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8年冬，项羽以上将军的名义统领经过休整业已恢复元气的近十万楚军主力，急速北上，援救赵国。此时，赵国君臣已在巨鹿城被秦军围困达三个多月之久，而包围巨鹿的秦军主要就是王离所率领的北部军团主力。三个月前，赵国大将陈馀率先驰援巨鹿，结果来了之后，一看秦军那阵势马上就傻了眼，只得远远停驻于秦军外围。
巨鹿城内被包围的赵王歇和丞相张耳，眼看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多次派人突出秦军的包围圈，冲进陈馀军营恳请他攻击秦军，以缓解城内巨大的压力。陈馀还是按兵不动，张耳急了，又派战将张廉、陈泽突围至陈馀营垒，当面责问陈馀：为什么连君王和我这样的“刎颈之交”，你都见死不救？
“刎颈之交”一词，本源于战国时的廉颇和蔺相如，用来形容这对赵国君臣同生死、共患难的友情，当时则被舆论移用至张耳、陈馀，可见其交情之深。可交情再好，陈馀也不敢往火里面跳，他坦率地告诉张廉、陈泽，以他现在的军力若进攻秦军，不仅解不了巨鹿之围，还可能全军覆灭，就像拿鲜肉去喂猛虎一样，倒不如等来援的诸侯军到达，再合力解围。
张廉、陈泽自己就是拼死从秦军包围圈里跑出来的，秦军有多么凶猛，他们又岂能不知，可是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样向赵王和张耳复命吧？在二人的再三要求下，陈馀被逼得实在没办
法，终于同意拨出五千精兵，交给张廉、陈泽先试着冲锋，若有效果，他再率大部队随后跟进。
张廉、陈泽急于解巨鹿之围，二话不说就带着这五千精兵，杀入围城的秦军之中。接着，惊悚的一幕出现了，包括张廉、陈泽在内，五千能战之士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全部阵亡！那情形，就如同投入水中的轻草，被巨浪一卷便无影无踪了。这一幕，城外的人全都看得清清楚楚。至此，不管城内再怎么派人死催，陈馀亦只能充耳不闻，继续深沟高垒作壁上观。
随着各国援兵陆续赶到，巨鹿城外的诸侯军光营垒就添了十多座，可是却没有一支部队敢派兵出战。在秦军那足以令人窒息的气势和战力面前，大家全都望而却步，害怕像张廉、陈泽和陈馀那五千精兵一样，打虎不成反被啃得连一根骨头都不剩。
关键时刻，项羽来了。
破釜沉舟
项羽到达巨鹿前线后，一刻也没停顿，即刻派部将英布等率两万楚军渡过漳水，作为游军前去捣毁秦军的运粮甬道。
兵形势家的两大要义，其一为“离合背乡，变化无常”，其二为“以轻疾制敌”。前者是说要灵活变换战术，时而集结兵力，时而分散行动，不拘泥于常规，让敌人难以捉摸；后者则是说要以轻装疾进的部队迅速打击敌人。项羽分兵即缘于此，而因此直接受到打击的乃是章邯。原来在章邯扔下楚军，率中部军团加入巨鹿战场后，即致力于修建运粮甬道以保证王离及北部军团能够持久围困巨鹿，持续对城内守军进行消耗。
项羽一袭粮道，章邯和王离都着了慌。章邯本来除了维护甬道，还与王离在作战时进行协同配合，二者联系非常紧密。但因粮道遭到威胁，章邯不得不与王离分开，专心应付楚军的骚扰和破坏，至于巨鹿城下的王离军也不免在心理上受到影响，变得惴惴不安起来。
尽管这样，双方正面的攻守形势仍未有显著改观。眼看再不采取行动，巨鹿可能就支持不住了，陈馀急忙派使者到项羽处，希望楚军赶紧派出主力攻击秦军。
如果换成别的诸侯将领，不仅会予以拒绝，还可能要回怼陈馀：“你那么早就来了，为什么不把主力派上去?”陈馀在派使时，自己应该也没抱太大希望，不过是能催一下就催一下，死马权当活马医。想不到项羽早已心意已决，就算陈馀不催，他也要对秦军动手了。
项羽果断发布决战命令，亲率楚军主力全部渡过漳水。之后，他又做出了一个令敌我都为之瞠目的举动，那就是凿沉所有渡船，打破炊具，烧掉营房，只让每个将士留下三天的粮食，此即“破釜沉舟”。
项羽背水而战，只持三日粮的做法等于主动将自己和将卒陷于了“死地”。这其实也并非项羽的原创，《孙子兵法》中不仅有“死地则战”，而且还提到了“焚舟破釜”。项羽明显是受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可见他少时跟从项梁所学的兵法中，一定就有《孙子兵法》。
先秦是兵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以孙武、吴起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兵家”。这些对作战深有研究的人，纷纷将自己的作战实践和思考记录下来，遂成“兵书”。到了战国，随着大规模战争的频繁爆发，兵书也如同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并得以广泛传播。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以及吴起所著《吴子兵法》，作为其中的第一流者，更是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秦朝一代，纵然禁书之令那么严苛，仍不能完全禁绝先秦兵书在民间的流传。在这种情况下，《孙子兵法》被项氏列为重要学习内容，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当然，其他习兵学者也都有机会能接触到《孙子兵法》，重要的不是学不学，而是学习之后如何在实战中活学活用。在《孙子兵法·势篇》中，孙武讲到，只有湍急的流水才能冲走石头，只有凶猛的雕鹰才能捕杀雀鸟，所谓“激水漂石”“鸷鸟之急”。为此，水流要在上游蓄足势能，雕鹰要把握出击的时机节奏。对于项羽而言，他必须首先采取非常策略，用陷之死地、自断后路的办法把自己和将卒一往无前、奋力杀敌的勇气和潜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如此才能使楚军成为“湍急的流水”“凶猛的雕鹰”，进而以寡敌众，冲垮和歼灭眼前的超级强敌。
