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写”之分论及人工智能背景下
书法的未来
■陈志平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美术学类教指委委员，广东省教育厅美术学类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书协副主席。
一
“写”与“书”是一组一直被区分，但是又很难被辨明的概念，因为这其中涉及了“鉴”的问题。传为王羲之的《书论四篇》之一有“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的观点，这句话曾经引起过长久的误会。
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序》鉴于“米跋法帖卷尾踈略甚多”，遂云：“……书家责难书者备，故仆于元章慨然。古语有之：‘善书不鉴，善鉴不书’。仆自幼观古帖至多，虽毫墨积习未至，而心悟神解，时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误》，凡论真伪，皆有据依，使锺王复生，不易此评矣。”在黄伯思看来，米芾是善书者，但在鉴赏时“踈略甚多”；而自己不善书，“毫墨积习未至”，而于鉴定之道，“心悟神解，时有所得”。显然，黄伯思是借“善鉴不书”来为自己“不善书”解脱，同时也以米芾为例来论证“善书不鉴”的正确。
然而，“善书不鉴，善鉴不书”的“不洽”之处也显而易见。明代赵宧光《寒山帚谈》卷六《评鉴下》云：“昔人言：‘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一未到，一不屑耳。谓不能鉴者，无是理也，果不能鉴，必不能书。阅名人书须具有只眼，不然，未得其佳处，先蹈其败笔，效颦之态见之欲呕。是则不如无学，翻有一分自适处。”赵宧光认为“善书者不鉴”这一表达存在问题，因为“谓不能鉴者，无是理也，果不能鉴，必不能书”。然后他作出自己的解释：对于“善书者”而言，之所以“不鉴”，只是“不屑”于“鉴”，不存在“不能鉴”的问题。对于“善鉴者”而言，之所以“不书”，因为书写的经验积累“未到”，不得不说，赵宧光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仅得一半。
不管是黄伯思还是赵宧光，都掉进了一个语言的陷阱。因为“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中明明说的是“写”，而后世却普遍将“写”误作“书”，一字之差，遂判云泥。
其实，唐人将“写”与“书”区分得很清楚，“书”一般是艺术性的书写，而“写”则是工匠抄书。日僧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有《书刘廷芝集奉献表一首》：“……闻之师曰：‘鉴者不写，写者不鉴。’鉴者兴来则书，遗其奇逸；写者终日矻矻，快之调句。”“写者终日矻矻”“鉴者兴来则书”不仅将“写”与“书”区别开来，而且将“书”发生的心理机制和“鉴”的养成建立了联系。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其无才而少学者，但写之而已，书道亦然……惟题署及八分则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萧散。姿质运动，然能之至难，鉴之不易，精察之者，君也。”若按此逻辑，则“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无才而少学”谈不上“鉴”，埋头抄写者也谈不上“书”。真正的“鉴”须有独到的见解，察于无声；真正的“书”则强调“心”“手”的合一，见于无形。
作为动词的“写”与“书”有别，作为名词的“书”与“字”亦异。“字”以“形”见，“书”以“迹”明。虞世南《笔髓论·契妙》：“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住。故知书道玄妙，必资于神遇，不可以力求也。”以此而论，如何使书写出彩，不仅要“手”的“积习”，更要“眼”的“精察”，更要“心”的“觉知”。故知书道不易，能之尤难。
陈志平 行书小立春回联
135cm×23cm×2
二
明白了“写”与“书”的区别，还需明确“写字”和“书法”之异。一言以蔽之，写字主要着眼于“字形”的端正与否，而“书法”的重点则在于“笔画”（笔迹、字迹）的质量高低，所谓“著于竹帛谓之书”。陶弘景《与武帝论书启》：“臣比郭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复无所用其笔迹势，不审前后诸卷一两条可得在出装之例。”这里将“字形”和“笔迹”建立了“对待”的关系，催生并强化了书法“用笔”的观念。
“用笔”是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根本规定，其前提是对字“形”的淡化，对“迹”的强调。传为萧何的《笔法》云：“前汉相国萧何，善篆籀，与张子房、陈隐等论笔道：‘夫笔者，意也；书者，骨也，力也，通也，塞也，决也。’”这段话直接将“笔”训为“意”，揭示了“笔”法的本质含义，即服务于人心的表达。“用笔”不仅凸显了动作的过程，同时也通过“笔迹”“笔势”和“笔意”，完整地显示了“人心”发为“笔迹”的过程。相较于魏晋玄学陷于“迹”“象”之间的对立而不可自拔，“用笔”观念首先通过对动作过程的强调还原了“意”的整全性，并且将直觉领悟之法引入对“书迹”的观赏，强调从“思”到“悟”，从而为建立“书画印心”的理论打开了一扇缺口。唐代张怀瓘《文字论》有云“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经过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改造，“字（形）”让位于“笔（迹）”，“一字已见其心”隐含“一画已见其心”，这就为“心画”转向“心印”埋下了伏笔。“心印”首先出现于佛典。《黄檗禅师传心法要》卷上中云：“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以心印心”是禅宗“心印”的经典释义。宗门有三印，谓印空、印水、印泥。黄蘖禅师接着说：“印着空，即印不成文；印着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异。”早期禅宗主张第一义不可言说，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这与扬雄的书为“心画”说是根本相违背的。但是禅宗发展到后来，由“不立文字”走向“不离文字”进而正面肯定语言文字的作用，“心印”说被重新赋予新的解释，“心”印“物”成为可能。
陈志平 楷书有志者苦心人联
135cm×17cm×2
三
当书法成为“心印”之后，其背后所具有的佛教内涵便得到进一步彰显。所谓“心印”启示是在强调“书画之迹”乃人的“法身”，隐藏有前世今生的密码和信息。换句话说，书法成为主体人格的迹化，由此书法成为真正的身心性命之学，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回视当前的书法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美术化、功利化和过度专业化三个方面。
书法艺术之所以成立，是千百年来不断突破“形”的限制而最终发展起来的，然而当代以来，书法陷入美术的包围，“视觉性”被过分强调，从而存在丧失书法独立性的风险。当然，“字形”与“笔迹”并不是矛盾的关系，问题在于，过度重视“字形”的完美会影响书写与人性结合的深度，从而会让书法成为人性的桎梏。另一方面，完全脱离“字形”的墨舞也有可能诱发内心的魔鬼，从而让书法沦为人人可为的杂耍游戏。
书法的功利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但从目前来看，其积极意义正在被消解。一方面，通过书法艺术谋生和获得晋升的通道越来越难，另一方面，长期的内卷也让众多书法学习者渴望休养生息，这必然导致书法“怡情悦性”功能重新获得重视，换句话说，“功利化”必然导致去“功利化”。
书法的专业化也是“功利化”的一个体现，三十年来的书法专业教育已经储备了一大批书法人才，这是未来书法事业的火种。但是过度专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法从业者成为杰出人才的可能。
这一切，必然带来对书法事业发展前景的深刻反思，在人工智能背景之下，对这一问题的省察变得尤为迫切。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三点看法，以回应时代关切。
第一，将书法教育的重点转移到普及上来，有限度地推进全民毛笔书写。
第二，在书法教学过程中，重视自然心性的发挥，通过书法感知存在，触摸自己的灵魂，以对抗人工智能对人类的精神压迫。
第三，书法创作不应该成为美术的附庸，而应该发挥生命气象，成为当代人文艺术的引领者。
（本文刊于2025年 第37期《书法报·书画天地》第8版，责编刘娟，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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