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贝尔奖井喷与工匠精神|匠人|日本|科学|职人

日本诺贝尔奖的井喷现象，证明自19世纪中叶接受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以来，日本基础研究的路走对了。一个关键因素是日本将外来的科技文明与自身独特的“工匠精神”进行了深度融合。日本的“工匠精神”从东方的自然观、修行哲学和身体化认知传统出发，为源自古希腊及新教伦理的科学精神贡献了独特的维度：一种与自然共情的探究态度、一种将工作视为内在修行的持久动力，以及一种融合了理论思考与身体实践的“具身理性”。它告诉我们，科学的皇冠不仅属于那些提出石破天惊理论的奇才，也同样属于那些在一个方向上默默深潜、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匠人”。

2025年，日本坂口志文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北川进获得化学奖后，日本总计已有2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诺贝尔奖的井喷现象，已经有22人获奖，几乎平均每年获得一个奖。这对中国人而言是很震憾的。日本自19世纪中叶黑船事件以后，开始以“和魂洋才”为口号学习西方现代科学，这跟我国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时间差不多。为什么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能有如此成就？日本人做对了什么？

总体而言，日本接受和发展现代科学的历程，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表层到内核，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最终将外来文明与自身文化特质深度融合。其成功的经验既包含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导向、从“和魂洋才”开始到系统的制度移植与创新、对教育和人才的极度重视等，也包含了与自身文化基因的融合。在自身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是其固有的“工匠精神”，即将对细节、极致的不懈追求，以及心无旁骛、清心寡欲，坚持长期主义的工作态度，完美地融入了现代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科研风格。目前，对日本诺贝尔奖井喷的政策和经验分析较多，本文重点分析这种独特的“工匠精神”的科研风格。

日本“工匠精神”的由来

日本的“工匠精神”是在日本列岛特定的历史、社会与宗教文化的熔炉中逐步形成的。

1．何为“工匠精神”？

日本的“工匠精神”远不止是“手艺好”或“技术精湛”，而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内涵的文化哲学体系。这种精神，使工作超越了谋生手段，升华为一种人格修养与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其核心要素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一是对造物的虔诚态度和恭敬之心。

在劳动和造物过程中不满足于“足够好”，永远追求“更好”、“更完美”，对细节抱有近乎偏执的关注，追求极致主义。

二是认为工作就是修行，能够专注与坚守。

秉持“一生悬命”的态度，将一生奉献于一事一业，在漫长的岁月中耐得住寂寞，持续精进，坚持长期主义。

三是尊重传统与师承。

通过“守破离”的路径，在实践中学习、模仿、超越前人，实现技艺之道。但更强调秉承家训，做事就是做人，通过践行做人之道，实现社会价值。

2．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过程

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关键阶段。

（1）古代与中世：宗教与贵族需求的奠基。

早在飞鸟、奈良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建造寺院、铸造佛像的需求催生了第一批专业的工匠集团。这些匠人视其工作为供奉神佛的宗教行为，因此怀有无比的虔诚与敬畏，力求尽善尽美，奠定了追求精良与神圣感的初始基础。到了平安时代，宫廷贵族对优雅生活的追求，又在漆器、织锦、刀剑等领域推动了工艺美术向精美化、细腻化发展。

（2）江户时代：制度固化与市民文化的催化。

江户时代（1603-1868）是“工匠精神”得以成型和巩固的关键时期。德川幕府实行“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虽然工匠（职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其职业被严格世袭和固定。这种制度在客观上迫使技艺必须在家族或师徒间代代相传，形成了稳固的传承体系。同时，长期和平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繁荣的市民阶层（町人）。他们对日常生活用品品质的要求大大提高，形成了一个支持优质手工业的成熟市场。只有那些技艺超群、品质可靠的职人才能生存与发展。于是，“打造招牌”、“维护家名”的荣誉感与商业竞争相结合，使得追求卓越从外在压力内化为职业本能。此时，“职人气质”——即对自己的手艺拥有绝对自信、不妥协、不为金钱而牺牲品质的倔强性格——已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3）明治维新至战后：与现代性的融合。

明治维新后，日本全力推行工业化，“工匠精神”面临着挑战与转型。一方面，西方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冲击使传统手工业一度衰落；但另一方面，日本大量的工匠和学徒涌入现代工业体系，将“工匠精神”的核心注入了现代工业体系之中。工匠对品质的极致追求，长期主义、现场传帮带训练模式等得以传承和发扬。战后，以丰田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模式，其核心就是消除一切浪费、持续改进、尊重一线员工智慧，这无疑是传统“现场主义”和“极致主义”在现代工厂中的完美体现。从此，“工匠精神”从传统手工作坊走出，成为支撑“日本制造”全球信誉的核心软实力。

