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凌晨四点，一个本该走向刑场的人，却被看守送去了厕所。
更奇怪的是，看守不仅没跟着，还低声说了句：“早去早回。”
这事儿听上去有点不对劲。
那可是1949年4月，上海，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候。
谁还敢在这时候“开玩笑”？偏偏就是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成了一个人活下来的转折点。
这个人叫范纪曼。
那会儿的他，已经是“死囚”了。
被关在敌特的监狱里，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行刑前几个小时，他从厕所翻墙逃了出去。
脸上磕破了，血流了一地，但人没事。
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天，还是一句话：“我觉得，那看守，是自己人。”
怎么回事？一个被判死刑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居然能从敌人的监狱里越狱，还没人追上？这不是电影，是事实。
得从头说起。
范纪曼是四川人，1925年从家乡出来，到武汉读书。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潮期，大批青年投身革命，他也是其中之一。
先是进了共青团，后来转党，很快就参加了北伐。
之后回四川搞农运、学运，后来因为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跟党组织一度失联。
几经辗转，他到了北平求学，一边教书一边找组织。1932年，他注意到班上有个女同学，薛迅，言行举止都跟别人不一样。
他主动接近，谈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巧了，这位薛同学正是地下党。
就这样，他重新接上了组织。
之后的几年，他隐姓埋名、辗转各地，搞情报、搞联络、搞策反，什么都干。
抗战爆发后，他留在上海，加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情报系统。
那会儿的上海，是敌人的心脏地带。
发电报、传情报，稍有差池就是死路一条。
他和妻子就这么日夜奔波，坚持了八年。
1945年抗战胜利，地下战线并没有结束。
他接到新任务：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
两年后，他成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的“少将代理专员”。
这个身份听着风光，其实是刀尖上跳舞。
要混进去，又不能被识破，还得源源不断地把情报送出去。
但再小心，也还是有破绽。
1949年初，他去厦门出差。
正巧，老熟人沈寒涛在上海被捕。
敌人从沈那里翻出一本书，是范纪曼送的。
这事儿要命。
沈为了保命，供出了范纪曼的身份。
回来没几天，范纪曼就被秘密逮捕。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准备渡江，南京岌岌可危。
国民党特务系统开始疯狂清洗，各地监狱里，像范纪曼这种“重要嫌疑人”，都被列入了“清除名单”。
3月初被捕，4月中旬就被判死刑。
一共被关了一个多月，审了无数次。
他什么都没说，没交代任何人。
可看得出来，他心里清楚：时间不多了。
4月19日凌晨，他突然说肚子疼，要上厕所。
狱警点点头，没跟，反而说了那句：“快去快回。”就是这一句，成了他抓住的唯一机会。
厕所外是一道竹篱笆。
他找了块木板，试着搭上去翻墙。
第一次掉下来了，脸磕破了。
第二次终于爬过去，消失在黑暗中。
上海这座城市，他太熟了。
从30年代当情报员开始，他就把这里的弄堂、小巷走了个遍。
那晚他没跑远，直接找到了冯和法——一位民盟成员，认识，信得过。
他说自己是为了救学生被抓，现在刚逃出来，需要个地方躲一躲。
冯也没多问，立刻把他安顿在同事家里。
几天后，上海解放。
他活下来了。
之后，他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
但真正让他“回家”的那一步，走得不算快。
他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恢复党籍。
可直到1984年，才正式恢复，党龄从1926年算起。
那年，他已经快80岁了。
说起来也挺讽刺。
一个几十年都在为党工作的人，真正“回到组织”，却是在退休前。
不过这事儿他从没抱怨过。
反倒是每次提起那次越狱，他都说得很平静。
他说：“那晚看守没跟着我，我想，他是知道我是自己人。”
他没说出那看守是谁。
也许他真不知道。
也许不想说。
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少将”。
李蓉，《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朱洪亮，《上海地下党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范纪曼口述，赵兰整理，《一位老地下党员的回忆》，载于《党史纵横》，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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