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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分居事件》
1972 年 1 月，尼克松连任美国第 47 届总统，美国与台湾关系趋冷，与大陆关系却愈发热络。这让蒋介石深受打击，他在日记中称尼克松为“尼丑”，指责其出卖“中华民国”。蒋介石思索着这一局面的成因，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孔令侃和宋美龄。那么，孔令侃、宋美龄与尼克松外交政策转变有何关联呢？1959 年，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后，在洛杉矶和纽约当起律师。1967 年 4 月，尼克松访台会见蒋介石。彼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因经济起飞有了一定实力。尼克松此行意在从蒋介石处获取资助，为第二年竞选总统做准备。会谈中，尼克松未提要钱之事，蒋介石也佯装不知，不肯掏钱，还对尼克松抱有轻视鄙夷之态。这背后皆是孔令侃的主意，他影响了宋美龄，宋美龄又影响了蒋介石。结果，尼克松空手而归。没想到，第二年尼克松竞选成功，入主白宫。蒋介石觉得尼克松疏远台北亲近北京，是在报复 1967 年台湾之行的空手而归之恨。1972 年 5 月 17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见令侃，心神厌恶，国家生命几乎为他所送。妻既爱我，为何要加重我精神负担？”5 月 27 日，蒋介石日记又提及：“独上中兴宾馆视事。近日精神苦痛，以女子、小人为难养也，故拟独居自修。”蒋介石原本与宋美龄居住在离台北圆山不远的士林官邸。三天后，重病的蒋介石离开官邸，独自搬到中兴宾馆。蒋介石在阳明山独居，直至 6 月 19 日，宋美龄搬来同住，这场分居风波才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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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错情书却抱得美人归
民国年间，诗人戴望舒声名赫赫，其诗作风格婉丽且浪漫非常。不过，他因儿时患上天花，脸上落下了麻子，故而一直心存自卑感。一回，戴望舒偶然间邂逅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施绛年，他对施绛年可谓是一见倾心，旋即深深地坠入了爱河。彼时的施绛年身为女大学生，年轻漂亮，身边不乏众多英俊潇洒的男子对其展开追求。戴望舒虽在施绛年这儿屡屡碰壁，碰了不少钉子，但他毫不灰心丧气，仍旧坚持每日写一封饱含激情的情书寄给她，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过。起初，施绛年只要看到是戴望舒写来的信，连拆都不拆，便直接丢进了垃圾箱里。日子久了，施绛年见戴望舒依旧持之以恒地写信给她，这才姑且拆开看看，但从来都不予以回信。而戴望舒呢，把写情书已然当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对于从来收不到回信这件事，他也并未放在心上。那个时候，戴望舒在国内文坛已然颇具声望，报社与杂志社的编辑们收到戴望舒的稿件，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向来都是不加修改，即刻便予以发表。可巧的是，有一天，戴望舒正准备将给《现代月刊》的约稿寄出去，谁料，他竟误把稿件当成了情书装进了要寄给施绛年的信封里，同时又把情书错当成稿件放进了寄往《现代月刊》的信封当中。《现代月刊》的编辑收到戴望舒写给施绛年的那封情书后，依旧依照惯例，未加任何修改，便立即在杂志上刊登了出来。此事瞬间就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施绛年和她的亲人们得知后，心里很是忐忑不安。好在，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施绛年终究还是被戴望舒的一往情深所打动，最终接纳了戴望舒的这份爱情。戴望舒误将情书寄给《现代月刊》，致使情书得以公开发表，这自然是一件极为引人瞩目的趣事，不过，他最终还是凭借自身的真诚与坚持，叩开了施绛年的心扉，从而收获了一段甜美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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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何喜爱马蹄金？
现代黄金常见形状为长方形，也就是俗称的“金条”，而在古代，黄金的流行形状却是多种多样的。先秦时期，人们喜爱把黄金制作成饼形与方块形。其中饼形的被称作“饼金”，其形状有圆形的，也有不规则形的；方块形的则名为“金版”，每一版上会加盖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印记，所以又被叫做“印子金”，在使用的时候就割取其中一块便可。到了汉代，黄金被铸造成麟趾形和马蹄形，每一枚重量大约为一斤，分别称为“麟趾金”和“马蹄金”。这种形状的金子在后代也时有发现，据《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时期就有人挖出过。在20世纪70年代，于西安西南郊鱼化寨北石桥，也就是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内，还出土过6枚完整的马蹄金。那古人为何要把金子铸造成马蹄形呢？这其实是汉武帝刘彻的旨意。据《汉书·武帝纪》所述，太始二年，在对黄金形制进行改铸之时，刘彻曾猎获白麟，又看见天马，并且泰山顶上还显现出黄金。刘彻觉得这是祥瑞之兆，于是下令“更黄金为麟趾袅蹄，以协瑞焉”。