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破成规 荷铸新魂——论冯今松“冯记水墨”的革新精神与艺术丰碑
文\张占峰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湖北画坛始终以其独树一帜的地域风格占据重要地位，而冯今松作为“湖北四老”之一，以毕生之力在传统水墨的土壤中开辟出“冯记水墨”的新境，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桥梁。从黄陂水乡的荷风莲韵中汲取灵感，到以“三解理论”重构中国画创作逻辑；从打破“折枝为上”的千年成规，到用《红莲赋》《似耶非耶》等作品定义新时代水墨语言，冯今松的艺术生涯，既是一部个人风格的淬炼史，更是一部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缩影。他以“不求写形但求会意”的笔墨哲学，让传统花鸟挣脱了写实的桎梏，升华为承载人文精神与时代思考的视觉符号，为当代中国画坛留下了一座兼具思想深度与美学价值的丰碑。
艺术的根系，往往深扎于故土的文化肌理之中。1934年，冯今松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这片河湖港汊纵横的土地，以“千湖之省”的温润气质，为他的艺术生命注入了最初的底色。在他的记忆里，“家乡的河湖港汊，蓝湛湛烟波淼淼；一望无垠的莲荷送来阵阵幽香”，这种对水与荷的原生记忆，不仅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核心的题材符号，更塑造了他笔墨中独有的“滋润与生动”。正如他自己所言，是水乡风情让他的画面有了呼吸感——那些翻滚如绿波、近观似翠玉的荷叶，那些亭亭玉立如仙子的莲花，并非对自然的简单复刻，而是将童年记忆、地域情感与生命感悟熔铸后的艺术再造。
黄陂的人文底蕴与自然景观，为冯今松搭建了通往传统美学的第一级阶梯。早年在黄陂私立前川中学、黄陂县初级中学的求学经历，让他得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随后在武昌艺术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学院美术系的系统学习，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与理论功底。值得注意的是，冯今松最初考入的是音乐系，半年后才转至美术系，这种跨学科的经历并非偶然——音乐中的韵律感、节奏感，日后悄然融入他的笔墨之中，使他的画作虽为静态，却暗含流动的气韵，如《高秋图》中枝干的穿插、叶片的排布，无不透着音乐般的疏密节奏，这正是他区别于其他花鸟画家的独特优势。
从地域文化到学院教育，从童年记忆到专业训练，冯今松的艺术底色在多重维度的滋养下逐渐成形。水乡的“绿与蓝”成为他画面中象征“生命、青春、希望”的核心色彩，而学院的系统学习则让他掌握了解构传统、重构语言的能力。这种“原生情感”与“专业理性”的平衡，为他日后提出“三解理论”、打破传统成规埋下了伏笔——他深知传统水墨的精髓所在，却不愿被其束缚；他眷恋故土的文化基因，却能以现代视角将其转化为全新的艺术表达。
在中国绘画史上，每一次重大的风格革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冯今松之所以能在当代画坛独树一帜，关键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实践型画家，更是一位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思考者。早年从事艺术理论教学的经历，让他得以从古代文论中汲取智慧，并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解理论”——这一理论源于《四溟诗话》中“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的观点，冯今松将其拓展至绘画领域，提出“画理亦然，‘三解’之创作理论同样适合于指导中国画创作实践”，并进一步将其对应为“具象、抽象、意象”三种形态，认为“谁能把握住这三者的最新统一结构并用笔墨表现出来，那就是创新、发展、新风格、新传统”。
“三解理论”并非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冯今松针对传统中国画的局限提出的破局之道。在他看来，明清以降的花鸟画逐渐陷入“折枝为上”“水墨为上”“自然结构为上”的窠臼，这些成规虽曾推动过艺术的发展，却在近现代成为束缚创新的樊篱。为此，他提出了三大突破性主张，而他的创作实践，正是对这些主张的最佳诠释。
第一，破“折枝为上”的创作观念。传统花鸟画多以折枝为表现对象，将一花一叶从自然环境中孤立出来，虽能凸显物象的精致，却失去了与大千世界的关联。冯今松则打破这种孤立性，将花鸟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语境中，使其与时代生活、自然景观形成有机整体。他笔下的《红莲赋》（入选“中国百年画展”）便是典范——画面中的红莲绿荷不再是案头清供，而是如浪潮般铺陈开来，仿佛置身于黄陂水乡的万亩荷塘之中，既保留了荷花“坚贞、高洁”的文化象征，又赋予其“蓬勃、壮阔”的时代气质。这种“将花鸟世界置于整个大千世界之中”的创作思路，让传统花鸟走出了书斋，与现实生活产生了深度共鸣。
第二，破“水墨为上”的传统技法观念。传统文人画强调“水墨为上，色彩为下”，认为色彩的运用会削弱水墨的韵味。冯今松则认为，色彩同样可以成为表达情感、强化形式感的重要手段。他的《双鸽图》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画面几乎被两大略有色差的红色板块铺满，两只鸽子在“红地毯”交汇处引颈顾盼，几叶翠竹点活留白。这种大胆的色彩运用，不仅没有破坏水墨的意境，反而通过强烈的视觉对比，营造出“最古老和最现代的统一”的艺术效果，展现了他对色彩与水墨关系的全新理解。
第三，破“自然结构为上”的造型观念。传统中国画虽讲“写意”，但仍未脱离自然物象的结构逻辑，而冯今松则主张从“自然结构”走向“心象结构”，以主观情感重构物象形态。他的《似耶非耶》便是这一观念的极致体现——画面既似梯田，又似云海，还似磁场效应图解，“似耶？非耶？说不清”。这种模糊性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吸取“彩陶文化、青铜文化的打散构成手法”后的创新尝试，彻底打破了自然结构的束缚，为观者留下了“辽阔的想象空间与再创作的机会”，也标志着他的艺术从“再现”走向了“表现”。
当理论的突破转化为笔墨的实践，便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冯记水墨”风格。香港著名美术评论家黄蒙田曾评价冯今松的作品：“不是令你接受客观自然形象的美，而是从古典提升到现代令人接受比自然形象更高的思想境界”，这番话精准地道出了“冯记水墨”的核心特质——它既扎根于传统水墨的土壤，又具备现代艺术的精神内核；既保留了中国画的“诗魂画骨”，又创造了全新的视觉语言。