“破釜沉舟”后，项羽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率楚军迅速冲向王离军。在项羽的鼓舞和带动下，楚军的战斗激情如同山洪一样暴发，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恰如兵形势家的第一要义所言，“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
秦军从战国末期开始就已所向无敌，王离的北部军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秦军将卒多年卫戍北方，长期与匈奴作战，见多识广、战斗力强，一旦展示身手，陈馀的那五千精兵确实都不够塞牙缝的。面对楚军的冲锋，他们起初并没感到有多大压力，可是一接战就发现不对劲了。楚军士兵山呼海啸，挥刃举盾，一往无前，似乎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其进行阻挡和限制。
一个人乃至一群人不怕死，在战场上倒是经常能看到，但近至十万之众，每个人都不知死亡为何物，那就是一件罕见并且极其可怕的事了。与此同时，这些人仿佛都不知疲倦。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时候都是纯肉搏，而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基本上经过半个小时的白刃相接，肌肉就会疲劳，手脚就会发软。可楚军不一样，他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没有人停下脚步，唯前仆后继，至死方休。
从现存的秦兵马俑造像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秦兵不仅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普遍身材高大，这使得他们在既往的肉搏战中都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问题是这些优势突然一夜之间全都化为乌有，楚兵呼声动天，以一当十，斩杀秦兵如同砍瓜切菜，秦兵反而像被狂风巨浪裹挟着的小舟一样，虽然拼命挣扎，奈何早已身不由己。
这是项羽第一次让他的敌人承受“激水漂石”“鸷鸟之急”，感受他那种特有的泰山压顶、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式的力量。一天之内，楚军九战九胜，先是完全断绝了秦军甬道，继而更将王离北部军团二十多万精锐基本予以歼灭。秦军主将王离被俘，副将苏角被杀，另一名副将涉间不肯投降楚军，入帐自焚而死。
此战成为项羽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早在春秋时期，兵家内部就分成了两个流派，即“勇战派”和“谋战派”。勇战派推崇集中全力，通过无畏的勇猛精神，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击败敌人。截至巨鹿之战，无人在这一领域能够表现得比项羽更好，他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被后人誉为勇战派的杰出代表。
当楚秦两军作殊死战时，诸侯军都躲在自己的营垒里观战。大家本以为“可怜”的楚军很快就会被秦军一口吞噬，万没料到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一时全都目瞪口呆，竟然连出兵相助的命令都忘记发出了。
经过巨鹿之战，诸侯均慑服于项羽的威力，战后项羽召见诸侯军众将领，当众将进入楚军辕门时无不曲膝而进，诚惶诚恐，没有谁敢抬头仰视项羽。从此，项羽不仅是楚军的上将军，还成了诸侯的上将军，所有诸侯军都不得不听从他的统一指挥和调度。
韩信在成为项羽的执戟郎中后，必然也会追随项羽征战，其中就包括巨鹿之战。可以想见，这一系列的战争历练都会令韩信变得更加成熟，其经验和见识与当初只身仗剑投军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与普通士卒不同，韩信对军政大事十分留意，而执戟郎中这一职位又给他提供了与项羽近距离接触与观察的机会。项羽过人的勇武及其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毫无疑问给韩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他也逐渐对其华丽外表下的另一面有了全新认识。
