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为了回城她抛弃亲生儿子，现在很后悔想道歉却张不开口|刘小军|刘胜|梅梅|知青岁月

知青岁月：当年为了回城她抛弃了亲生儿子，现在她和儿子同住一个小区

1969年4月的天津站，春寒还裹着料峭的风，却吹不散站台上沸腾的人声。周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背着一个挎包，提着一个帆布大提包，挥泪和父母道别。广播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口号声刺破人群，她跟着同学们一起挤上待发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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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头冒着浓浓的黑烟，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鸣，像一把刀，慢慢割开了她十七岁的青春，看着站台上渐渐模糊的亲人的身影，周梅心里涌起了无限的忧伤和惆怅。

火车摇摇晃晃走了十几个小时，到邢台站时，周梅的脚都肿了，感到浑身都疲乏。换乘的卡车在土路上颠簸，扬起的黄土钻进衣领，她扒着车栏往外看，漫无边际的平原在眼前铺开，返青的麦苗绿油油的，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远处的村落卧在黄河冲击平原的褶皱里，那就是巨鹿县的刘庄。

“这里土地肥沃，种啥长啥！”到村口迎接他们的大队干部满脸淳朴的笑容，指着路边的田野，很认真地跟知青们介绍着。看看一马平川的田野，看着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周梅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比起去偏远山区的同学，能在这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村子插队，也算是幸运的。

刘庄六队的知青点是队部里三间土坯厢房，墙壁上是新糊的报纸，炕是热的。头一年的知青生活，周梅是在庄稼地里熬过来的。春耕春播，她和社员们一样拉车运粪，拉耧耩地，手掌磨起了水泡，肩膀也被绳子勒得又红又肿。夏收时割麦子，镰刀磨破了手，血混着麦芒粘在掌心，那真叫一个疼。她夜里偷偷哭，想天津的楼房和马路，想母亲做的贴饽饽，可第二天听见鸡叫，还是得爬起来跟着乡亲们下地割麦。

直到1972年秋天，大队书记来到六队知青点，笑着对她说：“周梅，你有文化，去小学当民办教师吧。”从那天起，周梅才告别了繁重的生产劳动，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刘庄小学在村东头，一排土坯房子是学校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学校一共五个年级，包括校长和周梅在内，一共五名教师。

周梅去学校报到那天，校门口站着一个穿蓝布褂子的青年，手里攥着半截粉笔，见了她就红着脸笑：“我叫刘胜，教三年级。”刘胜是刘庄大队二队的社员，小学文化程度，两年前就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学生们都喜欢他。

周梅没有教书经验，不知道该怎样和农村学生打交道，刘胜就主动帮助她，给她讲解教书流程，帮她维持课堂纪律，还把自己的教案拿给周梅看。到了冬天，办公室里很冷，刘胜就动手垒砌了一个取暖烧水的炉灶，每天早早就来到学校生火烧水，周梅来到学校时，她的暖水瓶里已经灌满了热水，办公室里也暖和了。有时刘胜还从家里拿来红薯，在炉灶上烤熟，送给周梅吃。

那些点点滴滴的好，像黄河滩上的草，悄悄在周梅心里扎了根。她开始盼着去学校，盼着和刘胜一起批改作业，盼着听他用带着邢台口音的普通话念课文。有一天放学后突然下起了雨，周梅没带雨具，刘胜就把他的蓑衣披在她身上，自己淋着雨跑回了家。

第二天见到刘胜时，周梅红着脸对他说：“刘胜老师，谢谢你！”刘胜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这点小事，你还说谢谢。”刘胜虽然脸红了，可那眼里的光，比阳光还亮。

日子久了，知青点的同学看出了端倪，劝周梅：“你是天津知青，早晚要招工进城的，跟农民处对象，将来咋办？”家里父母来信也劝她，父母在心里说：“梅梅，咱不能找农村的对象，你要是嫁在那儿，这辈子就回不了城了！”可周梅听不进去，刘胜的淳朴、善良，像黄河水一样滋养着她，让她忘了“回城”的念头。

1975年冬季，周梅顶着父母和同学们反对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地和刘胜到公社领了结婚证。红本本揣在怀里，周梅心里又甜又慌——她成了刘庄第一个嫁给农民的天津女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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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日子是蜜做的，刘胜把她宠得像宝，不让她干重活，学校放了假就带她去赶集，给她买花布、买水果糖。第二年春天，儿子刘小军出生了，白胖的小子，眼睛像刘胜，鼻子像周梅。周梅抱着孩子，看着烧火做饭的刘胜，她觉得这辈子就这样过，也挺好。