3．日本“工匠精神”的宗教与文化基础

“工匠精神”能在日本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离不开其深层的宗教与文化土壤。前述三种核心要素主要源于以下三股思想源流的交织与滋养。

（1）神道教：万物有灵与净秽观。

作为日本的原生信仰，神道教的“万物有灵”观认为，山川、森林、工具乃至一粒米中都寄宿着“神”（カミ）。这种泛灵论使得日本人对物品怀有一种独特的情感——它们不是冰冷的客体，而是有灵性的存在。因此，工匠对待自己的工具和材料，会怀有敬畏与感激之心，制作过程被视为一种与“神性”交流的仪式。同时，神道教强调“净”与“秽”的严格区分，体现在生产中就是对工作环境、制作流程和最终产品的一丝不苟的洁净与纯粹追求。对于造物，永远要发挥材质的最大价值，展现其最强生命力，这就是工匠追求完美与极致的动因。也可以说这种宗教情感，是“工匠精神”中神圣感与责任感的源头。

（2）佛教思想：现世求道、职业修行。

日本佛教较之于中国更加世俗化，如中世纪净土真宗强调现世求道，职业修行。禅宗（尤其是临济宗与曹洞宗）进一步将佛教简易化，江户初期的禅师铃木正三宣讲“一心不乱，勤奋工作就是修行” ，“世法即佛法，世业即修行”，为工匠提供了自我心性提升的精神通道。禅宗在工匠精神的境界提升上尤其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禅宗将一切技艺提升至“道”的层面，如茶道、花道、剑道等。工匠的工作因此不再是简单的劳作，而是一条精神修行与人格完善的路径。在反复磨练技艺的过程中，达到“心技一体”的境界。同时，禅宗追求的“三昧”状态，即精神高度集中、忘我、与对象合二为一，这正是工匠在极致专注时所进入的“心流”体验。这种修行理念，赋予了枯燥、重复的劳动以深刻的精神意义，使得工匠能够在其间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感。

（3）儒家思想：伦理秩序与修身观念。

儒家思想为日本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伦理框架。其“各安其分”的社会秩序观，在江户时代与身份制度结合，使得工匠（职人）将尊重祖先，遵循家训，诚实做人，恪守本职、精进技艺视为自己的天职与本分。对于工匠而言，修炼做人之道，追求技艺之道的完美，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是维护社会和家业秩序的道德责任。

总结而言，日本“工匠精神”的由来，是一个由历史制度塑造、由宗教哲学滋养的复杂过程。神道教赋予了其“情”（敬畏之心），禅宗赋予了其“境”（修行之境），儒家思想赋予了其“德”（伦理之德）。这三者共同作用，将一种普通的职业技能，升华为一种文化基因与生命哲学。

从日本诺贝尔奖学者看“工匠精神”的科研风格

日本诺贝尔奖学者体现了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 “工匠精神”，本文以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领域的江崎玲于奈，化学领域的田中耕一、生理学的大隅良典，以及今年两位获奖者的事例，来剖析这种“工匠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的实践。

1．江崎玲于奈（197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于“瑕疵”处发现新大陆的匠人

1950年代，在索尼公司工作的江崎玲于奈致力于研制高频晶体管。为了提升晶体管的性能，他需要增加半导体材料的掺杂浓度。按照传统理论，高掺杂会导致器件性能劣化，这被视为一条“死胡同”。然而，江崎没有轻易放弃或绕道而行，而是以一种匠人探究材料本质的执着，决意深入这片“不毛之地”，非要弄清其失效的微观机制不可。在反复实验与精确测量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反常现象：在某种条件下，电流并未如预期般减小，反而急剧增加。多数人会将其视为实验失败或噪声而摒弃，但江崎却如一位鉴宝师发现了璞玉中的异色，坚信这背后隐藏着新的物理规律。他没有停留在表象，而是亲手设计实验，一丝不苟地追溯这一“异常”的根源，最终证实这是量子力学中的“隧道效应”在宏观器件中的首次清晰展现。

这种不回避问题、反而深入问题核心，将“缺陷”转化为“发现”的洞察力，正是工匠精神的精髓。他亲手制备的“瑕疵”器件，后来被命名为“江崎二极管”（隧道二极管），不仅开创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新篇章，更展现了一种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未知的“匠人之勇”。

