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在洛阳的统治，绝非倚仗着几千兵马四处屠杀就可以维持。洛阳城中的一万禁兵，关西皇甫嵩、盖勋的四万精兵，幽州公孙瓒的一万步骑，如果没有朝廷正统的压制，可以轻而易举地扫平董卓。真正支撑董卓权力的，其实是他反对宦官专权，矫正桓灵之恶的政治立场。在受压制数十年的党人眼中，他是一个代表、一面旗帜，更是斗争的拳头。
在董卓进京之后，经历和利用了“天下大义”的几次转变。
第一阶段，诛除祸国宦官，就是最大的义。自何进与袁绍等人定谋诛杀宦官，直至废汉少帝，立汉献帝，所有的政治选择，都与这个大义有关。何太后、何苗、舞阳君、樊陵、许相与宦官合作就该杀，何进对宦官立场暖昧不清就会被拉下马;袁绍、袁术主导诛杀宦官固然是正义之举，可汝南袁氏长期与宦官合作的劣迹不可原谅;汉少帝放纵宦官以致有宫变之祸，也不可原谅。那么自然，桓灵时代位列公卿的世家贵戚，必须站稳立场，表现出与过去错误决裂的态度，这才有了举朝一致的废立之议。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看明白，袁术、曹操等人为什么与董卓合作，袁隗、袁绍为什么先斩杀樊陵、许相，后不分善恶老幼地屠杀宦官。
因为大义名分是一股怒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二阶段，扫除桓灵弊政，就是最大的大义。自董卓入朝为三公后，党人豪杰就劝谏他扫清桓灵弊政，直至董卓晋位相国，相应的政治斗争都围绕着这个名义。桓灵弊政的核心就是对党人、君子的镇压。袁绍希望董卓尊重朝廷旧制，尊重依朝廷旧典执政的太傅袁隗，本质上就是尊重桓灵以来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所以先被豪杰们在显阳苑抛弃。
之后，王允、何频、郑泰、周毖、伍琼、桓典等人与董卓积极合作，既得利益集团的杨彪、黄琬纷纷倒向董卓，为党人平反，任用他们的子弟，这就打开了朝廷权力的分享之门，只是门缝还不够大。董卓就加了一把火，用搜牢和盗墓逼迫袁隗就范，同意大规模征辟荀爽等名士入朝;再借用他们的士林话语权，让他们一齐发声，要求朝廷奖赏董卓的功勋;进一步出任相国，让袁隗的执政地位不废而废。
至此，前朝余孽袁术、曹操都看清楚了形势。先升官后出走，代表着桓灵遗毒之中敏感者的选择，他们意识到了董卓的目标之大，很可能覆灭他们的家族。可大义和舆论都在董卓一边，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逃走。
第三阶段，大义的丧失。自荀爽、陈纪等名士相继入朝，直至党人豪杰被派往各个州郡为止，曾经的士大夫共识，随着内部的分裂而消失。荀爽、陈纪、韩融均为党人名士，受公车之征，孔融则早已在朝中任虎贲中郎将。孔融与陈纪交好，史书记载他屡屡违忤董卓，被外放为北海国相，而陈纪刚刚入京十八天，也出外为平原相，反倒是荀爽一路升为司空，韩融也被任为大鸿胪。
由朝中出外的，还有侍中刘岱任兖州刺史，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骑都尉张邈为陈留太守;新征辟直接为外官者，则有张咨、王匡等人。这些人几乎全部参与了讨董。
前文中提到，王允深受董卓信任，朝政大小事都由王允处分，朝中真正掌握选任官员大权的人，其实是王允。我们不能因为出外的诸侯最终起兵讨董，就先入为主地认为派他们出外是王允的预先布局，或是他们原本与董卓就不是一路人，这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事实怡怡相反，出外的这部分人，其实是董卓曾经的同盟军，后来变成了被排挤的对象。
具体的冲突，史书记载有限，难以知晓，但有一个王允的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诛杀董卓之后，王允急不可耐地囚禁了大文豪蔡邕，他对来说情的太尉马日磾说:“复使吾党蒙其讪议。”，通俗地说，杀了他省得我们这群人被他骂。王允为什么担心?因为蔡邕请求留自己一条命的理由是，让他完成汉朝的国史。想一想，蔡邕推举董卓当相国奏疏上的理由和联名都被删除，真让蔡邕留下一部秉笔直书的国史，王允和董卓合作的丑态不就流传千古了?所以王允不可能容得下蔡邕。
