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心智模式决定你的一生》是英国经济学家E. F. 舒马赫的哲学遗作。本书基于作者对人类认知本质的探索，围绕心智模式构建认知框架，提出“世界存在层次论”与“四种认知领域”理论。
书中剖析思维局限性与真理边界，强调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的转变，主张通过理解自我、他人及世界的关系实现心智跃升。作者批判现代机械唯物主义观的片面性，倡导以“理解的科学”整合逻辑与灵性认知，回归心灵整体性思考，为个体突破生存困境提供哲学路径。
章十 更高层次的心智模式：解决人生两大问题
生活要比逻辑更复杂
在这本书里，我们首先探讨了“世界”和它的四种存在层次；随后我们探讨了“人”、人用来应对世界的装备，以及人在何种程度上能胜任与世界的相遇。然后我们探讨了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四种认知领域。下面我们还要审视的是，人生在世的意义是什么。
生活就意味着应对、战胜和跟进各种环境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比较棘手。棘手的环境因素会带来问题，可以说，活着，首先就意味着要去解决问题。
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带来生存的痛苦。这样的情况是否从古到今一直如此？这一点或许存在疑问，但这一点在现代世界是确定无疑的，向痛苦开战的部分现代战争采取了笛卡儿式的方法：“只探讨清楚、准确、能经得住任何合理怀疑的思想。因此，要以几何学、数学、量化、测量和准确的观察为基础。”（我们被告知）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唯一的办法；这就是进步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只要我们放弃所有的感情色彩和其他非理性态度，所有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我们生活在数量为王的时代——顺便说一句，这正是勒内·盖农的一部既晦涩难懂又重要的著作[1]名，他是当代最重要的玄学家之一。据说，数量和成本-收益分析就是绝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倘若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存在，比如人，或者复杂的体系，比如社会，但还是只要花点时间，搜集到充足的数据，加以分析就行了。我们的文明很擅长解决问题，当今世界有很多科学家和类似科学家的人，数量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加起来都要多——而且他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思考宇宙的神奇，或者试图获得自我认知上，他们在解决问题。（我能想象得到，说到这儿，某个读者多少有些不安地问：“如果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岂不是要解决完了？”但要安慰他并不难：现在我们有更多、更大的问题，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有些问题甚至生死攸关。）
这一特殊的处境也许会让我们进而探寻“问题”的性质。我们知道，存在着已经解决的问题和未能解决的问题。或许我们觉得，前者算不上是问题；但说到后者，难道还有不但尚未得到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已经解决的问题。就以一个设计问题为例吧。比如，如何制作双轮人力运输工具？人们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日益汇聚，最终，一个设计方案脱颖而出，它就是自行车，结果这一答案恒久流传，与世长存。为什么这个答案能够与世长存？就因为它合乎世界的规律——无生命的自然界这一层次的规律。
我打算将这种性质的问题称为“汇聚性问题”。你越是理智地研究它们，这些答案就越是汇聚到一起。这些问题可以分为“已经得到解决的汇聚性问题”和“尚未得到解决的汇聚性问题”。“尚未”二字十分重要，因为大体上，它们有朝一日终究会得到解决。一切都需要花费时间，只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未到而已。所需要的只是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研发经费，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才智。
但也有很多能人准备研究一个问题，却得出了彼此矛盾的答案。它们并不汇聚到一起。相反，越是澄清它们，越是强化其逻辑性，它们的分歧就越大，直到其中一些答案看起来刚好与另一些相反。比如，生活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难题——不是双轮运输工具这样的技术性难题，而是“如何教育孩子”这样的关于人的问题。我们无法逃避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它，去请教众多同样富有才智的人。有些人基于可贵的直觉告诉我们，教育就是将现存文化传给下一代的过程。那些有（或理应有）知识和经验的人负责教，那些缺乏知识和经验的人要去学。这种意见十分明了，还暗示出这其中一定要有权威和纪律的存在。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真实、合乎逻辑和直截了当了。在知识拥有者向学生传授现有知识的时候，学生一定要有纪律才能学习知识拥有者所传授的知识。换言之，教育需要树立教师的权威，学生们需要纪律和服从。
现在，我们换一组顾问，他们怀着最大限度的关切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这样说道：“教育无非就是提供便利条件。教育者就像一个好园丁，他专心营造良好、健康、肥沃的土壤，让幼苗长出茁壮的根，汲取它所需要的养分。幼苗会按照它自己的存在规律生长，这种规律的微妙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了解，当它能够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所需的养分时，它就能成长得最好。”换言之，教育在第二组人看来，需要建立的不是纪律和顺从，而是自由——最大程度的自由。
