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凌晨，西贡街头还残存硝烟，北方坦克履带压在破碎的柏油上。广播里反复播放统一消息，可在人群窃窃私语中，最常出现的词却并不是“胜利”，而是“缺人”。
连续三十多年动荡，让越南损失了超过八百万青壮年。法越、越美两场大型战争的间隙几乎为零，青年男性不是倒在前线，就是在热带雨林里染病失踪。到统一那年，全国男女比例在部分省份竟达到一比二甚至一比三，村庄里常见十来个寡妇挤在一条土路旁等待部队名册，却再也等不到熟悉的名字。
更可怕的是出生断档。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战火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跌破二点零，越北某些县城小学彻底空校。人口学者潘清华后来回忆：“如果按那个轨迹继续下去，八十年代的越南会出现劳动力深坑，稻田无人插秧，工厂无工可招。”高层听得直皱眉，决定“不能把生育问题交给时间自行解决”。
一系列急促而激进的措施随后落地。首先是法律层面——婚龄被一次性下调两岁，女性十六岁即可登记，男性十八岁也能娶妻。法律条文表述极其简短，却传递出一个赤裸的信号：早点结婚，马上生娃。城市户籍配给与结婚证捆绑，领不到粮票的情侣转天就挤进登记处排队。
常规鼓励远远不够。基层干部很快收到口头指令：对一夫多妻“不追究”。在河静、薄寮等男性稀缺的乡里，不少复员兵回村不到半个月，就被安排了三四个“临时伴侣”。有老兵苦笑，“前线时弹片都没把我吓哭，回村却怕见丈母娘队伍太长”。
有意思的是，这种做法并未写进任何正式文件，却通过口口相传成为“默认政策”。村部晚上经常灯火通明，干部翻着户口簿，为失去丈夫的寡妇分配“配偶指标”。二十一岁的阮氏兰至今清晰记得那天场景：
“干部拍桌子说：’国家要人口，你要服从安排。’我只能点头。”
对话就此结束，决定却改变了她的一生。被指定的对象是一个失去左腿的炮兵，上门当晚，兰的父亲阻拦，被带去劳动管训三周。回来时，老人右手食指永远蜷曲。
推广生育还伴随着实打实的物质诱惑。生三胎可获现金和粮票；生五胎加一份布匹；达到十胎，直接授予“英雄母亲”称号，户口本上盖一方红印，每月额外领取三个月口粮。为了那张印章，一些妇女在十余年间几乎保持“全年孕态”。医疗条件匮乏，产褥热和难产夺走大量生命，但死亡数字常被仓促记录后塞进抽屉。
令人咋舌的还有“月经上报制度”。越南中部的部分公社要求育龄妇女定期把月经日期写在黑板上，干部据此计算下一次“受孕最佳期”。如果两年未添新丁，家庭就会被扣减口粮，孩子入学名额也可能被取消。某位年轻护士因坚持只要两孩而被送去“再教育”，后来工作调令被无限期搁置，她无奈苦笑，“针管比生孩子更值钱？他们不这么看。”
高压与补贴双管齐下，效果肉眼可见。官方数据显示，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五年，全国总人口从四千八百万飙升到六千三百万，十年净增近一千五百万，总和生育率一度冲到五点三。越南粮食供给因此再度紧张，八四年稻谷产量虽创新高，却依旧填不满快速增长的肚子。
人口反弹后，新问题随即暴露。多胎致死率居高不下，妇女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低两岁；校舍开始爆满，老师奇缺；城乡贫富差距被拉大，单靠农业无法消化婴儿潮。国际援助报告里第一次出现“过度生育”警告。大约九二年，政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一夫多妻”被正式列入违法，计划生育牌子挂上墙，“两个孩子恰恰好”口号贴满弄堂墙壁。许多曾被称作“英雄母亲”的妇女，补贴顷刻取消，往日荣誉无人再提。
人口政策短短二十年内从极端鼓励到严格限制，转折之剧，世所罕见。专家指出，越南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拔苗式生育浪潮中被严重挤压：大量早婚导致受教育年限缩短，产后并发症缺乏系统救治，造成女性慢性病高发。一位公共卫生官员用数据解释：九十年代初，三十岁以下越南女性贫血率接近百分之四十，明显高于周边国家。
如今的越南已突破一亿人口，高速增长期早成过去式，然而战后那段“大跃进式生育”留下的影子仍未散尽。法律虽恢复一夫一妻，但在某些偏远村庄，传统观念依旧推着年轻女孩早早走进婚姻；部分曾被“安排”多胎的女性，当年过度生育导致的健康账单还在延续。人口恢复显然达到了数字目标，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社会成本、公共卫生代价和性别不公，却不是靠一句“时代特殊”就能被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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