可变化来得比黄河的汛情还快，周梅和刘胜结婚不久，知青招工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刘庄。先是同来的同学被招工到公社供销社或县里的工厂工作，接着又有人去了地区的国棉厂和钢厂工作。每次有人离开，知青点就空一块，周梅的心也空一块。她看着同学们戴着新手表，穿着的确良衬衫，说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钱。再看看自己洗得发白的布褂，看看炕上哭闹的儿子，后悔的种子开始发芽。她想，要是没结婚，是不是自己也能回城？是不是也能挣工资？

后悔的念头越来越重，直到1979年夏天，国家出台政策：未招工的知青可返回原籍。那天傍晚，周梅在有线广播里听到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手里的洗衣盆“哐当”掉在地上，高兴的她一夜没睡着。

可第二天早早来到公社知青办，工作人员的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已婚知青，配偶是农民的，暂时不能返城，没这政策。要回，除非离婚。”周梅的腿一下子软了，她在知青办门口坐了好久，日头偏西了才往回走。回到家，看着刘胜，看着熟睡的儿子，她趴在炕上呜呜痛哭。

第三天起，她开始绝食，滴水不进，躺在床上，眼神空洞，一句话都不说。刘胜急得团团转，端来粥劝她：“周梅，咱不回了行不行？我养活你和孩子。”周梅闭着眼，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想回家，我想我爸妈。”

最终，刘胜松了口。离婚手续办得很快，红本本换成了绿本本。周梅收拾行李时，刘小军醒了，伸着小手要她抱，嘴里喊着“妈妈”。她的心像针扎一样疼，可还是推开了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刘胜抱着孩子站在村口，看着她坐的拖拉机扬起尘土，直到看不见影子，他才蹲在地上，难受地失声痛哭。

回到天津，周梅被安置在天津纺织厂当了挡车工。车间里的机器轰鸣，比马路上过往的车辆还吵，她常常想起刘庄的安静，想起刘胜和儿子，想起刘胜为她端汤端水的情景，可眼前的一切很快又被现实压下去——能回到天津，就是最好的。

两年后，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同厂的工人，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什么波澜，也没什么温暖。1998年冬季，纺织厂改制，她下了岗，在家附近摆了个小摊，卖袜子、手套、针头线脑，风吹日晒，日子越来越难。丈夫下岗后一蹶不振，常和她吵架，嫌她不生孩子，嫌她心里还想着农村的前夫和孩子。

1996年秋天，周梅在报纸上看见“巨鹿农村孩子以优异成绩考上天津大学”的报道，那个农村孩子就是刘小军。她的心猛地一跳，赶紧找熟人打听，才知道那个刘小军就是她的亲生儿子，他真的考上了天津大学。后来又听说，刘胜转成了公办教师，每月能领工资了。周梅心里又酸又涩又欣慰，她想去找儿子，可又没勇气——她是个抛弃孩子的母亲，儿子会认她吗？

刘小军大学毕业后留在天津，后来进了政府机关，结婚成家，有了很好的生活。

周梅办理退休手续后，又经营了一家早餐点，经过几年的打拼，总算在一个小区买了一户八十平米的步梯楼，她和她丈夫居住的是C区，A区和B区是高档电梯楼。

世界真得很小，周梅夫妻俩搬到新房子不久，她意外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刘小军，原来她母子俩同住一个小区内，儿子住在A区1号楼，那栋楼是跃层的大户型。

从那以后，周梅常常在小区里遇见刘小军，有时是他带着妻子孩子散步，有时是他开车出门。刘小军看见她，眼神会顿一下，然后移开，像不认识一样。周梅想上前打招呼，可脚步像灌了铅，怎么也挪不动。有一次，她看见了刘胜，跟刘小军和刘小军的儿子走在一起，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可精神很好，脸上的笑容，像当年在刘庄小学时一样。

周梅站在远处，看着他们祖孙三代其乐融融，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1969年的天津站，想起刘庄的麦田，想起刘小军伸着小手喊“妈妈”的样子。她开始后悔了，后悔当年为了回城抛弃了孩子，后悔当初没好好珍惜和刘胜的姻缘，后悔这一辈子过得这么潦草。可世上哪有后悔药呢？生活就像黄河水，流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周梅才知道，刘胜退休不久就来天津和儿子一起生活了，都来天津好多年了。周梅总想找机会和刘胜说句话，也很想对儿子说声对不起，可她也有顾虑，一是怕儿子不接受道歉让她尴尬，二是怕她丈夫吃醋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

今年夏天的一天午后，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买菜回来的周梅没带伞，站在小区大门口的遮阳棚下躲雨。这时刘小军开车出门，看见她，停了车，摇下车窗，递给她一把伞。周梅接过伞，想说“谢谢”，可喉咙像堵着东西，怎么也说不出来。刘小军没说话，关上车窗，开车走了。周梅握着伞，感觉伞柄还有刘小军的体温，像当年刘胜披在她身上的蓑衣。她抬头看着雨伞，心里想，或许这样，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