使得父亲的背叛及其用多拉作为交换的意图呈现了出来。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发现了多拉和K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各种细节出发，弗洛伊德认为多拉实际上对K先生是有爱意的。多拉本人当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不过在弗洛伊德的视角中，这一观点构成了他从癔症和语言的角度理解多拉的重要环节。
在上述两重关系之外，弗洛伊德还发现了多拉和K太太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虽然根据多拉偏执的观点，K太太应该是自己不幸的罪魁祸首，然而在谈话中弗洛伊德很少会听到多拉对K太太的抱怨之词。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多拉关于她父亲与K太太之间关系的过分强烈的思维序列，并不仅仅为了压制她曾一度意识到的对K先生的爱，还为了掩盖她对K太太的爱。
由此，在这个案例史中，以多拉为轴心，就形成了一张由两个家庭构建而成的网络。多拉在这个网络里受到了父亲的背叛，并且被他作为礼物交换给了K先生，又在复杂的性与权力的关系中遭到了来自K先生和K太太的不断背叛。当然，在弗洛伊德的理解之中，这一礼物自身也有其作为存在物的驱力，而并不仅仅是一个礼物。
在所有的这些环节之外，多拉最终还作为弗洛伊德的礼物，被弗洛伊德以“多拉”或者毋宁说“礼物”的名义发表了出来，成就了弗洛伊德，同时也成就了精神分析。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部作品对精神分析和《释梦》的真正价值在于他对两个梦的分析，尤其是对其中第一个梦的完整分析。他认为自己通过对这两个梦的分析，证实了在《释梦》一书中发展出的理论。
《释梦》德文版
这个案例史以多拉突然中止治疗而结束。不过，在案例史的最后，弗洛伊德以几乎无法掩饰的得意之情，附上了一小段多拉重新出现并且证实自己的理论与治疗效果的故事。所以，虽然这个案例史的题目叫作《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但弗洛伊德在其中却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对人的精神分析式理解。这一点，正如汉娜·戴克尔（Hannah S. Decker）在其著名的《弗洛伊德、多拉与1900年的维也纳》（Freud, Dora, and Vienna 1900）一书中所说，“在将近一个世纪中，精神分析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把这个案例珍视为一个先锋”。
然而，1900年的弗洛伊德，正处于事业的低潮期。他的《释梦》虽然已经发表，却远远没有得到期望中学界的积极回应。他在给弗里斯的信件中把自己描述为“年老、邋遢的以色列子民”，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仍然没有征服罗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要到下一年即1901年，才会在他弟弟的陪同下游览罗马，看到一直期待的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并且逐渐获得他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在这个事业和个人自我认知的低潮期，多拉这个礼物的出现，对于他、对于精神分析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读者诸君或许会好奇，这个名为多拉的少女，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摩西像》
这个案例史在后来的精神分析思想史内部和更为广泛的思想史乃至于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讨论。借用加拿大精神分析史专家马宏尼（Patrick Mahony）的说法，这是弗洛伊德所有案例中得到最广泛的讨论的一个。与此相关，“多拉”这个化名和弗洛伊德在案例史写作中的匿名化努力，显然无法掩盖住那位名为伊达·鲍尔（Ida Bauer）的女孩的真实人生，使其不断受到精神分析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丝毫掩饰不住个人好奇心的专业窥探。
1882年11月1日，伊达·鲍尔出生于维也纳的山坡路32号。1900年10月，伊达的父亲带她去见弗洛伊德的时候，他们家住在维也纳第九区的列支敦士登大街（Liechtensteinstrasse），与弗洛伊德寓所的距离也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伊达出生的时候，父亲菲利普·鲍尔（Philipp Bauer）时年二十九岁，母亲凯瑟琳娜（Katharina Gerber）时年二十岁。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哥哥奥托·鲍尔（Otto Bauer），如前所述，比她大一岁半——在哥哥出生后仅仅五个月，母亲就又怀孕了。伊达的父母皆为犹太人。父亲出生在波希米亚（今属捷克）——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后来他也在当地置有产业。他在1850年到1860年之间随父母迁居到维也纳。母亲也生在距今捷克与波兰边境很近的波希米亚山区，并在约1860年之后全家迁到了维也纳。所以总体来说，伊达的家庭是当时许多从波希米亚迁居到维也纳的犹太人的代表，正如弗洛伊德的家庭在19世纪中叶从今天同样属于捷克的摩拉维亚的弗莱堡迁居到维也纳一样。这些维也纳的犹太人群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苦难，然而对他们来说，最为重大的诅咒则是犹太人本身的宿命，即永恒的不安（eternal uncertainty）：不见容于各种区域，永远处于被驱逐的境地，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的脆弱感和敏感性。
多拉（伊达·鲍尔）和哥哥奥托·鲍尔
