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是课本上的传奇，因为她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科学、生物、英语教科书上；
有人说，她颠覆了关于“人类”的定义。也因此，她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动物学家”。
她曾17次来到中国，影响和改变了很多中国年轻人。
人们习惯了她的存在，她的话语、她的行动。如今，她离开这个世界，人们才忽然意识到，她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有多么重要。
2025年10月1日，联合国的“和平大使”、世界最杰出的动物行为学家珍·古道尔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离世。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厌其烦地对台下或镜头后的年轻人说：
“如果你变得冷漠，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全完了。”
@《十三邀》
01
站到椅子上去
当古道尔最后一次在中国发表慈善演讲时，她想要一把椅子，想站上去，好让坐在后排的人也能看清楚自己。
人们熟悉古道尔，源于她对黑猩猩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古道尔曾因发现黑猩猩会使用树枝取食白蚁而震撼科学界，从而颠覆了关于“人类”的定义。那时，在主流认知中，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根本标志便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此后，她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动物学家”。
在很多人心里，她已经是“活在课本里的传奇”了。没想到，还能看到她活跃在各类活动现场。
2024年11月30日，她人生第17次抵达中国。当时她90岁了，站在椅子上完成了一场40分钟的演讲，主题是关于希望。
对很多人来说，“希望”这个词显得有些宏大。古道尔和很多年轻人交流，发现不少人对未来失去了希望。这种悲观，有其土壤。
战争、环境问题、生活的压力、不确定的未来、撕裂与对抗……这些悲观的色调，似乎一直存在。因此，年轻人才会感到愤怒、抑郁、冷漠，或对现状感到无力。
以至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才会说出那句话：“最困难的是爱这个世界，包括它里面的所有邪恶和苦难。”
古道尔做的就是最难的那件事。 “你真心相信这个世界有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希望吗？”她说，“我能做的，就是确保我们下一代，能比我们更好地照顾这颗星球……”
古道尔身材瘦削，但在这个身体里，却藏着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人们经常会感到困惑，因为她似乎永不疲倦。
她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有记者观察到，90岁的她为了节约时间一路小跑，人群随着她一起跑。一年中，她有300多天都在路上，她在美国、在中国、在新加坡，奔赴机场，然后出现在演讲台上、在村落里、在中学教室里、在联合国会议室里……
后来，她创立了古道尔研究所，最初以研究及保育黑猩猩为主，近年来以提倡保育野生动物的观念、落实保育计划、推动环境教育的“根与芽”计划为其目标，这是她在推动的另一个项目，目的是鼓励年轻人围绕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和社区关怀开展实际行动。
如今，“根与芽”已遍布全球130多个国家。2024年，古道尔来到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出席“根与芽”项目落地中国的30周年庆典。
面对台下的年轻人，她反复地提起“希望”：“因为‘希望’常常被人误解。人们往往认为它只是被动的一厢情愿，那是一个悬浮的概念，接近于幻想。这实际上与真正的希望背道而驰，真正的希望需要行动和投入……”
02
悄悄进入他们心里
每当古道尔看到这个世界的裂缝，她不会因此而悲观绝望，也不会转过头去假装看不见，而是默默地行动。
她的人生被分成两段。她为了观察、研究野生黑猩猩，曾在非洲原始森林度过了近40年时光。后来，她走向更大的世界，变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那时她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随后去参加一场学术会议，会上有来自6个不同考察点的科学家，大家都是研究黑猩猩的。交流得知，当他们在非洲研究黑猩猩，有很多人却在破坏森林。随着森林逐渐消失，黑猩猩失去栖息地，其种群的数量也在慢慢减少。
