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郑老，是在一九六○年的秋天。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历史系，郑老当时任系主任。我在办好了报到手续以后就去谒见郑老。在著名学者、前辈面前，我感到局促不安，但在郑老的亲切垂询下，我那种局促之感就立即消失了。郑老知道我是从复旦分配来的，就说：“希望你能把复旦的优良学风带到南开来。”可见郑老是积极主张高校之间互相交流，丝毫没有门户之见的。
我到南开后，感到教师之间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当时已蜚声学术界的教授们，也都平易近人，全系漾溢着严谨的学术空气，这使我在其中生活得十分融洽，虽是刚从外校分配来的，却没有孤独之感。以后与同志们交谈，才知道这种气氛的形成，与郑老身教言教，积极提倡有关。
我到南开后，开始是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担任杨志玖教授的助教。一九六二年转到了明清史研究室，郑老兼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从此，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离开南开调来复旦的二十年中，一直在郑老的直接教诲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我在复旦历史系学习期间，就对明清史感兴趣，但并没有系统的学习，对明清史远未入门。我出生在农村，且幼失怙恃，门衰祚薄，连中学的门槛也没有跨过。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学得了一些文化，一九五五年复员后，才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大学。因此，对中国历史和其他基础知识都很贫乏。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欠缺，在郑老的同意下，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了当时由郑老主持的明清史研究生班的学习。
郑老循循善诱，使我在明史研究中得以登堂入室。当年，郑老在课堂上教导我们如何学习明史的情景历历犹在目前。他说：“研究历史不要猎奇，要从基本的史籍入手。学明史，要先看《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及《国榷》,尤其要精读《明史》。”当同学们面对几百万字的《明史》感到茫然时，郑老就不厌其烦地讲解对《明史》的阅读方法。他说：“《明史》文字上好读易懂，但是读它也有一定的困难，它同其他纪传体史书一样，让你一下摸不清头脑，找不到线索。读《明史》或其他纪传体史籍，我认为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如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呢?具体地说，《明史》的纪、传、志、表如何读法?从何处下手?我认为先从‘志’入手，先读‘志’,因为它叙述一桩事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它的影响，它同其他事情的关系，实际是一种纪事本末。然后用‘纪’说明其先后关系。用‘传’充实其内容，所有宝贵的材料，都在‘传’里。但若不以‘志’作为纲来读，作为线索来读，就做不到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传’,就不易找到许多资料。反之则收效快，收获大。”并且列出哪些“志”和“传”应作为重点来读。这就使我能循着郑老所指引的捷径去阅读《明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不仅如此，郑老还结合《明史》列传的情况，指出写史一定要内容充实，具体生动，不能沉溺于辞章的修饰上，否则就不是历史。郑老说：“《明史》中的《于谦传》是一篇好文章，但它不是一篇好传记，它叙事不具体，过于简略，如说‘万历中，改谥忠肃’。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忽然改谥，没有交待，没有反映出那时防务紧急，使最高统治者想起昔日之忠臣。而《杨继盛传》是一篇好传记，内容充实，文字生动。”以后我在阅读史籍或撰写论文时，也就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今天当我在讲坛上向青年学生讲授如何研究历史时，饮水思源，自然就想起夫子循循然善诱的情况。
我到明清史研究室以后，就参加了郑老所主持的《明史》点校工作。郑老反复强调史籍的点校工作，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功。通过点校《明史》可以培养我们从事史学研究必须具备鉴别史料的扎实功夫。事实确是如此，平常在阅读史籍时，认为已经懂了的文字，但要在下笔标点时却迟疑了，究竟应该断在哪里，需要仔细阅读上下文及查考其他史籍来印证。尤其是校勘，开始时，我们几个年轻同志觉得这一工作枯燥单调，有些厌烦，因此，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马虎的地方。郑老审阅时，发现其中的问题后，就耐心地指出：“校勘工作是提高一部古籍的关键。国家把《明史》的点校任务交付给我们，我们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尽量把《明史》中存在的问题校出来，这样就可以减少读者对《明史》因讹传讹的错误。”郑老又根据《明史》的具体情况，指出重点是本校，纪与传校，志与传校，传与传校，纪与志校。通过这样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我们每个人的校勘资料都积盈数尺，最后才在这一基础上，挑选比较重要的撰成二千多条校勘记，纠正了原来《明史》的不少谬误，或指出其中史实有歧异的地方。对我来说，通过《明史》点标工作，确实受惠不浅。以后，每当阅读史籍，搜集材料时，总是要与其他有关史籍和篇章进行校核。这一习惯，也都是在郑老的教导下养成的。
郑老对工作，不论巨细，都极端认真负责。我们在点校《明史》时，发现其中的干支常有差错，而查核又很麻烦。郑老了解到这一情况，就亲自设计制作了干支换算年月日的计算尺，每人发给一把，使用起来极为方便。今天，每当我拿起这一把计算尺时，就会想到郑老极端认真的工作态度，它无异成为我一把“戒顽”“警惰”的戒尺。
十年动乱中，郑老受到了迫害。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后郑老立即精神焕发地投身于教学科研工作，一九七八年又开始招收研究生，还愉快地接受了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明清史教师的任务。当时，我们研究室的一些同志，愿意搞科研，不愿意搞教学。郑老就耐性地开导大家：“教书育人，不仅为国家培养人才，同时对自己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要登上讲台传授知识，事先自己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的内容，但当组织材料时，却觉得还不能说明问题，于是又得去寻找材料，充实内容，弄清史实。”郑老还从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总结出一条宝贵的经验，说：“我守住这样一条根本原则：不管工作性质有何变动，始终不离讲坛。”