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香港码头雾气沉沉，钱学森攥着船票，手有点抖，蒋英把毛衣往他怀里塞，他低头看票根，上头印着“国航轮”三个字，那双手，五年里攒下的力气，忽然就活了，美国海关没收的笔记本还压在行李箱底，那些画满公式和图的纸，终于能带回去，带回到黄土高坡的风里。

洛杉矶帕萨迪纳的别墅里，地毯被探照灯烤出焦痕，钱学森记得最后一次核对实验数据时，军警的皮靴声从三层楼板下传上来，有回妻子弹琴到深夜，军警直接踹开房门，琴键上的《我爱你中国》突然停了，当时加州理工开价百万美元想续约，他撕合同的声音比秋风还干脆。

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没想象中那么气派，发薪那天他盯着工资条看了好半天，三百三十五块多一点，连辆自行车都买不起，妻子把最后半块蜂窝煤掰碎了塞进炉子，他说这炉火比大洋那边的暖气更实在，有一次研究所送来新仪器，年轻助手瞪着眼，那位设计过航天飞机的教授，正蹲在水泥地上，用铅笔一点点量零件的缝儿。

1966年，试验场的沙尘打在脸上，疼得人眯眼，指挥车里的人盯着波形图，手心直冒汗，钱学森掏出保温杯，喝了一口水，说，该让炊事班煮牛肉面了，战士们等着结果，肚子都空了，导弹升空那会儿，他袖口还沾着给装配工写的纸条留下的墨迹，后来警卫员发现饭盒有毒，他只说，以后多放点蒜薹，转身就去给化验员安排新的检测办法。

老式永久牌自行车在胡同里吱呀响，后座绑着个帆布包，装着戈壁滩的沙，有回路过百货公司橱窗，他盯着进口洗衣机看了好一会儿，转头对蒋英说，等东风五号试射成了，咱真该换台缝纫机，谁也不知道，那个总在院子里摆弄月季的老人，口袋里一直揣着给火箭算数据的草稿。

临终前他摸着中关村那把磨秃了的竹椅，跟护士比划着要纸笔，写到“航天事业”四个字时手突然抖了，墨水在“事业”两个字中间洇开一大片黑，后来整理遗物的人发现，他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工资条，背面用铅笔写着小字，够了，够报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