2. 田中耕一（2002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颠覆常识的“素人”匠心

田中耕一获奖时只是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没有博士学位，甚至不算是正统的化学家。他的获奖成果——软激光脱附电离法，源于一次经典的“实验事故”：在测试激光轰击对生物大分子的影响时，他不小心将错误的试剂（甘油）混入了钴超细金属粉末。按照标准流程，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数据应被丢弃。但田中身上那种工程师特有的、对实验现场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的“执拗”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忽视这个“异常”，反而怀着好奇心去深入探究“为什么这个错误会导致蛋白质分子被完整电离”？他凭借扎实的实验功底和细致的观察，抓住了这一瞬间的灵感，最终开发出了一种能够测量生物大分子质量的革命性方法。

田中耕一的“工匠精神”体现在对“失败”的尊重与深究。他不受既定框架的束缚，以最纯粹的眼光审视实验现象本身，这种源于基层工程师的、朴素的探索欲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工匠精神中最宝贵的品质：相信双手实践出的证据，而非书本上的教条。

3. 大隅良典（2016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奖）：在冷门中守望的“自噬”先驱

当大隅良典在1980年代决定研究细胞“自噬”机制时，这是一个极其冷门且不被看好的领域。观测困难，机理不明，进展缓慢。但大隅如同一位在深山老林中雕刻佛像的匠人，选择了这条人迹罕至的路，便心无旁骛地走了下去。

他的突破性工作始于最简单的酵母细胞。他设计了一系列精巧绝伦的实验，像一位侦探，通过排除法，在成千上万的突变酵母中，逐一筛选、鉴定出与自噬相关的关键基因。这个过程耗时十余年，需要无比的耐心与严谨。他没有追逐热点，而是坚守在自己的“作坊”里，日复一日地观察、假设、验证。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与定力，是工匠精神在基础科学研究中最崇高的体现。他不在乎门外世界的喧嚣，只专注于眼前显微镜下的方寸天地，最终揭开了生命体内一个基本而又至关重要的“后勤保障”系统，为理解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开启了全新窗口。

4. 坂口志文（2025生理学奖）与北川进（2025化学奖）：“运钝根”与数十年磨一剑

今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坂口志文以及化学奖北川进都信奉同一句日本格言——“运、钝、根” , 认为取得成功运气固然重要，但要有一股愚钝、笨拙的耐性和蛮力，具有深度扎根、毫不动摇的毅力才能抓得住运气。两人都从事从原理出发，在试验中寻找物质或构建新材料的实验性科研工作，他们的成功，靠的就是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慢工出细活的心态。

坂口志文从1970年代末就坚信T细胞中应有一种物质具有免疫抑制性，从此开始了寻找免疫抑制性T细胞的漫长之路。在主流学术界否定其可能性，研究经费常年不足的情况下，经过近20年的苦苦寻找，终于在1995年发现了CD4⁺CD25⁺ T細胞（制御性T细胞）。北川进毕业于京都大学工学院，作为1981年诺奖化学奖得主福井谦学术流派的第三代传人，与因开发出可商业化锂离子电池而获2019年诺奖的吉野彰是同出一门的师兄弟。他们都秉承福井学派的传统，即坚持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甘做“副流”而不追逐主流，从不被人看好的“无用”之中发现大用。北川早年带学生做实验无意发现某些材料的多孔结构，此后十多年坚持不懈，终于开发出金属有机多孔材料，但1997年在美国做学术发表时，其价值却被完全否定，当场汗水泪水一片。尽管如此北川也毫不灰心，此后陆续开发出改良迭代的新材料，才改变学术界的认识，开创出新局面。

从江崎玲于奈对“异常”的深究，田中耕一对“失败”的珍视，到大隅良典在冷门领域的孤独守望，一直到今年的两位获奖者所谓”运钝根”似的数十年磨一剑，可以看到一条贯穿日本科学脊梁的“工匠精神”主线。这种精神的核心在于：它不崇尚捷径，而信奉深耕；不追求速成，而尊重过程；不畏惧寂寞，而享受专注；不迷信权威，而相信亲手实践所获得的真知。

日本“工匠精神”与欧美科学精神的比较

现代科学的兴起，长期以来被置于由欧洲启蒙运动和新教伦理所塑造的范式之下。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将新教伦理，特别是其“天职观”与理性化精神，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在欧洲兴起的关键文化动因。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在近现代科学史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日本时，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动力——独特的“工匠精神”——在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精神并非对新教伦理的简单复制或反驳，而是从东方文化与宗教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对世界科学精神宝库的一次深刻而独特的丰富。通过比较“工匠精神”与“新教伦理”对科学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清晰地看到这种丰富性。

