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天，王选刚满十七岁，从上海来崇山村插队，她原以为能过上种地挑水的安稳日子，可刚进村口就看见几十个老人拖着流脓的腿慢慢挪，风里飘着陈年伤口的臭味，她问这是咋回事，老人们都闭口不答，一个字也不肯说，她这才明白，有些事，没人敢提。
三年后父亲回乡，才把真相说出来，1940年冬天，日军731部队的飞机飞过村子，撒下的不只是跳蚤，还有带着鼠疫杆菌的东西，王选的姑姑冲进祠堂想救她13岁的侄子，结果和孩子一起被村民拖到野地活埋，全村三百九十六条命，她家八个亲人，全都在这场活人做细菌实验里没了。
二十年过去，王选从杭州大学英语系考进日本筑波大学，拿百万年薪，成了东京的普通中产，可每次路过靖国神社，她就想起崇山村祠堂墙上的抓痕，九五年某天，她读到当地报纸上关于731部队研讨会的报道，心里一下就着了火，她把房子押了，辞了工作，带着三十七个受害者，走上讨公道的路。
东京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王选的布鞋和高跟鞋一次次擦过地面，前二十七场庭审，日本律师团总用私人索赔无效、证据不足这些话把原告团挡回来，二〇〇二年那个闷热的下午，法官终于说日军确实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旁听席上的幸存者突然全都跪在地上哭了起来，他们知道，这句迟了六十年的认罪，让他们不用再带着屈辱躺在病床上等死了。
二十国的学者后来发现，王选的抗争让日本民间开始慢慢反思，东京大学的山田宏在资料里翻出关键证据，公开说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一直不吭声，更没想到的是，2010年大阪的街上，一个曾参与细菌战的老兵家属举着“谢罪”的横幅出现，他们说，是王选的坚持让他们明白了，祖父临终前一遍遍画的那张中国地图，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今上海弄堂里，73岁的王选还在整理新收到的受害者口述，书架上摆着《大疫年》的日文版，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函，有人问她28年打官司值不值，她指了指墙上的法庭速记录，你看，当年法官写“历史不容篡改”这几个字的时候，钢笔尖都把纸戳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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