与王允分开后，马日磾就对人说，王允这人能有好下场吗?“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显而易见的是，王允虽然号称“刚棱疾恶”，却没有大局观，或者说，私心太重，又自视过高，听不进旁人的意见，哪怕是党人同道，他也缺少团结的兴趣。董卓与他长期合作，亲密无间，可见两人组成的权力核心不但排他性极强，且简单粗暴，把自己请来的同盟者也撵到对立面去了。
与这个核心缺陷相比，史书中记载的董卓早期罪行，对于董卓事业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更有传播性，或者说戏剧性。《后汉书・董卓列传》中就记载了几条:第一，奸乱公主;第二，掠取官女为妻;第三，虐刑滥罚，睚眦必死，内外百官没有人觉得自己安全;第四，出兵阳城杀良冒功;第五，铸造小钱，导致物价飞涨，一石谷需要数万钱。
这里面，屠杀阳城百姓的事发生在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已经是诸侯讨董战争爆发后;铸造小钱的事，更是在迁都长安之后的初平元年(190年)六月之后，‘都和董卓的风评逆转关联不大，也就是说，只剩下三条。至于虐刑滥罚，例子只有侍御史扰龙宗被打死一件，造成百官恐惧，尤其是前文中提到的，让士大夫兔死狐悲，确有可能，不过说影响巨大，怕也不尽然。那么，比较确凿的，应该就剩下两条，恰巧在《三国志・董卓传》里也有写，且叙述更详细，不过却改了时间顺序，奸乱宫女、公主放在了出兵阳城之后，完全没有提及搜牢。’也就是说，这两处记载可以合并理解为，董卓放纵部下的军将在洛阳城中为非作歹，还将宫女随意赏给部下为妻，自己则奸乱公主。
可问题是，董卓对公主和宫女下手，于汉臣而言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什么在史书上只是一笔带过呢?
《三国演义》小说里，把这段信息掐头去尾，改写成了“每夜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并且放在了毒杀汉少帝之后。其实汉少帝死不死，并不妨碍董卓睡龙床，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只是在宋明话本小说的读者眼里，占有皇帝的女人，到龙床上躺一躺，是更刺激的僭越行为。所以，后世把董卓的这条罪行演绎为夜里到宫中住宿，还要宫女侍寝。
其实，这个故事和《后汉书》《三国志》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史书中的表述应分为两段:“奸乱公主”和“妻略宫人”。
从岳麓书院藏秦简和《汉书》的记载来看，秦汉时的“奸乱”不同于今天的“强奸罪”，更倾向于“通奸”。具体来说，是指身份不适合结合的男女发生了性关系，包括亲属乱伦、主奴通奸等情况。在“奸乱”的参与者里，如果有强迫的情节，则被强迫者可以免罪，强迫者直接判死刑，比普通的强奸犯惩罚更重，当时的法律名词叫“强与奸”，与“和奸”“相与奸”相区分。
这就意味着，汉朝法律意义上的“奸乱”定性，首要考虑是“伦理关系”，自愿与否是次要的。董卓与公主肯定不是直系亲属，从董太后算起，也只是远房亲戚，能够定性为“奸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位公主“已婚”。
据《后汉书・皇后纪》的记载，当时没有进入老年的公主只有四位，包括桓帝的三个女儿:阳安长公主刘华、颍阴长公主刘坚、阳翟长公主刘修，其中刘华嫁给了汉献帝的岳父伏完，此时距受封三十二年，另外两位公主距受封二十六年;另有灵帝的女儿万年公主，名字缺载，距受封十年。奇怪的是，只有阳安长公主记载了夫家，其他三位公主是未及嫁人即夭折，还是史书遗漏了信息，我们不得而知。
