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9月24日，在“数智引领，普惠新局”为主题的“2025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人大老博士论坛”的老博士论坛主题活动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曹远征（老博士，1983级）、中国社科院大学城乡建设经济系教授陈淮（老博士，1985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刘尚希（老博士，1987级）与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正教授级研究员万喆一同探讨了“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的主题。
在讨论开始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校友会副会长张建明为本次老博士论坛活动致辞。
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校友会副会长张建明致辞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老博士，1987 级）
老龄化的两个因素和社会的共同应对
老龄化社会快速到来，需要社会各层面来共同面对。老龄化是由“少子化”与“长寿化”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少子化加速“421”家庭结构的形成，这一结构进一步加剧少子化，长寿化则源于生活质量、环境、公共卫生、医保和医药科技等方面的持续改善和进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比新中国成立时提高了一倍）。人工智能发展，将会进一步提升人类的人均预期寿命。这从人类文明发展看是好事。
面对这一趋势，中国需进行整体社会转型。关键问题在于“未富先老”，即社会财富积累不足时，就面临大量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养老成为一个公共性问题，国家财政需承担重要责任。当前养老保险制度依赖财政兜底，补贴资金已2万多亿，且主要由地方承担（地方支出占全国86%）。在人口全国流动的背景下，这加剧了区域不公平与地方财政负担。
因此，国家应对的核心在于深化改革，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加快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由中央承担更多养老方面的事权、支出责任，统一缴费与待遇标准，以促进公平可持续。
中国社科院大学城乡建设经济系教授（老博士，1985 级）
中国老龄化的四个特点
中国的老龄化有四个特点，第一是速度快，速度超出预期，导致政策不断调整；第二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各个方面包括城乡、体制等；第三是中国代际关系尚未理顺，仍指望儿女养老，提倡居家养老、家庭养老，本质上是农耕文明传承下的代际互助方式，存在一定风险；第四是，物资储备不充分，养老金已通过几十年重工业发展、三线建设等转化为固定资产，历史积累于当前养老需求之前存在缺口。
曹远征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老博士，1983 级）
个人与从业者如何面对老龄化
尽管政府对养老有一定责任，但本质上是个人问题，必须年轻时规划，否则即使有养老金“老有所养”，独生子女家庭也难以实现“老有所依”，最终必须依靠机构养老。这正是建立养老三支柱体系的深层逻辑。
作为从业者，我认为养老金融的核心是个人负责。金融机构则提供多元化产品，保险公司利用长期资金构建“保险+养老”的服务模式，是中国一个独特且重要的探索方向。而政府的关键职责在于进行顶层设计，我在国家体改委参与养老改革时，就曾建议用国有资产转售来充实社保，这在“十五五”关键时期更为迫切——此举既能提升社保水平、扩大内需，更是为未来AI社会构建无差别收入保障的基础。因此，应对老龄化不仅是解决当前问题，更是投资于人的未来。
全球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与教训
陈淮
中国社科院大学城乡建设经济系教授（老博士，1985 级）
老龄化应对中的政府角色
从全球经验看，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必须破除“过度依赖政府”的观念，厘清政府与个人的责任边界。日本的教训深刻揭示了政府“大包大揽”和“政策摇摆”的双重危害：上世纪90年代初所谓的房地产泡沫，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为了填补养老缺口而增加消费税，直接打击了消费和内需；而当经济受挫时又被迫减税，陷入“加税-减税”的循环，导致宏观政策失序，这充分说明过度依赖财政兜底最终会拖垮政府。但日本同样有成功经验，即通过制度设计——如提供税收优惠鼓励国民开设个人养老账户——有效引导“个人对自己负责”。
因此，政府的正确角色不是直接支付，而是构建制度框架，具体应聚焦于三项核心职能：：一是兜底保障：确保所有人“老有所养”的基本底线，这与个人贡献脱钩。二是组织统筹：尤其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统筹规则。养老统筹与医疗、公积金不同，必须通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这需要政府主导。三是税收鼓励：通过减免税等政策，激励个人开设养老账户并进行长期储蓄。
其根本在于，扭转“国家管养老”的深厚误区。养老的责任主体是个人，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个人对自己负责”，而非大包大揽。
在这一理念下，积极盘活老年人自身的资产资源成为关键路径。发达国家已提供了成熟的金融解决方案，其核心在于通过“以房养老”等模式，将固定资产转化为终身养老现金流。
具体而言，可由保险公司与银行联合，让老人将房屋抵押以换取终身补充养老金，由金融机构来承担长寿风险。这背后更是一种深刻的观念转变：从“将财富完整留给子女”的传统，转向“将一生积累在生前有序消耗”的现代养老规划，甚至可以通过金融工具（如交易人寿保险权益）将“死后的钱”挪到生前使用。
因此，中国的养老改革不应在“家庭养老”的单一路径上固步自封，而应大胆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精细化的金融创新来开拓老年人的信用资源。这不仅能有效规避个人寿命不确定带来的风险，更是从根本上减轻社会与子代负担、实现“个人负责”的必然要求。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老博士，1987 级）
如何设计养老制度
养老制度的设计，其本质是风险分配问题。而保险，特别是具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就通过社会互济方式形成风险分摊机制，将个人面临的养老长寿风险在代际和社会层面进行分散。这涉及个人、企业、国家三方风险责任如何划分，它直接决定社会的养老预期。我国当前第一支柱占比过大，导致民众对政府养老的期待过高，这与过去“少生孩子，政府养老”的宣传有关。如今需要调整预期，强化个人责任，尤其是中高收入阶层的养老责任。
但风险分配必须兼顾公平。对于大量低收入群体，他们缺乏财力与能力自筹养老，这便成为一个公共性问题，需要政府兜底，守住“基本生活有保障”的底线公平，这是国家承担风险责任的底线。在此基础之上，更高水平的养老则应依靠养老年金、养老金融、商业保险等市场化方式来解决，政府提供政策激励。
因此，完善养老保障不能仅局限于筹资端的“一支柱”设计，这只是一个方面。必须用系统观念进行体系化设计。这至少包括：首先，在法律层面重新定义“老人”，以适应长寿社会；其次，统筹发展养老保险、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养老金融、养老科技、养老产品和适老设施等多个维度。唯有通过这种全方位、体系化的社会转型，才能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曹远征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理实践访问教授（老博士，1983 级）
国有资本在应对老龄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养老问题的本质是个人风险，但政府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或有责任"。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特殊路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其中具有战略意义，它是把国有资产推到可变现状态的重要场所，通过国有资本预算划转社保，用存量资源应对养老支出。这一思路已实践二十年，从国企上市市值10%划转社保，到近年提高划转比例，都是具体举措。
这一安排既能应对未来30年的养老压力，又能通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平稳过渡老龄化社会。最终目标是通过改革，把国有资产、居民房产、农民宅基地等资源统筹盘活，构建多元化养老基金，这种创新性制度安排既能化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又能为平稳度过2050人口老龄化高峰、进入高收入社会提供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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