正因为有这样的说法，古人便将“马蹄金”视作宝物，认为把它放置在家中能够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金条”的雏形出现了，也就是长方形条状的黄金。在唐代，它被称作“金铤”或“金笏”，到了宋代，这种金铤改称为“金锭”，等到元代的时候，则变成了“金元宝”，也就是“元代之宝”的意思。金元宝“仰面似船，伏面似案”，那为何要把金银铸造成这种形状呢？或许和古人的生财心理有关，船能够带来财富，毕竟水是可以生财的，顺水顺舟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古人出于携带方便的考虑。古人携带财宝时，大多是缠在腰间的，左右各缠一个，所谓“腰缠万贯”，说的就是这个情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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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务员几点上下班
在中国传统行政体制当中，古代公务员同样分为中央与地方这两类。在中央各机关任职的官员，一旦达到特定级别，都需要参与由君王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朝会，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上朝”。据《大明会典》记载，在早朝之时，大臣们必须于午夜就起床，凌晨3点要抵达午门外等候，等到凌晨5点，钟声敲响之后，宫门开启，百官便依照次序进入。其中，四品以上的官员能够与皇帝进行对话，大臣们向皇帝汇报政务，皇帝则会提出问题或者给予答复。当然，早朝并非每天都会举行。《梁书·武帝纪》里提到：“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这表明梁武帝是天天上朝的。明太祖以及清朝的康熙帝也规定，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便是每日一朝。不过，也存在规定五天一朝或者十天一朝的情况，比如宋代便是五日一朝，清初则是逢五视朝，也就是十天一朝。史籍中最早对上下班时间有所记录的是《诗经·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公鸡已经打鸣了，上朝的时间也就到了；东方已经发亮了，上朝的人也开始忙碌起来了。从秦汉一直到明清时期，上下班时间大体上是保持一致的。早晨通常是6点或者7点上班，下午3点或者4点下班。上班时间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卯时”，我们现在所说的“点卯”一词便是由此而来。和现在一样，古人的上下班时间同样也区分夏季时间和冬季时间。清朝康熙帝规定，早朝时间在春夏季节是6点，秋冬季节则是7点。清代的《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也规定，京官统一的下班时间是春分后为申正（下午4点），秋分后为申初（下午3点）。只不过在那时，并不称作下班，而是叫做“散值”或者“散衙”。就如同明·沈周在《暮投承天习静房与老僧夜酌》一诗中所写：“临昏细雨如撒沙，城中官府已散衙。”这里的“临昏”“散衙”所指的便是下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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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学良来说，“少帅”不是一个好称呼
在影视作品以及人们通常的认知里，“少帅”似乎成了张学良的专属称谓。不少人误以为称张学良为“少帅”是一种尊敬的称呼，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之所以称张学良为“少帅”，是因为他的父亲张作霖有“大帅”的称号。然而，在北洋军阀时代，最高的军衔是上将，并没有元帅这一军衔。例如，1926年6月2日张学良给张作霖的电报中称“盛京上将军钧鉴”。在军阀之间，为了表示尊敬，常常以“帅”来称呼对方，像张学良在电报中称吴佩孚为吴玉帅，阎锡山为阎百帅，孙传芳为孙馨帅，褚玉璞为褚蕴帅。就如同过去称呼“少爷”“少东家”一样，有些“帅”的公子被称为“少帅”，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带有戏弄意味的称呼，大多是指那些不务正业、依靠父权的风流官二代。比如西北军阀马麟的儿子马步芳，旧桂系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光，这些“少帅”有点像“衙内”的意思，所以很少在面对面的时候这样称呼。鲁穆庭、王理寰、谢珂在《张作霖被炸后的东北局势》中提到，杨宇霆“仍恃前代老臣资格，不自收敛；有时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称张为少帅，口吻轻薄”。鲁穆庭、王理寰、谢珂三人都是当时与张学良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物，他们所说的具有一定可信度。张学良对“少帅”这个称呼颇为反感，因此，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当面称呼他为“少帅”的。作为军人，张学良最喜欢的是别人称呼他的军衔，比如“军团长”“司令长官”“副总司令”。于凤至、赵四小姐称他“小爷”，朋友称他“汉爷”。父辈的像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可以称呼他“汉卿”。“小六子”只有张作霖一个人可以叫。任作楫在《孙传芳在东北》中提到，孙传芳称张学良为“汉帅”。因为张学良字汉卿，所以称他“汉帅”，这是当时比较常用的一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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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你们是好心办傻事
