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进洛阳，钟鼓照旧。
要讲韦后已经当政五年了。神龙元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乘机逼她逊位——史称“神龙政变”。
皇帝的位置，传给了被她一贬再召的李显，也就是中宗。
帘子后面从此换了人，朝廷却像一件被翻过面的旧衣，颜色不新，缝线还在。中宗回炉登极，韦氏从流放旧事里抖落尘土，回到正中，先是皇后，然后开始变成中宗帘后的那双手。
她是铁了心要学武则天的，而且的牌面相当不错：名分在手，盟友在侧，旧势未散，先例犹亮。
武则天的影子还在殿檐下，告诉世人“女子亦可执政”；武三思立在廊下，笑里有旧派的油光；上官婉儿坐在案前，笔一落，几代的口吻都能被她整理得像样。
中宗本性温软，爱诗，爱拿“立皇太女”打趣，朝堂因此松了一层，像打了香料的绸子，顺到让人忘了边界。
韦后表面也松，但手上却紧：枢要处添心腹，神龙功臣请去外地安置，章奏自中宫过目。
外表看起来，她并不过分——先把秩序归到自己名下，再慢慢捋。
路子是对的。
武三思很拎得清，懂风向，更懂退路。他替韦后把旧走廊打扫得干干净净：“维持旧秩序”的牌子一挂，许多门就开了。
案前那支笔自然不会缺席。
上官婉儿才气纵横，只把政务的凌乱压进几行字里。
从武后到中宗，文气像条绳，把朝廷拢住了。
只是，句子还是这些句子，局面却未必就稳。她的名字，最终也写进了那张要清理的名单。
这几年的政治，是“松”与“紧”的叠加。
松在表，紧在里。
尚书的钥匙，门下的口子，内侍的腿脚，慢慢都归拢到帘后。
松的是皇帝的心性：诗、酒、女儿的笑。
安乐公主脚步急，口风也快，立储的传言来得愈发密。
韦后还是很镇定，她不急不吵，只按程序走：临朝的仪注先备着，朝臣的站位先画好，幼子的名分先按稳。
她觉得自己走的就是武则天当年的路，学得也有十成足。
但她的镇定是假的，因为她太急了，真的太急了。
风向突变。
景龙四年六月，中宗开始沉默，帘后却忽然亮起来。
史书隐晦，留下个典故叫“面饼”，说椒饼之中落了药，帝食之而殂。
《旧唐》《新唐》《通鉴》皆载其事，叙述不尽相同，指向相近——中宗的死因“不干净”。
当然，也有异说，说本即病卒，或说“饼事”是事后加重的叙事，好给“清君侧”一个人人能复述的理由。
究竟如何，此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韦后一下子成了举国中心，但合法性却让所有人起疑。
很快，太平公主从深巷里出来，衣不沾灰；
而临淄王李隆基已经在武库试刀了。
二人一内一外，先合谋夺禁军——这是钥匙；再以“清君侧”为名入宫——这是名义；处决韦后与安乐——这是动作；随即迎李旦复位——这是落子。
史称“唐隆之变”。
回过头看，韦后到底错在哪里？
错了很多。
首先是她把名分当成了政绩。
武则天的合法性，是十余年的慢火：兵、财、法、章，一样样堆起来；她这边靠帘后端坐与血缘背书。
时间短，就很脆，风一紧，整块掏空。
于是，她把所有可合作的人，逼成了敌人。
神龙功臣本可安抚，太平必须周旋......
李隆基野心勃勃能力超凡又具备足够的人脉以及合法性，既然杀不得，哄不住，自然该要羁縻。
但她处处强硬，只会硬碰硬。
硬得有声有色，声色俱厉。把中间派逼得没了退路，逼得人选边。
最致命的是节奏。
立幼帝、临朝、改储、清洗，这些动作做得奇快无比，但军心、财政、秩序、信任，却全无根基。
她以为火快就可以炒菜，但火快却无法做汤。
汤是熬出来的，炖出来的。结果汤还没开，火却见了底。
掌握权力，靠的是慢工出细活，她偏偏要高温爆炒。
是的，她就是蠢，因为情绪不等于动员，姿态不等于资本，谄媚不等于权威。
她每一次挺直，都会被另一个叙事接成证据；她每一次高调，都会被另一个系统收为借口。
到了临门那一刻，事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哪一边更像秩序。
她像一阵风，对手像一堵墙。
风很有力，但很短促。
墙却是耐用的。
洛阳又起晚风，钟鼓仍从远处敲到近处。
史家的笔在案头轻轻一顿：她具备一切优势，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优势依次变成了罪证。
她有武后的胆，没没有武后的稳；她看到了权力表面的威风，没没看见权力底下的交易。
这样愚蠢的“大女主”，当代也是不少的，只是帘子换成了玻璃门，宦官换成了网民的鼓噪，而最终的“清君侧”，则换成了“合规”“托管”。
总有人以为：熬过来了，资源齐了，盟友多了，榜样在前面了，于是直接抄答案。
但是，答案毫无意义，过程才是精华。
急着掀盖子。灯还没阑珊，鼓声就到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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