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南阳站台风大，你真像我那位湖南同学！”军官一句随意的寒暄，把陈赓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车 whistle 刚响，他微微欠身，用一口正宗的上海腔回答：“侬认错人啰，我哪能是湖南郎？”语气轻巧，额头却早已渗汗——眼前这位，正是胡宗南的副官，黄埔旧识。
军官眯眼打量几秒，最终摇头自嘲：“看来真是我眼拙。”他转身去指挥搬运，算是放过了这个“油行商人”。陈赓弓着背挤进人群，两步一回头，直到车门合上才敢喘气。十分钟的周旋，比前线一场遭遇战还惊险。
陈赓出身湘乡，1903年那个崇武的家族，刀枪味混着稻谷香。21岁进黄埔，拔尖得有点扎眼，与蒋先云、贺衷寒并称“三杰”。那时“陈赓”两个字就像照妖镜，走到哪儿都招眼。名声是光环，也是靶子。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被国民党列为重点缉捕对象。周恩来在上海组建特别行动科，情报二科缺个狠角色，于是让陈赓挑头。说实话，他的苏联课程只上了四个月，真刀真枪的谍务全靠临场发挥。
有意思的是，陈赓一脚踏进上海滩，立刻把自己拆成许多“影子”：一下化身小开握雪茄，一下抡起扁担假装“红帮弟兄”。他自嘲“王庸”，混迹警署茶楼，连英租界的巡捕都喊他“王老板”。
那回情报员约在法租界戏院碰头，幕布还没升，国民党特务已层层合围。换作旁人肯定扭头就跑，他偏往前凑，搭肩问：“兄弟，听说今晚抓共党？我也想凑把子热闹。”特务爽快递了只烟，让他把守侧门。戏散时，陈赓大手一挥放走了十几位同志，特务们还以为他“立了功”。
转瞬到1932年，鄂豫皖前线负伤的陈赓被命令转往上海疗伤。武汉沿线被国民党重兵封堵，他只好从陆路绕大圈。刚出伏牛山脚，就撞上一支地方团练。陈赓掏出几块大洋，顺手递烟，说是“樊城桐油商”，巧妙脱身。
夜宿客栈险些露馅。团练盘问口音，他信口胡诌“河街”住址，居然对上号。可对方仍要押送进城复审。深夜，他托伙计买菜酒与鸦片敬客，把团练灌得东倒西歪，再骑毛驴悄悄溜出村口。此番花掉20元大洋，算是买命钱。
距离南阳十几里又遇关卡，两个团丁嘀咕不停，其中一人暗中溜走。陈赓警觉，故意喊同伴“去南边饭铺”，随后折回密道躲进地下党员家。自此直到火车站，他寸步不离护送人员，见人就说生意经，连桐油行情都背得滚瓜烂熟。
然而，再老辣的伪装也怕老同学。胡宗南副官那声“黄埔兄弟”，让空气瞬间凝固。陈赓脑子飞转：若硬否认，口音露馅；若承认，活命无门。于是“上海话＋商人背景”一起上，赌对方听不出纰漏。运气站在他这边，副官果真信了。火车晃动，车窗外的豫西山川飞速后退，他安静坐在角落，手心却全是汗。
11月初，陈赓抵达上海，身份再度洗白，可另一张更密的天罗地网已等待。法租界的霓虹灯下，他提着药箱穿梭弄堂，冷不防会撞见一个旧相识的枪口。有人问他怕不怕，他笑说：“怕？怕就是露馅的开始。”话不多，却道尽这个湖南汉子活过黑暗的法门——脑子快，心要稳，命还得硬。
岁末的苏州河寒风刺骨。陈赓拢紧风衣，拐进一条灯光昏黄的小弄。身后脚步声起又停，他没回头，只在墙面玻璃里看见一抹影子。几秒后，那影子转身离去。他知道追捕依然在继续，但最难的南阳站已闯过，接下来，是新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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