“离开老百姓，就是无水之鱼。”陈毅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兼华东军区司令员，他担心自己官职升高后会脱离群众，所以时常便衣简从，在沪宁之间走访平民百姓。 1954年秋的一天，路过镇江时，他突然想起焦山，最后表示早就听闻此处名胜古迹优美，想去看一看。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镇江公安机关顿感保卫工作压力巨大。因为当时，敌人不甘失败，美蒋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妄图行刺陈毅。公安机关领导为他的安全忧心忡忡。为防意外，大家决定：在进入焦山口处，挂上一个“焦山修理，谢绝参观”的木牌，以此阻止游人进入。这天，秋高气爽，陈毅在随行人员的陪伴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焦山碑林、郑板桥读书处等景点。看着看着，陈毅突然发觉一个问题：一路上冷冷清清，竟然没有一个游客。游览结束时，他询问陪同的镇江负责同志：“为何不见游人？”对方回答：“焦山修理。”陈毅又追问：“焦山修理，为何不见任何修理的迹象？”镇江的负责同志脸一红，只好如实告知：“为了您的安全，我们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陈毅听后，十分不悦：“今天我参观焦山，你们就不许老百姓来游览，这不是明显逼着我陈毅脱离群众吗？”他越说越激动，“镇江百姓今天不知实情，明天要是知道因为我游焦山，就不准他们游览，那他们不骂我陈毅才怪呢。” 陈毅扫视大家一眼，“其实除了在场的各位，还有谁知道我来镇江焦山？国民党特务能知道吗？”“你们是好心办坏事，不能采取这种措施，应该改进警卫工作。千万不能切断干群的鱼水之情。” 事后，他决定向公安部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不久，公安部召开警卫会议，规定警卫工作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警卫对象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中央委员、国务院部长以下，由他们的秘书、随行人员担任警卫任务；首长进出一律不准前呼后拥。陈毅对中央的决定深感满意：“这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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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智劝曾国藩左宗棠
曾国藩曾有一位门生名叫陈宝箴，此人还曾担任过左宗棠的幕僚。一日，陈宝箴从湖北左宗棠所在的军营出发，前往南京拜会曾国藩。待陈宝箴依照约定时间抵达曾府之时，曾国藩见其满脸皆是汗水，便询问究竟是何缘故。陈宝箴面带笑容地回应道：“今日我做了一件好事，方才刚刚替他人充当了一回和事佬。” 紧接着，陈宝箴向曾国藩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是乘船前来的，在船上，掌舵之人与摇橹之人皆颇具固执之性，二人因对于驾船方式的见解存在分歧，起初仅是相互嘲笑，而后逐渐演变为用恶语相互诅咒，到最后，二人竟觉仍未解气，全然不顾船上尚有客人，径直跑到岸上厮打起来。如此一来，船只因无人看管，在风浪的作用下不停地来回摇晃，险些便要倾覆。事态发展至此，陈宝箴实在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于是他也赶忙跑到岸上，对着正在扭打在一起的两名船夫说道：“你们二位之所以会为了这条船而发生争执乃至动手打架，恰恰表明你们二人皆对这条船心怀喜爱之情，并且在内心深处都极为爱护它。然而此刻，你们却将船弃之不顾，在岸上大打出手，倘若船只因无人照料而发生翻船之类的事故，想必你们二人都会为此深感懊悔难过。既然如此，何不携手同心、同舟共济，一同来保护这条船呢？” 经陈宝箴这般劝说，两名船夫皆认为其所言极是，旋即握手言和。陈宝箴因停船处理此事而耽搁了些许时间，下船之后又一路匆忙赶路，故而才累得满头大汗。彼时，曾国藩与左宗棠皆为朝廷之中举足轻重的重臣，然而二人却因意见相左而产生了矛盾，此种矛盾甚至对相关工作造成了影响，致使在军事行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不予配合。曾国藩聆听完陈宝箴所讲述的这一番话语之后，不禁陷入了良久的沉思，随后长叹一声道：“难道我竟还不如那两名船夫有觉悟吗？” 实际上，陈宝箴虽确实是乘船赶赴南京的，但途中并未真正遭遇所谓的船工打架一事。他之所以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其根本意图在于借此机会对曾国藩进行委婉的劝说。在诸多情形之下，倘若直接对他人进行劝说，极有可能会引发对方的抵触情绪，而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旁敲侧击地予以暗示，或许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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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中德美三国差点结成同盟