@央视
当她在飞机上重新俯瞰位于坦桑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她惊讶地发现，公园范围外已经看不到树木，四周的山岭光秃秃的，当地人口的数量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可在20年前，那里还是一片绿洲。
古道尔从单纯进行黑猩猩研究，转向了行动主义。
此后，她跑遍了位于非洲各地的黑猩猩研究基地，于是这些动物的生存困境由单一的点变成因果链条。比如，大量的砍伐背后，是当地人生存的需求。他们要活下去，就要靠木炭和木材赚钱，然后开垦荒地，种更多粮食才能养家糊口……
“现在，年轻人的意识正在觉醒，”与此同时，古道尔发现，世界并没有越变越好，“一些精英群体，他们坐着私人飞机，享受着便利，却意识不到这些生活方式为地球带来了什么。”
她叮嘱年轻人，在这个自然资源非常有限，人口不断增长的星球上，人类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发展是不合理的。“我们在面对一个现实，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接近100亿人，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补充的速度，我们必须作出改变。”
在这个经济疯狂扩张的世界里，这些说辞显得不合时宜。她也经常因此遭到抨击。比如，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称，这样的说辞“是企图让人类灭绝”。
@《十三邀》
对此，她并不表达激烈的对抗，只是持续而平静地发出倡议，这是属于她的方式。“争论和斗争没用，人们不会听的，你必须悄悄地进入并触及他们的内心。”
这些年，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一些新的变化正在萌芽。一位国际大型企业的CEO对她说，在过去8年间，他在努力让企业供应链触达的国家尽可能地可持续发展。而启发他的，是他10岁的女儿。“她的同学们开始讨论，这些企业的做法是否在破坏地球。”
“珍·古道尔关注的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科学、人类学、心理学、动物学。她关注的是人、地球和生命。”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劲硕接受采访时说，“她的方式总是非暴力的、不抵抗的，她更多是一个观察者，永远都在强调用行动去改变。”
03
远行的姑娘
对这个世界来说，古道尔是一位“温和的搅局者”。她不盲从、不反驳，只是不动声色地朝前走，直到蹚出一条路。
对抗一向不是她的主张。有年轻的学生曾向她哭诉，无法研究自己热爱的大自然，却要听从父母的建议，过一种更入世的生活。
对此，她的建议是，不要和父母对抗。“在闲下来的时间里，你依然可以帮助小动物，保护环境。当你到了一定年龄，等时机成熟，你便可以做你真正想做的，永远不会太迟。”
这也是她的经验之谈。站在终点回头望，她的人生是个传奇。这个颠覆了“人类”定义的伟大动物学家，最初甚至没上过大学。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在变成一名动物学家之前，她几乎算是人生的失败者。
古道尔在英国海滨小城伯恩茅斯长大。小时候，她经常爬到花园里的山毛榉树上看书，听着风穿过树梢，吹得树叶沙沙响。小时候，她收到一只名为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这激发了她对动物的热爱。大约从10岁起，她开始做起关于非洲的梦，想在那里写关于野生动物的书。周围不少人嘲笑这个想法，原因不外乎“那里太远，你没有钱，你还是个女孩子”。
母亲却总是在鼓励她：“珍，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件事，就得竭尽所能，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只要不放弃，就能找到办法。”
@央视
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家里没钱供她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她在伦敦找了一份秘书工作，只是根本存不下钱。她干脆回了家，在酒店当起了服务员。期间，她的一位好朋友从肯尼亚向她发出邀请，请她去非洲看看。儿时做的那个非洲的梦又苏醒了。她开始一分一厘地存钱，终于在大约半年后，攒够了一张前往非洲的船票钱。
