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的那个冬天,我刚满二十五岁。
她走得很安静,没有惊天动地的痛苦,只是在某个周二的清晨,叫我的声音越来越轻,直到再也叫不出来。癌症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张牙舞爪,走的时候却像个小偷,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她所有的力气。
父亲哭了三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三天。第四天早上,他就开始收拾母亲的遗物,动作很轻,但很坚决。那些她用了几十年的化妆品,穿了无数次的围裙,还有床头柜里那本永远翻不完的《红楼梦》,都被他装进了纸箱子。
"人走了,留着这些也没用。"他这样对我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我没有阻止他。那时候我以为,男人就是这样处理悲伤的,简单粗暴,一刀两断。
婶子是在母亲头七过后出现的。
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汤站在门口,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关切。婶子长得不算漂亮,但很干净,说话也轻声细语的,和母亲完全是两种类型。母亲生前总说婶子是个好人,守寡这么多年,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不容易。
"你爸这些日子肯定没好好吃饭。"婶子把汤放在桌上,"男人不会照顾自己。"
父亲确实瘦了很多。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从来不用操心一日三餐,连袜子放在哪个抽屉里都不用记。现在他像个刚学会生活的孩子,经常忘记关煤气,忘记洗碗,有时候甚至忘记吃饭。
婶子开始经常来。先是送汤送菜,后来是帮忙打扫卫生,再后来就是陪父亲聊天看电视。我偶尔回家,总能看到她坐在母亲曾经坐过的沙发上,和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你婶子人好心善。"父亲这样评价她。
我点头,确实觉得没什么不妥。毕竟,一个五十多岁刚失去妻子的男人,需要有人照顾,这很正常。
转折发生在四个月后。
那天我临时回家拿东西,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听到客厅里传来婶子的笑声。她笑得很轻松,很自然,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我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她正在教父亲包饺子,两个人的手上都沾着面粉,父亲脸上的表情我很久没见过了——轻松,甚至有些羞涩。
"小雨回来了。"婶子看到我,很自然地招呼,"正好,一起吃饺子。"
我注意到她说的是"小雨回来了",而不是"小雨来了"。这种细微的语言差别,暴露了她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那顿饭我吃得很不安。不是因为饺子不好吃,恰恰相反,婶子包的饺子很香,比母亲包的还要好吃一些。这让我觉得有些愧疚,好像是对母亲的背叛。
饭后我拉着父亲到阳台上说话。
"爸,你和婶子..."
"什么和婶子?"他打断我,"别想多了,就是邻居帮忙。"
但我看得出来,他眼神闪躲,语气也不够坚定。作为女儿,我对父亲的了解远超过他的想象。
一个月后,婶子搬了过来。
父亲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只是在某个周末很平静地告诉我这件事。"你婶子一个人住太孤单了,这边房子大,住着也方便照顾我。"
我想反对,但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毕竟,父亲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而我也确实没有立场阻止一个成年人的决定。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六个月后的那句话。
那天是母亲的生日。我买了她生前最喜欢的栀子花,想去墓地看她。临出门前,我问父亲要不要一起去。
他正在客厅里和婶子一起看电视,闻言头也没抬:"不去了,死人过什么生日。再说,她也不知道。"
我愣在那里,手里的花突然变得很重。
"爸,那是妈..."
"我知道那是你妈。"他终于抬起头看我,表情很平静,"但她已经死了。活人总要往前看。"
婶子坐在一旁,低着头装作在织毛衣,但我能感觉到她的不自在。
那一瞬间,我觉得站在客厅里的这个男人,是陌生的。那个曾经为了母亲生病而彻夜不眠的父亲,那个在母亲葬礼上哭得像个孩子的男人,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没有再说什么,拿着花就出了门。
在墓地里,我对着母亲的照片哭得很凶。不是因为她不在了,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爱情这种东西,真的会死。它不是和人一起永远地埋在土里,而是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地从活着的人心里溜走。
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和婶子已经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那张他们一起坐过的沙发,想起母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人啊,活着的时候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爱过的人。"
也许父亲是对的,活人确实要往前看。但我始终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忘记的,哪怕它会让人痛苦。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母亲还在,她坐在厨房里择菜,阳光从窗户洒进来,落在她的肩膀上。她转过头对我笑,说:"小雨,帮妈妈把那个盘子拿过来。"
我伸手去拿,却怎么也够不着。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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