郑老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在讲课中，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往往为自己所忽略的，可以促使自己去思考、去钻研，从而使自己对问题认识得更全面更深入。二是讲课需要不断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可以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致与社会脱节。三是科研与教学互相促进，把科研成果带到课堂上传授给学生，又把教学中的问题带到科研中去深入研究，这样循环往复，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深化。郑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在南开大学的二十多年中，郑老出任过南开大学副校长和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仍坚持为学生讲课。一九七八年，郑老已八十高龄，仍然为研究生和明清史教师进修班授课。郑老在讲台上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板书挥写自如，苍劲有力，往往一站就是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连续讲授，使我们在座的同志都肃然起敬。在郑老言教身传的带动下，我们研究室的同志圆满地完成了教育部交给的明清史教师进修班的教学任务。郑老还考虑到明清两代的史籍繁多，有的文献材料已难于见到，解放前后的一些专著及论文一般读者也不易搜寻，更不便集中阅读，为了帮助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同志的学习，在郑老的主持下，选编了《明清史资料》上下册。直到今天，每当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萌生怠惰情绪时，回想起郑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就会感到自愧，从而振作起来，克服自己的这种陋习。
郑老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认为自己在旧社会对马列主义接触得比较少，今天就要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经常对我们说：“马列主义是明灯，对知识分子来说，它既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又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指针。”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郑老在讲课和写作史学论文时，也贯彻这一原则。他反复强调研究历史要求实，要写信史，他说：“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所以他在自己的史学论著中总是搜集着丰富的史料。他曾说：“讲课中，在阐释一个历史事件时，在它的背后，起码应有三条以上的资料作根据。孤证不立，写文章和讲课的要求是一样的。”这些都说明了郑老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博大与精深相结合，这是郑老治学的一个特点。从先秦典籍到近代历史，他都很熟悉，对明清历史则更为精深。他也以此要求我们。他常在课堂上讲，要想对明清历史了解得深刻，对先秦直到宋元和近代的历史也必须有所了解，把明清这一时期放在中国整个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这样对明清史的研究才能深透。因此他主张史籍要泛读和精读相结合。他常在课堂上说：“对有的史籍是浏览一下就行了，甚至有的只要翻一下序跋及目录，但对重要的典章制度，就要精读，要彻底的弄懂它，要求甚解，如果不求甚解，只是一知半解地去讲历史，写历史，那末历史就必然会走样。”郑老对一些典章制度穷源究委的态度，确是我们的楷模和表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郑老关于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一次讲授。平时我对明清的八股文的了解很疏略，对《明史》卷七O《选举志》中说的一段话：“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俳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粗看它似乎已经了解，细看则不然，怎样“仿宋经义”?怎样“代古人语气为之”?郑老找来了清人应试时所写的八股文进行剖析，这样才使我对八股文有了深刻的了解。
郑老常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的含意来鼓励大家。他说“钱大昕这样一个清代乾嘉时代的大学者，还以驽马自况，这说明钱大昕抱有的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荀子·劝学》篇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我以此自勉，也希望大家发扬‘驽马十驾’的精神去治学，我相信一定能在史学方面做出成绩来的。”郑老的这一教诲，对我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我自知原来的基础薄弱，只有遵照郑老的这一教导，发扬“驽马十驾”的精神，才能在史学方面作出一些贡献。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调离南开来复旦历史系工作。临行前夕，我去向郑老辞行。当时郑老的身体还是那么健康，他在书斋里接见了我，表示说：“汤纲同志，从工作方面考虑，我是舍不得你离开我们明清史研究室的；但为了照顾你家庭的团聚，我没有理由来阻拦你。希望你仍在明清史学术领域中，一如既往那样继续探讨与研究，为史学界作出贡献。”并鼓励我，希望我和南炳文同志合写的《明史》早日出版。面对着慈祥的郑老，我嗫嚅着说：“郑老，二十年来您对我的教诲，永志不忘。您对我的临别赠言，一定铭记在心，朝着您所指引的方向去做。祝愿您老健康长寿。今后，当您老九旬、百龄高寿时，我一定专程前来向您祝贺。”辞别郑老出来，思绪万千。我从而立之年来到南开，在郑老的直接教诲下，度过了二十个春秋。我和南炳文同志合写的《明史》中的不少观点，都是在郑老的教导下形成的。在南开园我经过了风雨如晦动乱的十年，也经过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春天。今天要离开南开园，离开同志们，离开郑老，真是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我不觉又折回到郑老的书斋外，良久伫望郑老伏案读书的身影，默祷着老人家健康长寿。
我到复旦不久，就完成了我和南炳文同志合写的《明史》上册。如果我和南炳文同志合写的《明史》,对史学界有一点贡献的话，那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在郑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导下所取得的。但遗憾的是《明史》尚未出版，而我们敬爱的郑老却溘然长逝。悲痛之余，我们只好加倍努力，完成《明史》下册的撰写来纪念郑老。
(原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
原标题：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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