如果第一组顾问是对的，纪律和服从是“好事”，那么按照完美的逻辑，就可以说如果某种东西是“好事”，那么多多益善；按照这种逻辑，也可以得出结论：完美的纪律和服从是完美的……学校就会变得形同监狱。
另一方面，我们的第二组顾问主张在教育中，自由是“好事”。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更多的自由会更好，完美的自由会带来完美的教育效果的话，学校就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甚至有几分疯人院的感觉。
自由和纪律/服从——刚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实情境下，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要么是“照你愿意的做”，要么是“照我说的做”。
逻辑帮不了我们的忙，因为逻辑坚持认为，如果一件事为真，那么它的反面就不可能同时为真。逻辑还坚持认为，如果一件事是好的，那就多多益善。但我们所面对的这件事，是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将它称为“发散性问题”，它并不服从寻常的、“直来直去的”逻辑；它表明，生活要比逻辑更复杂。
“最佳教育方案是什么？”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一个完美的发散性问题。答案众说纷纭，越是合乎逻辑、一以贯之，它们的分歧也就越大。一方面是“自由”，一方面是“纪律与服从”。没有办法解决，但有些教育者要比其他教育者更出色。他们是怎么做的？向他们请教，不失为良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哲学困境解释给他们听，这种理性的方法或许会把他们激怒。他们或许会说：“看哪，这种方法对我来说未免聪明得过了头。关键在于，你必须喜爱那些糟糕的小事。”爱、移
情、神秘参与、理解、同情，这些能力要比实施纪律方针或自由方针所需的能力更加高超。要运用这些高超的能力或力量，让它们随时都能派上用场，而不只是偶尔才有的一时冲动。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这样才能造就出伟大的教育家。
教育问题给出了发散性问题的经典示例，政治问题也是一样，在政治领域，经常遇到的一对矛盾就是“自由”和“平等”，而实际上，自由反对平等，平等反对自由。因为若是对事情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就会出现强者欣欣向荣，弱者受苦受罪的局面，平等就无迹可寻了。另一方面，推行平等就要限制自由，除非有更高层次插手干预。我不知道是谁提出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他准是一个见识不凡的人。[2]他向自由和平等这对在通常逻辑下不可调和的矛盾里，加入了第三种因
素或力量——博爱。这种力量来自更高的层次。我们怎么知道它来自比平等和自由更高的层次？因为平等和自由可以通过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立法活动来建立，但博爱是一种超出任何机构管辖范围，超出操纵层次的人类品性。它可以实现，也经常实现，但只能由个人通过他们本人高尚的道德力量和能力来实现，总之，就是靠变得更好来实现。“怎样才能让人变得更好？”这个问题常常被人们问到，但让人变得更好这种想法属于操纵的层次，也就是存在着矛盾并且不可调和的层次。
一旦我们承认，在人生道路上，存在着“汇聚性问题”和“发散性问题”这两类不同的问题，我们就会提出另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比如：我如何辨别某个问题属于哪一类别？
二者的区别何在？
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哪些？
存在着“进步”吗？解决方案会越来越多吗？
要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做许多更进一步的探讨。
咱们先从辨别问题开始谈起吧。如前所述，汇聚性问题的解决答案倾向于融合交汇，变得更加精确；这些答案可以得出最终结论，可以用操作指南的方式写下来。一旦找到答案，问题就变得无趣了；一个问题一旦解决完毕，就变得死气沉沉了。运用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任何高级的能力——挑战不复存在了，任务完成了。不论是谁运用这种解决方案，都可以保持相对被动；他是一个接受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得到某些东西，不需要再付出什么代价。汇聚性问题涉及
的是这个世界无生命的一面，操纵活动可以畅行无阻，人可以充当“主宰和拥有者”，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贴上生命、意识、自我意识标签的这些微妙、高级的能力并不存在，并没有将问题变复杂。一旦这些高级能力的干预达到了重要程度，这个问题就不再是汇聚性的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汇聚性问题也就是不涉及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所有问题，也就是物理、化学、天文学领域、几何与数学等抽象科目或者棋类游戏等领域内的问题。
在处理更高存在层次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发散性，因为不论其程度有多低，自由和内在体验的要素都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一对对的矛盾普遍存在，这正是生命的标志：
成长与衰朽。成长因自由而兴旺（我指的是健康的成长，病态的成长其实是一种衰朽），而衰朽和瓦解的力量只有通过某种秩序才能抑制。这些基本的矛盾——成长与衰朽、自由与秩序——在有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都会相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一对对的矛盾使得一个问题趋于发散，而成对矛盾（这种基本属性）的消失，则确保了汇聚性。
