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的开头，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老首长刘金友同志。
1952年6月出生的他，1972年入伍到原成都军区某汽车团，参加过南疆自卫反击战，提干后曾任军区后勤部川藏兵站部宣传科新闻干事、某兵站副教导员，1990年从部队转业至河南省许昌市政法系统，现已退休。从业至今，共计在军内外60余家新闻媒体发稿3900余篇件。
以下的两个故事，皆与他有关。
一语成谶的“追悼会”
1980年秋天，军区宣传部新闻处陈干事和《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杨某某等到汽车团采访，当时刘金友是团政治处新闻干事，团领导指定刘干事全程陪同其采访活动。
一天早晨，刘干事到招待所请他们一行吃早饭。他看到杨记者、陈干事和小车司机有三张刚冲洗出来的4寸黑白免冠半身照片，顿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他与陈干事就非常熟悉，爱在一起开玩笑，谁也不会介意的。
他随口就说了一句：“这几张相片照得真标准，将来谁当上将军，不仅可以做个人简历标准像，而且百年之后作遗像也非常不错，干脆今天先给你们提前开个追悼会算了！”
说完，他真的煞有介事地把三张照片整齐地摆在一起，弯下腰作默哀状。刘干事此举把在场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陈干事平时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立即提出：“不行，咱们今天也得给小刘开个追悼会。”刘干事说：“我没有照片，开不成啊！”
陈干事一把抓过刘干事头上的军帽放在床边上，然后盖上一条枕巾，装出一脸严肃说：“刘金友同志的军帽上，覆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汽车团的枕巾……”
吃早饭时，得知此事的副政委阳宪斌同志还批评了刘干事，不该开这么过分的玩笑。
杨记者和陈干事却笑笑说，大家都习惯开玩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还告诉刘干事，他们今天要先回成都，在军区停留几天，然后准备到九寨沟采访，让他做好准备，到时候把他捎上去玩。刘干事一听很高兴，他还没有去过九寨沟。
他们走后不久，陈干事打电话告诉刘干事，说车上人太多，连军区后勤部宣传处的李干事都加不上去，更不可能有他的座位了。他当时听了就有点生气，心里埋怨他们说话不算数。
然而，没过几天，突然从军区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980年9月29日，杨记者、陈干事一行乘坐的北京军用吉普车，在茂汶公路九寨沟以北23公里处不幸坠入岷江，车上5人全部遇难。
后来，由军地共同组成的阵容强大的打捞队伍，沿江打捞一个多月，坠江人员和车辆竟一无所获。
就像今天的“马航失踪”，连个影子都没见，消失得一干二净。
神秘“失踪”的军官
西藏有太多的谜团，尤其藏东南雅鲁藏布大峡谷，山高林密，河流湍急，气候多变，野兽出没，令人恐惧。
1988年，在国道318线神秘消失的河南籍军官李长义，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继当年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神秘失踪之后的又一迷案。
话说当年在川藏兵站部宣传科任干事的李长义接到组织通知，任命他到扎木大站通麦兵站当副教导员。
到过川藏线的人都知道，位于波密县境内的通麦兵站，正是上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处，地质构造复杂，地震、雪崩、泥石流不断，著名的“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纪念碑就距此不远。
当年夏天，适逢雨季，通麦兵站附近的迫龙天险，再次发生大塌方，军地上千台车辆被堵在大塌方两端。
恰在此时，李长义的妻子带着孩子辗转千里来高原探亲。接到通知，由于塌方道路受阻，这天他和几个战士一起只好步行前往塌方处迎接妻儿。
他们行走了一段路程后，李长义对战士们说：“你们前面先走着，我抽支烟歇会儿，马上就赶上了。”
“好，好！”战士们也没有多想，向他挥挥手走过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挥手竟成了永别。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战士们见李长义还没跟上来，就快速返回原路寻找，可是大树下，除了发现一个烟蒂之外，什么也没有。战士们急了，边走边喊，一直找回兵站，仍不见副教导员的影子。
于是，兵站官兵全体出动寻找，并且逐步扩大找寻范围，但最终一无所获。
三天，五天，一周，半月过去了，部队上级机关和沿途道班工人、藏族同胞也加入了搜寻队伍，但终于还是毫无结果。
至今，与李长义曾经在川藏兵站部宣传科一同工作过的刘金友干事和科长杨启力同志都感到不解：他去了哪里，他是被所谓的“野人”掳去，还是被“飞碟”带去其他星球？
总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部队只好把他当作“失踪”人员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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