从记载来看，有可能惨遭董卓毒手的，应该是一大一小两位。
前者确定有夫家，“奸乱”之说对得上。不过，阳安长公主还是汉献帝的岳母，此时应该年近四旬，伏皇后家里有这种政治污点，恐怕很难在曹操治下渡过近二十年。
反观万年公主，连名字都缺载，很像东汉君臣在董卓败亡之后的遮丑手笔。他们要遮掩的，不是董卓的嚣张跋扈，而是“奸乱”未必是被迫的。士大夫既然可以卖身投靠董卓，金枝玉叶为什么不行呢?正是因为类似的丑闻太多了，王允在董卓死后才迫不及待地杀死蔡邕，不想留谤书于世，哪怕那是事实。
所以，不但万年公主的夫家、事迹被抹掉，就连名字都和董太后、宋皇后和何太后一样，只剩一个“某”字。可别忘了，万年公主的弟弟刘协之后还做了多年的皇帝，女性长辈的名字需要避讳，可自己亲姐姐的名字会忘了吗?当然不可能。故此，万年公主很可能是宗室贵戚们推出来的“貂蝉”，以色侍人讨董卓欢心，等到董卓一死，反倒成了王朝的禁忌。
当然，按照汉代的法律和伦理，如果公主是自愿与董卓“奸乱”，董卓本人只能称为枉法、悖德，算不上罪大恶极，距离天下共诛之也差得远。
类似的罪名，还有“妻略宫人”，言下之意是以宫女为妻。董卓应有正妻，明媒正娶宫女不太可能，所以，大概率是将汉灵帝留下的数以万计的宫女，选取一部分，嫁给军中将士为妻。
这个行为在汉代有一个专属罪名，叫“盗迎掖庭出女”。所谓“掖庭”，也叫“永巷”，是宫中女眷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皇帝的姬妾也有侍女。理论上，这里出去的女子都属于皇帝的女眷，汉律严禁同姓宗室娶这类女子为妻，认为属于乱伦。那么，异姓的臣子娶这类女子呢?法律上虽然允许，礼法上却要反对，理由是“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这也是汉少帝死前对唐姬说“你是王者之妻，肯定不能再做普通人的媳妇”，这句话的言下之意。
当咱们把董卓的两桩刑事罪弄清楚，就会发现，董卓在迁都前干的坏事，肯定算不上恶贯满盈，内外群臣也犯不着跟他拼命。可他的毛病又很明显，就是藐视皇权，践踏礼法。因为这个天下诸侯就起兵讨伐他，也不太说得过去，毕竟他比梁冀之流还是强一些。
在东汉末年的世风背景下，很多事情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恶。比如藐视皇权，专权十八年的梁冀，因为一句“跋扈将军”，就把九岁的汉质帝毒死换个新的，满朝文武也没有谁站出来杀他的头。再比如滥杀无辜，《后汉书・襄楷传》里有一处很惊悚的记录，襄楷曾在给汉桓帝上书时提到:汉明帝时曾定下制度，天下的死刑都要上报朝廷，得到批复后再执行，这是重人命的态度。可最近几十年，州郡长官嫌这个程序烦琐，就在监狱里直接害死犯人，上报为疾病死亡。久而久之，地方官无论有罪没罪，都敢于随意杀人。
可见，梁冀也好，桓灵二帝也罢，哪怕随便一个太守，在虐刑滥罚上，也不比董卓更仁慈。汉末的政治风气彻底崩坏，董卓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所谓习惯成自然，公卿大臣对董卓的特殊性，自然认识不足。
他们绝对想不到，董卓刚刚进入洛阳掌握了最高权柄，想要大展拳脚的入手点，竟然是“改制”。
历史上的董卓并没有像《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想篡夺帝位。他营建眉坞(都县是他的列侯封地)之后，自己曾说:“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可见，退居封国过日子，一直是他的选项之一。
至于“事成”，也不是改朝换代，恰恰相反，从董卓对《石包谶》和“百六阳九”之说的迷信来看，他对掌握汉室权柄的兴趣，主要在“迁都改制”和“将兴至治”上。《石包谶》是一本预言书，里面提到汉高祖定都长安十一世，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十一世，应该迁都“以应天人之意”。可为什么迁都和改制联系起来了?为什么迁都就是天意?