同样容易观察到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实室方法”。它包括消除所有不可控制的，或者至少是无法准确测量和无
法“容许”的因素。剩下的部分不再是真实的生命，没有了生命的不可预测性，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系统，伪装成了汇聚性的，因此原则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与此同时，汇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证明了这个孤零零的系统的某些内容，但丝毫也证明不了系统之外和比它层次更高的内容。
我说过，解决一个问题，等于是消灭一个问题。“消灭”一个汇聚性问题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汇聚性问题涉及的是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已经消逝后的事物。但发散性的问题能够，或者说应该被消灭吗？
（“最终解决”这个词依然可怕地回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耳畔。）发散性的问题不能被消灭，因为它们不能靠建立“正确的公式”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但它们可以被超越。一对矛盾，比如自由和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层次是对立的，但在更高的层次，真正的人的层次，就不再是对立的了，因为此时自我意识会发挥出恰当的作用。那时爱与同情、理解与移情这些高等的能力，就会变得随时可用，不再像
偶发的冲动（这些能力在低层次时就是这样）那样简单，而会变成一种常规的、可靠的源泉。矛盾不再对立了，它们就像一起和睦地躺在圣希罗尼穆斯（他在丢勒那幅著名的画作上代表着“更高的秩序”）的书房里的狮子和羔羊一样。
当“更高的力量”出现时，矛盾何以会停止对立呢？当博爱出现时，自由和平等何以停止了彼此对立，变得“调和一致”呢？这些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关乎存在的问题。存在主义声明[3]，它主要关注的就是体验作为证据必须得到承认，这话暗示着，没有了体验，就没有了证据。当“更崇高的力量”——比如爱与同情——介入时，矛盾就被超越了，这不是能用逻辑术语讨论的问题，只能由一个人的切身体验来经历（“存在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比方说，一户人家有两个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他们自由自在，而且平等并未因此而受损，是因为手足之情控制住了大男孩们对优势力量的运用。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充分意识到这些矛盾的存在。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喜欢它们，因为逻辑思维往往按照非此即彼或非对即错的原则来运转，就像计算机一样。因此，在任何时候，它都想为矛盾的一方单独效力，这种片面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明显的失实和失真，甚至还会让头脑突然转变立场，而其本人往往还没有觉察。它就像钟摆，从一侧摆动到另一侧，每次都有一种“重新拿定主意”的感觉；要不然，头脑就会变得僵化死板，固守在矛盾的一方，认为现在“问题解决了”。
在这些成对的矛盾中，自由与秩序、成长与衰朽最为常见，它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紧张对立，这种紧张对立会让人变得更为敏感，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如果意识不到人的所有所作所为中都有这些成对的矛盾存在，就不会真正地理解人。
在社会生活中，既存在着对公正的需求，也存在着对仁慈的需求。托马斯·阿奎那说：“有公正而无仁慈，是残酷；有仁慈而无公正，是灭亡之母。”[4]这话十分清晰地辨明了一个发散性问题。公正是对仁慈的否定，仁慈是对公正的否定。只有更崇高的力量——智慧，才能调和这对矛盾。问题无法解决，但智慧能够超越问题。类似地，社会需要稳定和变革、传统和革新，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计划和放任，秩序和自由，增长和衰朽。在每个地方，社会的健康都取决于同时采取矛盾的活动，追求矛盾的目标。采用最终解决的方式，意味着对人性签发了死刑判决，要么意味着残酷，要么意味着灭亡，或者同时意味着两者。
发散性问题让逻辑思维感到不快，逻辑思维希望倒向矛盾的一侧，以此来消除紧张关系；但这些问题挑衅、刺激并打磨着人的高等能力，没有了这些能力，人不过只是一个机灵的动物而已。拒绝承认发散性问题的发散性，会让这些高等能力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陷入萎缩，这时这个“机灵的动物”很可能就会毁了自己。
因此可以这样看待和理解人生：人生就是一连串不可避免会遇到的，并且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解决的发散性问题。只靠逻辑和推论的理性很难驾驭它们。可以说，这些问题充当了一种拉伸器具，用以培养完整的人，这意味着它们发展的是人超越逻辑的能力。所有传统文化都把人生看成是一所学校，它们以各不相同的方式，看出了这种教导性的影响力本质。
[1] René Guénon, 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 translated by Lord Northbourne (London, 1953).
[2] 有人说，这个人是路易斯·克洛德·圣马丁（Louis-Claude de Saint-Martin，1743—1803），他在他的著作中署名为“不知名的哲学家”。
[3] Cf. Paul Roubiczek, Existentialism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1964).[4] St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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