“现在，年轻女性出国探险或许已经成为常态，但在那时，那是天方夜谭。”多年后回想起来，古道尔依旧感慨母亲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那时我23岁，妈妈就让我独自乘船出海了，太神奇了。”
在肯尼亚，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位名叫路易斯·利基的古生物学家。就在她去见他的两天前，他的秘书突然离职。于是，过去为谋生学习的秘书的工作技能变成了摆在古道尔眼前的机会。她抓住了，去应聘，然后成为利基的秘书。
古道尔没读过大学，但她对动物有足够热爱，且求知若渴。“我把每一分钟都花在了研究非洲动物的资料上。”
3年后，利基筹措经费并交付给她一份新的工作，以研究人员的身份前往如今位于坦桑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研究野生黑猩猩，并记录下它们的行为。那里是一片丛林，里面有陡峭的山峦和低洼的河谷，还时常有野生动物出没。
因为太过危险，母亲带上行李，陪她一同在丛林中生活了4个月。在那里，母亲一面照顾她的生活，一面开了间简易诊所，给当地人开些治头疼脑热的药。
古道尔肆意地穿行在丛林里，“我从不害怕，就是一种没来由的感觉，就好像我属于这个地方。”她们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在小溪里洗澡。那些午后的炎热，又或是倾盆大雨，还有讨厌的小虫子……在她眼中，都是丛林生活里的一部分。
@《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
日复一日，不论晴雨，她都会翻山越岭地陪着黑猩猩们从黎明待到天黑。黑猩猩的出现没有规律，有时是一群，有时一只也没有。每当她试图靠近，它们就没了踪影。靠近都无可能，研究无从谈起。
焦虑如影随形，因为经费总有花光的那天。“我从未想过放弃，否则余生，我都会在羞愧中度过。”她努力让黑猩猩适应她的存在，吃它们吃的果子，模仿它们的动作和叫声。
5个月后的一天，一只黑猩猩引起她的关注。它的下巴上长着白毛，很好辨认。它看到古道尔后并没有逃走，这只是开始。渐渐地，她开始被黑猩猩们接纳，它们从她手中接过香蕉，有时又爬上她的帐篷打闹。这些变化让人喜悦，但也很快打破了她的宁静生活。
1972年1月23日，坦桑尼亚冈贝河国家公园，古道尔与黑猩猩菲菲玩耍时，菲菲在检查她的衬衫里是否有香蕉。古道尔是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她长期致力于黑猩猩的野外研究，是人类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驱人物。@视觉中国
04
“我的一切都是错的”
古道尔给族群里的黑猩猩们起了名字。
那只下巴上长白毛的黑猩猩是大卫，它性格沉稳、神色威严。族群中地位最高的雄性黑猩猩格里亚常陪在大卫身旁。芙洛是族群中地位最高的雌性黑猩猩，它长着一个圆鼻头，耳朵有缺口，还有个年幼的女儿叫菲菲……
“每当我凝视着它们的眼睛，都觉得那是一群有思考和推理能力的人。”她看着芙洛发情、交配，然后生下了一只雄性黑猩猩，它叫弗林特。在得到母亲的准许后，菲菲会帮弟弟梳理毛发，有时背着它到处走。
天长日久的相处过后，古道尔观察到它们有快乐、有悲伤，会吃醋也会表达亲密。有时，成功争夺统治地位的雄性黑猩猩会昂首阔步地宣示主权。她在媒体采访中打趣道，“多像那些政客啊”。
@《珍·古道尔的野生黑猩猩》
有一天，她看到黑猩猩们来到一个白蚁穴。大卫找来一根带叶子的枝条，它将叶子捋掉，然后把树枝插进蚁穴，“钓”白蚁吃。
在20世纪60年代，在人们的主流认知中，使用和制造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如果是这样，大卫的举动又算什么？
利基对她说，“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定义人类，否则就得承认黑猩猩也是人类。”
1963年8月，古道尔完成了文章《与野生黑猩猩在一起的日子》并将其发布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这期杂志卖出了300万册，争议也随之而来。
古道尔回忆道：“我没上过大学，他们对我说，我的一切都是错的。”
@央视
在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中，她窥见了人类的傲慢。“比如他们说，我不该给黑猩猩起名字，它们应该只有编号。它们也不可能有个性、情感，那些理应是人类特有的。”
古道尔没有辩驳，在她的观念里，动物没有情感才是一件需要被证明的事。她耐心和黑猩猩们一起生活，做着自己的观察、研究，在琐碎日常的行动里，发现更多，改变人们的看法。
1965年，因为这项重大发现，古道尔获得剑桥大学颁发的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获得更多研究经费，同年又登上美国《国家地理》封面。
@央视
