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张照片，很多年后才被公开。
黑白的底色，光线不算明亮。
男人穿着中山装，坐在一张堆满资料的书桌前，身后站着一位中年女子，穿着朴素，神情温和。
两人都在笑，但笑得不多，像是习惯了沉默。
这男人叫于敏。
那会儿，人们还不知道他是谁。
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知道他工作内容的人更少。
甚至连他的妻子，也只是知道他“在外地工作”。
具体在哪儿，做什么，不清楚，也不能问。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得从1958年说起。
那一年，于敏三十多岁，刚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做出点成绩。
中科院的年轻才俊，讲起专业来一套一套。
他原本没打算转方向，搞理论出身的，谁愿意去搞那些“应用上的事儿”？可偏偏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来的是钱三强。
没寒暄几句，话就切入正题。
他说：“国家要搞氢弹，得有人带头。
你得上。”
这不是建议，是指令，但也不是硬塞。
钱三强是懂人的，他知道于敏心里有数。
那时候中国刚刚搞出原子弹，技术来源虽然有苏联那点资料，但接下来没人帮你了。
苏联专家一走，什么都得靠自己。
美国1962年在古巴部署导弹，世界差点打起来。
中国也明白了，核武器不是摆设，是护身符。
于敏没有犹豫太久。
他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只说：“我去。
说出口的那一刻，他心里大概也清楚，这不是一两年的事。
更不是做了能说、出了成果能报的事。
这是隐形的工作——干得好，没人知道；干砸了，后果严重。
从那以后，于敏的名字从公开资料中消失了。
他的生活从此变了样。
他搬进了封闭基地，编号、代号、保密协议一样不少。
家里人也跟着过上了“离群索居”的日子。
孙玉芹，那时候在天津一家保育院当保育员。
性格温和，做事稳妥。
她和于敏是媒人介绍认识的，谈不上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两人志趣相投。
她明白丈夫工作重要，从不多问。
可不问不代表不想知道。
家里三个孩子，她一个人带。
住的小屋不到40平，五口人挤在一张小桌子边轮流写作业。
最难的时候，是孩子问：“爸爸去哪儿了？”她只能说：“在出差。”孩子不信，邻居也不信。
有人私下议论，说这家人是不是有事瞒着。
那时候风声紧，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惹麻烦。
她不辩解，只低头过日子。
直到1965年，一场关键的“百日会战”拉开帷幕。
那会儿，于敏他们已经完成了氢弹理论模型的初步推演，但缺少验证。
全国只有一台计算机——就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排队用机，时间紧任务重，哪怕多占用一小时，都得提前申请。
他们搬进研究所旁边的宿舍，三人挤一个屋，通宵排班。
用算盘、计算尺、手工图表交替推演，一遍一遍做校验。
有人说那段时间“人都快不是人了”，连走路都在念公式。
于敏胃不好，常年吃安眠药。
他从不抱怨，也不多说。
别人困了睡了，他还在改公式。
他知道，理论一旦出错，后面试验全得重来。
更严重的是，失败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战略部署。
那场会战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最终的理论验证全部通过，1957年以来的所有推演都得到了确认。
氢弹的研制，终于有了实质性的技术基础。
可这些事，没人知道。
媒体没报道，报纸上也没有名字。
于敏回到基地，继续他的“无名”日常。
直到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他没有出现在现场，也没有登台领奖。
他只是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多吃了半碗饭。
孙玉芹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是邻居无意间说起的：“你家老于，是立大功了。”她没问细节，只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花生米拿出来，给孩子们下了碗面。
于敏这一“隐姓埋名”，整整持续了28年。
直到1988年，他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才第一次以“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名义出现在公开场合。
介绍中没有提氢弹，也没有说他是谁。
直到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发，他的名字才第一次与“氢弹之父”连在一起。
那一年，他已经73岁。
他晚年很少接受采访。
有一次记者问他：“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他沉默了几秒，说：“最对不起的，是我爱人。”
孙玉芹没说过什么。
她从未要求过解释，也没有追问过真相。
她只是一直等，一直撑着那个家，一直到老。
2000年之后，于敏搬回北京，住在一个普通小区。
偶尔有人认出他来，他总是笑笑说：“我就是个老科技工作者。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神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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