19世纪末，世界殖民地已被瓜分殆尽，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得以形成。英国则与法、俄结成协约国。1902年，英国还与日本结盟，在远东找到了一个“小弟”。而德国人的设想更为大胆，企图与中美结成同盟，以此来抗衡英国。 1906年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召见了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探讨结盟相关事宜。然而，此事汇报给慈禧后，慈禧认为若与德国结盟，清朝外交将会趋于一边倒的态势，这不利于“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实施。另外，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一直认为英国是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与德国结盟势必会得罪英国，所以对此事态度冷淡。德皇所提议的三国结盟一事，也就此暂时搁置。直至1907年，列强在华争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英法日俄等国，尤其是日本侵华势力迅速扩张，使得美国和德国在争夺中国的格局中失去了有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再次向中国提出中美德三国结盟的建议。当时的中国，袁世凯势力日益增长，在他看来，促成中美德三国结盟，不仅能够抵御英国、对抗法国，防范俄国、制衡日本，保全东北，还能够稳固自己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于是极力劝说慈禧接受德国人的建议。 1908年，清政府派遣奉天巡抚唐绍仪作为专使，前往美国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但唐绍仪尚未启程，消息就已传到了日本。日本人迅速制定了一套阻挠计划。一方面，通过外交事务牵制在东京转道前往美国的唐绍仪，另一方面与美国进行秘密和谈，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对日本在华既得利益的承认。最终，当唐绍仪摆脱牵制抵达美国时，美国已基本放弃了结盟建议，中美德三国结盟一事就此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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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远庖厨”真的是让读书人不要下厨吗？
在古代，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常常把“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挂在嘴边，仿佛只要与庖厨保持距离，就能成为君子了。但实际上，这无疑是对“君子远庖厨”的一种误解。古代的厨师是普遍受到社会敬重的。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为司马迁的《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里提到，人文初祖伏羲便是厨师出身。“太昊伏羲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又称“伏牺”，其意为获取猎物。这里所说的“庖厨”，指的就是厨师。古时常常会拿庖厨活动来比喻安邦治国这样的大事，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便是一个极为著名的例子。因厨艺精湛而获得高官厚禄的古人更是数不胜数。据《宋书·毛脩之传》记载，毛脩之被北魏擒获后，曾烹制美味羊羹进献给尚书令，尚书觉得此乃人间绝味，便又进献给武帝拓跋焘。武帝也因毛脩之的羊羹美味至极，授予他太官令一职。《梁书·循吏传》里的孙谦由于精通厨艺，“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两郡太守”。还有北魏的侯刚，“以善于鼎俎，得进膳出入，积官至尝食典御”。既然如此，《孟子》为何会说“君子远庖厨”呢？其实是有人对这句话望文生义了。这句话是孟子在与齐宣王谈及君子的仁慈之心时提到的，意思是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临死前的悲鸣声，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了，所以君子应当居住在远离厨房的地方，避免看到宰杀禽兽的场面，也不让自己听到禽兽临死前那惨烈的叫声。这句话最早应见于《礼记·玉藻》中的记载：“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 由此可见，后人对“君子远庖厨”这句话着实是完全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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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宋体”为何叫这个名称？
“仿宋体”并非是单纯照着宋代某一位书法家或者名人的字体来进行模仿的，实际上它是参照宋版书的雕版字体创制而来。那为什么是仿宋，而不是去仿隋唐或者明清呢？若是仿隋唐，要知道那个时期并没有大规模通过雕版来印制的书籍，这样在选取可供模仿的字样时就会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要是仿明清的话，又不如直接仿宋更为合适。因为明清时期的雕版字体，大多数要么是直接仿照宋版书的字体，要么就是间接以宋版书字体为源头而创制出来的。在清末的时候，曾经担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丁辅之、丁三在兄弟二人，他们决定广泛征集宋版书籍，然后亲自对书中的字体进行仿写，并且刻制活字。一直到1916年，经过这兄弟俩加工设计之后所形成的楷体字，也就是那种经过模仿欧体并进行统一改型之后的字体，由于其字体的原形全部都是出自宋版书籍，所以就被命名为“仿宋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