这个得从“百六阳九”说起。这个说法见于司马懿长兄司马朗少年时见董卓的对答。司马朗说，董卓是有大德之人，“遭阳九之会”，清理朝堂污秽，举纳贤才，天下即将大治。在《后汉书・董卓列传》的赞中，南朝人范晔也提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
“过”和“剥”，都是《易》六十四卦中的卦名，连在一起是指本末倒置，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百六”“阳九”则是汉代历法的专有名词，简单解释就是周期性的灾年。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太初历》算起，叫作“初入元”，之后每过一百零六年，会有九年旱灾，这个一百零六年就是“百六”，九个灾年就是“阳九”。当然，还有“阴九”，也是灾年。王莽篡汉时，就曾利用过这个理论，所以，“百六阳九”就不再是单纯的天灾概念，而具有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寓意。
通俗地说，“百六阳九”是改朝换代的好时机。但是，除了改朝换代之外，在这种命定的灾祸年代，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救王朝，那就是“再受命”。比如，汉哀帝时，就曾经改元为太初，易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背景就是“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
再次一等，就是迁都了。早在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汉武帝茂陵的白鹤馆着火，大儒翼奉就上书请求汉元帝因天变而迁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和“再受命”的逻辑一样，意味着汉王朝自此进入新时代。翼奉的逻辑是，天道周而复始，到头了再绕回去，就可以延长至无穷无尽，现在汉家的天命未绝，陛下能主动绕回起点，就可以让汉王朝永世不绝，不是大好事吗?
关于更始的建议，在东汉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北海人郎頻给皇帝的上书中提到:“《诗汜历枢》日:‘卯西为革政，午亥为革命。’”这里革命不是今天说的革命，而是变革天命。郎頻认为，自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废肉刑至阳嘉二年正好是三百年，要顺应天命的轮转，就应该删减法令、改变官名、俭省器物、化繁为简，“改元更始”。这个三百年的依据则是《春秋保乾图》中说的“汉三百载，斗历改宪”。
这套理论，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无稽之谈，在汉代却是高精尖科技，时人认为天道与王朝之间有着确定的对应关系。董卓当然不可能超出他的时代，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他比汉末时的主流知识分子更加迷信。
上面提及的《石包谶》《诗氾历枢》《春秋保乾图》都是谶纬之书，杨彪作为当世大儒，指斥《石包谶》为“妖邪之书，岂可信用?”之所以有这个说法，在于东汉初年，光武帝、明帝、章帝确实都非常迷信谶纬，甚至在章帝建初四年 (79年)诸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时候，章帝亲自裁决，完成了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合流，形成了一套官定图谶解释体系。在这一体系确立后，至和帝、安帝时，许慎的著作中已经明确提及当时有针对谶纬的文网，故此，引用谶纬书籍名均改“纬”为“说”。这种事实禁毁的状态，一直维系到了郑玄生活的东汉末年。‘董卓依据的《石包谶》，很可能是在民间流行，故此杨彪斥之为“妖邪”，与有司评价《太平清领书》的“妖妄不经”差不多。
问题是，对于董卓来说，要解决汉王朝的天命危机，就必须更张改制。这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信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有可行性，所以，他思量已久。
汉元帝议迁都时的年号是“初元”，汉献帝在董卓把持之下，议迁都时的年号则是“初平”，都有“初”，也就是初始的意味。这个年号并不简单，在汉灵帝驾崩后，三易年号，汉少帝有光熹、昭宁，汉献帝初登基则为永汉，到中平六年(189年)闰十二月，才“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初十，大赦天下，应该就是改元之赦。
这怡恰说明了，董卓提议迁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计划，事先考虑过汉元帝的先例。而汉元帝又是东汉光武帝所认的宗法之父，恰好对应西汉之“终”，东汉之“始”，迁都绕回长安，则为东汉之“终”，新的汉朝之“始”。
更重要的是，翼奉在上书中提到，汉元帝“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希望皇帝能够以周成王为榜样，迁都洛邑，建立万世的基业。而董卓在迁都之后，就晋位太师，希望能够称“尚父”，问蔡邕意见，蔡邕回复，“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想要比拟姜太公还是需要平定关东，还都之后才合适，董卓于是不再提。
太师之职，西汉平帝时曾由孔光担任，光武中兴后已废除，而董卓的改制，则明显是依照翼奉给汉元帝的规划一步步执行，希望在他的辅佐下，重现周武王之至治，并延续汉室的国祚，比肩周朝。从根上说，他真的笃信可以逆天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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