“冯记水墨”的风格特质，首先体现在“不求写形但求会意”的笔墨语言上。冯今松的创作题材并未脱离传统，梅兰竹菊、红莲绿柳皆是他笔下常客，但他对这些题材的处理方式却与前人截然不同。他笔下的菊花叶子、荷叶，“乍看不知其为何物”，却能让观赏者“意会”到物象的神韵——这并非对传统“写意”的简单继承，而是将“写意”推向了更高层次的“心象”表达。以他的荷花为例，远观如绿波翻滚，近瞧似翠玉温润，观者感受到的不仅是荷花的形态之美，更是一种“清风拂面，荷香暗度”的意境之美，一种对生命、自然与自由的向往。画坛闯将周韶华赞叹其荷花“把它们同八大山人、潘天寿与张大千的荷花放在一起，自有其独到生命”，正是因为冯今松的荷花不仅有传统的“高洁”之魂，更有现代的“蓬勃”之气，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生命写照。
其次，“冯记水墨”的风格特质体现在“知性美、朦胧美与意象美”的统一上。冯今松的作品并非都“好读”，有些作品如《似耶非耶》《你怎么啦》，充满了模糊性与多义性——《你怎么啦》中，鸟儿望着慵猫发问，观者不仅对猫的状态“不可解”，对鸟儿的关心、画家的意图也“不可解”。但这种“不可解”并非故弄玄虚，而是他将哲学、历史与文化内涵融入创作后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给答案”，更在于“提问题”，通过“不可解”的画面引发观者的思考，从而实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统一”。这种将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达相结合的创作方式，让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视觉审美，具备了深刻的人文内涵。
更重要的是，“冯记水墨”始终承载着冯今松对“真善美的期盼与追求”。在他的作品中，荷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是升华为一种“心象”符号——千千万万的红莲绿荷，象征着坚贞不屈的品格；《双鸽图》中的红色板块与鸽子，暗含着对和平、友谊的向往；《高秋图》中的秋景，既透着萧瑟，又藏着生机，展现了他对生命循环的哲思。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观者，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笔墨语言，更因为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冯今松用笔墨记录时代，用艺术传递温度，让传统水墨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从1957年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留校任教，到历任湖北省美术院副院长、院长，再到成为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冯今松的艺术生涯与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被送往西德、美国、日本、港澳等地展出，《高秋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其艺术成就被收入1987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世界名人录》——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冯记水墨”在中国画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地位的认可。
2010年6月10日，冯今松在武汉武昌逝世，享年76岁。他的离去，是中国美术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留下的“冯记水墨”风格与艺术理论，却如黄陂水乡的荷风一般，永远滋养着后世画家。当我们今天再看他的《红莲赋》《似耶非耶》，仍能感受到那种突破传统的勇气、拥抱时代的热情与坚守人文的情怀。冯今松用一生证明，传统中国画并非僵化的古董，而是可以不断创新、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只要守住“诗魂画骨”的文化根脉，便能在笔墨间开辟出无限可能。
墨破成规，荷铸新魂。冯今松的艺术，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是地域与时代的融合，更是个人与民族的共鸣。在中国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今天，他的探索与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唯有扎根传统而不固守传统，拥抱现代而不盲从现代，才能让水墨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张占峰 2025年9月于京华云海轩
张占峰，生于北京，现任北京走近画家编辑部主编，是中国书画艺术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资深编辑与研究者。多年来，他在美术评论领域颇有建树。他深耕此域，笔耕不辍，曾为诸多美术名家撰写评论文章，篇数颇丰。其评论既具专业洞察，又能精准捕捉作品特质，在业内积累了一定影响，是美术评论界值得关注的研究者。 以专业视角与深厚积淀，在艺术出版界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与行业影响力。其职业生涯以艺术出版为核心阵地，深耕细作多年。
期间，他主编和编著了《传承-中国书画精品》《走近画家》《大家风范》《中国当代画坛精品集》等系列画集，以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等多部精装画集。 这些作品均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等国内顶尖艺术出版机构出版，累计编辑及主编艺术著作、画集逾百部，发行总量近一百多万册。 所编著的作品涵盖中国书画理论研究、名家作品集、美术评论等多元范畴，既注重学术深度的挖掘，又兼顾艺术表现力的呈现，实现了专业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因其编著作品突出的文化价值与广泛的艺术影响力，多部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列为馆藏图书，成为研究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文献资源，为推动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研究与传播作出了切实而深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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