1888年，在伊达六岁的时候，由于父亲患上了肺结核，所以他们全家迁往了案例史中的B小镇，也就是位于意大利北部、当时属于奥地利蒂罗尔郡（County of Tyrol）的梅拉诺（Meran/Merano）。梅拉诺在当时以疗养而闻名，许多维也纳人都会选择此地作为度假去处。伊达一家在这里遇到了汉斯·泽林卡（Hans Zellenka）及其夫人佩皮纳（Peppina Zellenka）——也就是案例史中的K夫妇——并且成了密友。K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克拉拉（Klara）比伊达小九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也就是后来案例史中所记载的那个夭折的孩子。1892年，伊达父亲的视网膜脱落。两年后，也就是1894年，在伊达十二岁的时候，她父亲出现了精神错乱。根据泽林卡的建议，伊达父亲于同年去维也纳寻求弗洛伊德的治疗帮助。弗洛伊德将其诊断为梅毒并成功进行了治疗，由此获得了他的信任。这一信任使得他在1898年带着伊达去见了弗洛伊德，并在1900年发现伊达的自杀威胁后，将其带到了弗洛伊德的面前。此后便是弗洛伊德在案例史中所记载的故事。
在伊达终结治疗后，弗洛伊德于1901年完成了该案例史，伊达则在1902年又一次去见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于这次会面对自己理论和治疗的证实有些得意，多年之后，他也在脚注里承认了自己的一处错误：他曾宣称伊达后来嫁给了那位在她的第二个梦里出现的工程师。而实际上，伊达于1903年12月6日嫁给了一位生于布达佩斯、当时居住在维也纳的匈牙利人恩斯特·阿德勒（Ernst Adler）。不过，我们很难说这不是弗洛伊德故意为之的匿名化举动，因为弗洛伊德显然知道伊达的婚姻，并且认为这是她恢复健康的关键一步。这也就帮助我们理解了在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弗洛伊德为何要等待四年之久才发表这篇案例史。我们已经听他说过：
在治疗结束之后，我又等待了四年，直到听说病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变化让我认定，她对本文所讲述的事件及灵魂历程的兴趣可能都已经逐渐消逝，我才发表本文。
这个变化就是伊达的婚姻与生育。她的丈夫是一名不得志的作曲家与工程师，比她大九岁。这一年龄差与伊达父母的年龄差相同。1905年4月，在二人婚后第十六个月，伊达生育了一个男孩。他们的生活在此后确实发生了变化：“1905年6月14日，在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多拉’和她的丈夫正式离开了犹太人社区。第二天，他们就受洗皈依了新教。”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她与父母关系的断绝。伊达此后和父母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她的母亲在1912年由于肺结核去世。次年，她的父亲也由于肺结核的直接影响而去世。1915年，她的伯父也去世了，这导致了他们家族生意的中落。令人惊讶的是，从未有过生计经验的伊达曾一度以经营桥牌俱乐部为生，而且生意不错。丈夫恩斯特在1932年由于心脏病去世。哥哥奥托·鲍尔后来成了奥地利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于1938年在巴黎去世。
伊达虽然并未加入政治运动，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二战的原因，身为犹太人的她不由自主地被狂飙一般的世界局势所席卷。她的儿子科特·赫伯特·阿德勒（Kurt Herbert Adler）后来成了一名剧作家与导演，于1938年移民美国。在儿子的帮助下，她最终于1941年成功移居美国，于1945年去世。
一战期间，弗洛伊德就已经和伊达失去了联系。不过在1922年，弗洛伊德曾从他在1922至1923年间的私人医生菲力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那里得知，伊达再次患病并且向后者寻求帮助。在此期间，伊达曾主动向多伊奇医生表明自己就是“多拉”，并且为此而感到非常骄傲。严格说来，这是她所遭受的最后一重背叛——来自弗洛伊德的背叛。弗洛伊德为了成全自己的精神分析，而将“多拉”写入了案例史，贡献给了学界。她当时对此并不知情。虽然这一案例史使得多拉进入了历史，并让这位女性在多年后为此感到骄傲，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一案例史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伊达更为丰富的人生。我们在案例史中无法读到的是，这位聪慧、敏感、独立同时又坚韧顽强的女性，喜爱阅读，热爱音乐，和维也纳这座文艺之都的许多居民一样富有文艺气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对于音乐的喜爱或许是她选择了一位音乐家作为自己丈夫的重要理由，同样也是她留给儿子的重要影响。在对伊达第二个梦的简短分析中，弗洛伊德敏锐抓住了一个关键的要素——这使得弗洛伊德的分析虽然简短，但是堪称成功。在这个梦里，伊达重返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并借助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超越了自己的癔症，进入了欧洲的宗教史和文明史。弗洛伊德为此写道：
……她想起了自己在德累斯顿的首次短暂停留。她那次是作为陌生人四处闲逛，当然也没有错过去参观那间著名的画廊。另一位熟悉德累斯顿的男性亲属正与他们在一起，想要充当画廊的向导。但是她拒绝了他，独自前往，在那些吸引她的画作前驻足停留。在《西斯廷圣母》前，她待了两个小时，陷入了静默的梦一般的崇拜之中。当被问到那幅画的什么地方能够让她如此喜爱时，她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理由。最后她说：圣母玛利亚。
收藏于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里的《西斯廷圣母》
伊达站在拉斐尔的这幅大师之作面前神隐的每一处细节，都被弗洛伊德和后世的研究者们详细讨论过。弗洛伊德对她的理解从癔症到达了生活，在这个案例的结尾处，从生命史和两个家庭史交织的社会学之网中，经由拉斐尔所理解和描绘的圣母进入了欧洲文明史，和“多拉”这个名字在欧洲历史上的复杂流变紧密关联了起来。这是弗洛伊德的文明无意识，也是我们理解“多拉”的真正开始。
纸书指路
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孙飞宇 译
⚪裹着一身的时代症，此刻重返弗洛伊德
⚪叩诊被家庭、社会与历史寄生的不安灵魂
⚪梦的解析于真实病例中的首度锤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生涯的真正开端
⚪从梦的萌生处纵身一跃，溯洄被压抑的精神的逃生路线
⚪权威新译详解，以多语种参比揭精神分析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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