名气越大，攻击也越多了。不少人讨论她的年轻貌美，说她之所以成为《国家地理》的封面女郎，得益于她的两条美腿。古道尔回忆道，那时她满脑子都是回到丛林去，“如果因为我的腿，我就可以实现这些愿望，那我真是谢谢这两条好腿。”
这种不正面对抗的幽默是她从母亲那儿学来的，母亲告诉她：“如果你的想法和人家不同，不妨先听一听，或许他们知道得更多；但如果你依然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就坚持……只是，在那样一个男权主导的世界里，一个年轻的女孩和强大的男性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要学会想办法。”
@《珍·古道尔：点燃希望》
她回到丛林，目睹黑猩猩的生老病死以及族群的斗争。她看到弗林特长大，菲菲有了孩子，芙洛当上外婆。弗林特始终不愿离开母亲芙洛，直到有一天，芙洛在过河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弗林特守着母亲的尸体，它尝试叫醒母亲，但无济于事。它从此变得消沉，不再吃东西，大约3周后，弗林特也死了。
很快，族群成员开始互相厮杀，场面惨烈，过去宁静的小天地轰然坍塌。
05
童话故事里的一部分
90岁这一年，当媒体人许知远给古道尔翻看过去在丛林中的照片，有时是她蹲在林间，和小猩猩对视握手；有时是她站在帐篷下，看着芙洛、菲菲还有弗林特爬到棚顶向下滑行；有时大卫坐着吃香蕉，她在一旁梳理它的毛发……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她不会板起面孔、置身事外。在那片广袤的丛林里，她是其中的一部分。当初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张劲硕说，她的研究方法，是另一个世界的方法。
古道尔的科学生涯留下很多光彩夺目的时刻，这些时刻不在领奖台上，不在实验室里，而是很多个与动物们心灵相通的瞬间，这对她来说，是人世间至真至纯的链接。
“你介意成为童话故事中的一部分吗？”许知远问。
“我很情愿成为童话故事里的一部分。”她说。
古道尔在雨林中学到，每个物种都在生命的版图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彼此关联。“我不认为人类是万物的尺度。我更愿意承认的是，人类是进化的顶峰。”
在她看来，到达智力巅峰的人类依旧有局限、有欲望，于是生出邪念与争斗。她有个假设，如果整体的环境向好发展，很多的恶意就不再是必需。
和猩猩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古道尔，开始愈发关注人类社会。
@《十三邀》
为了改造贡贝国家公园外面那片颓败的荒地，让当地人过得好一些，也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她从欧盟申请了资金，去解决当地的饥饿、贫穷和教育难题。她和同事们向村民传授保持土壤肥力的耕作方法，说服坦桑尼亚当局在教育、卫生方面提供支援。
现在，贡贝国家公园附近有了树林，周遭的居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建起家庭农庄，把咖啡、菠萝等作物拿去卖钱。当地的女性能从银行获得小额贷款，小女孩们也可以拿着奖学金去上学……丛林中黑猩猩与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也有所好转。
1991年，古道尔和十几名来自坦桑尼亚的高中生创办了一个名叫“根与芽”的环境教育项目。3年后，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中国大陆成立。成员覆盖学龄前儿童到大学生，致力于培养青少年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意识。
这些年，数百个“根与芽”团队在中国落地。2024年11月30日，在“根与芽30周年庆典”活动上，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在摊位前展示他们作出的微小努力，领域涵盖保护城市候鸟、校园食堂的垃圾分类、推动动物保护立法咨询、农村环境教育实践……
那天，古道尔行程紧凑，一群孩子在走廊里等她。工作人员催促她赶往下一项行程，她停下来说：“我不能丢下这些孩子们，他们等了那么久，这不公平。10分钟没那么要紧，但他们不会忘掉这个瞬间。快，我们拍个照吧。”
这一次出行，除了一名摄影师随行，古道尔独自拎包、拿行李，然后又坐上飞机，赶往了下一程。
在过往的采访中，她也曾提到过自己的死亡：“哪天我不在了，我的努力足以让众多的孩子在世界各地继续着我现在做的事，我想他们在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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