1．科学的目的：理解上帝秩序 vs. 与自然合一

在新教伦理的框架下，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自然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理性秩序，因此，通过科学研究来探索自然规律，被视为理解上帝智慧与设计的一种神圣途径。正如牛顿寻求揭示宇宙的“神性几何”，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成员通常怀有通过科学荣耀上帝的意愿。这种观念将科学研究提升为一种准宗教行为，赋予科学家一种“解读上帝密码”的使命感。以拥有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2025年约翰·克拉克的物理学奖）而举世闻名的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门口的牌匾为 “The works of the Lord are great，sought out of all them that have pleasure therein”（圣工宏伟，乐之者察之）。

相比之下，日本“工匠精神”背后的神道教与禅宗哲学，则塑造了一种不同的科学目的。神道教的“万物有灵”观，使得自然并非一个等待被解读的冰冷客体，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灵性的生命共同体。禅宗则强调“物我合一”的境界。在这种观念下，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为了征服它或证明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而是怀着敬畏与谦卑，通过极致的专注与技艺，去“倾听”材料的声音，“感受”自然的内在节奏，最终达到与研究对象合二为一的“三昧”状态。

2．工作与求知的意义：天职 vs. 修行

新教伦理将世俗工作视为“天职”，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神圣责任。勤奋工作、取得成就，被视为获得上帝恩宠的证明。这种观念催生了一种入世的、积极进取的禁欲主义，将劳动与研究本身神圣化。在这种语境下，科学求知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天职履行，其成果（包括实用技术）是荣耀上帝在世俗世界的体现。

日本的“工匠精神”则将为学与工作的意义导向了“修行”的层面。这深受禅宗“道”的概念影响。任何技艺，无论是茶道、剑道还是科学研究，都可以成为一条通往人格完善与精神觉悟的路径。在这里，“工作”的本质不是履行外在赋予的责任，而是内在心性的磨练与提升。“守破离”的进阶过程——从完全模仿（守），到打破成规（破），最终抵达融会贯通的自由之境（离）——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精神修行。

3．教育与理性的核心：体系化理性 vs. 身体化智慧

新教伦理推动的理性化进程，与体系化的教育和抽象的逻辑思维紧密相连。它强调通过教育来培养能够理解上帝理性秩序的头脑，科学方法的核心在于逻辑推理、数学建模和理论构建。这种“脑的理性”是普适的、可传递的，它造就了欧洲科学在理论体系上的辉煌，如牛顿的《原理》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日本的“工匠精神”则在重视理论教育的同时，格外强调 “身体化智慧”与“现场主义”。它认为，真正的知识并不仅存在于书本和公式中，也蕴藏在亲手实践的“手感”、“窍门”和直觉里。这种智慧难以通过语言完全传递，必须在长期的师徒传承和亲身实践中体悟。日本的理科教育和企业研发文化中，极度重视动手能力，鼓励研究者自己设计和搭建实验装置。

综上所述，源自古希腊传统的“求真”精神以及新教伦理的西方科学精神，以其对普遍理性的追求、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作为“天职”的使命感，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日本的“工匠精神”则从东方的自然观、修行哲学和身体化认知传统出发，为科学精神贡献了独特的维度：一种与自然共情的探究态度、一种将工作视为内在修行的持久动力，以及一种融合了理论思考与身体实践的“具身理性”。它告诉我们，科学的皇冠不仅属于那些提出石破天惊理论的奇才，也同样属于那些在一个方向上默默深潜、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匠人”。

参考文献：

1 遠藤元男《日本職人史の研究３　近世職人の世界》，雄山閣1985年出版，155-159。

2 北康利《匠の国　日本》PHP新書2008年出版，70。

3 任云，“日本工匠精神的深层底蕴和现代传承”，复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集林》，2021.2：54-69。

4 岩田均，“職人仕事の本質”，《立命館経営学》2009年（48）4。

5 神谷満雄，《鈴木正三》PHP文庫，2001年出版。

6 https://www.icems.kyoto-u.ac.jp/people/frontrunners/1250/（京都大学iCeMS网站）

7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

8 《旧约·诗篇》第111篇第2节。

9 山本七平，《日本の資本主義の精神》ビジネス社2015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