项羽这个人，性格中最大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字：躁。首先是“暴躁”，不但“暴躁”而且残暴。项羽每攻一地，屠城基本是必选项，用韩信的话来说就是“所过无不残灭”，凡项军所过之处，就鲜有不遭到其残害毁灭的。虽说其他楚军将领甚至有仁厚之名的刘邦，为了对敌方顽强抵抗的军民进行报复或者起到杀一儆百的恐吓作用，也常以屠城作为手段，但在这方面“名声”最大的恐怕还得数项羽。项羽之“暴躁”就连楚怀王身边的几个老臣都在背后悄悄嘀咕，直指其“性格暴躁，喜爱杀人”。
项羽的令人诟病之处，远不止于此。巨鹿大战后，章邯被迫率秦军中部军团二十多万人投降，项羽竟然下达命令用哄骗的方式，一个晚上就把这二十多万降卒全都给坑杀了。
令人叹异之处在于，项羽虽然嗜杀成性，视人命如同草芥，但他对家人和爱姬却又情深义重，对属下的士兵亦和蔼可亲，关心爱护有加。韩信亲眼所见，项羽身边的人生了病，他会为之伤心落泪，还会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给病人享用。
在项羽身上，明显具有多重人格症的典型特点，这很可能与他的生长环境和早年际遇有关。
项羽出身于“世世为楚将”的贵族之家，少时的优渥生活不难想见。忽然有一天天降大祸，作为家族支柱的爷爷项燕被杀，项氏赖以生存的楚国被灭，项羽所处的周遭环境也立即随之发生急剧转变。从此，项羽不得不随叔父项梁流亡吴中，其间饱尝了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辛酸和苦楚。那时的项羽尚幼，正处于心理塑造期，这种巨大的落差必然对他造成了猛烈冲击，并成为其内心痛苦的种子。
“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项羽或许就属于后者，童年的心灵创伤时不时就会发作，使其痛苦不堪，而项羽用以宣泄痛苦的方式之一就是杀戮。这其中既有疯狂报复秦朝的针对性杀戮，也有许多毫无必要和非理性的滥杀，总之就是一句话：肆逞杀欲，以快己心。
对于项羽这种恣意烧杀、草菅人命的行为，韩信显然是相当反对的。韩信在其青少年时代常常穷得无以为炊，由此也深知民间之疾苦，百姓生活之艰难；另一方面，他又曾得到漂母等父老乡亲的无私帮助，这使他发自内心地对于苍生有一种同情之心、关怀之意。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专门对此进行了刻画，比如韩信在淮阴时天降大雪，他没有为自己将挨饿受冻发愁，而是想到：“似这般大雪呵，街上黎民也懊恼；似这般大雪呵，山上樵夫也怎熬；似这般大雪呵，江上渔翁也冻倒。”因为有着这样的情怀，韩信自己后来带兵打仗，不但从无屠城记录，而且战场上也尽可能通过心理战和击溃战的方式，用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以减少己方士兵的伤亡。
另一方面，在韩信看来，即使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考量，项羽无节制的滥杀也绝非明智之举。屠城固然可能在短时间内起到恐吓敌方、削弱其抵抗意志的效果，然而对那些身处绝境、走投无路的军民而言，他们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反而会迸发出无畏的勇气，选择死战到底。届时就算能攻下城池，己方力量也会因此遭到很大损失，这无疑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战术。
况且，人口在古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地盘本身。屠城之后的城池，人都被杀光或逃散殆尽了，这样一座失去人口支持的空城，还有多大价值？至于坑杀秦军，更是徒留万千仇恨的愚蠢之举。要知道，被坑杀的那二十多万降卒多为骊山刑徒，并不都是秦人，其中还有不少来自六国，因此项羽得罪的不光是秦人，更是天下人！
想当初，人们响应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奋力向秦王朝冲击是因为“天下苦秦久矣”。没想到的是，打着反秦旗帜，近乎一手灭秦的项羽自己却成了“亡秦之续”，其残暴程度在某些方面较之秦始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怪乎，后人会由之发出感慨：“天下苦秦又一秦，天资好杀不好仁。”
因为在反秦战争中厥功至伟，项羽被诸侯尊为霸主。此时的项羽雄霸天下，号令诸侯，控制四方，睥睨一切。可是韩信却通过观察发现，项羽的残暴酷虐早已经使得民愤汹汹，“天下多怨”，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本就不愿意亲近依附于他，眼下只不过是迫于其威势，勉强归顺罢了。
自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失去人心的所谓霸主，无论其原来多么强盛，这种单凭暴力的“强”都是缺乏根基的，很容易由强转弱。韩信敏锐地预感到，如果项羽继续这样一条道走到黑，而不能及时改弦更张，失败将是必然的结果。
项羽的第二“躁”，是浮躁。
项羽之浮躁，从他少时不管学什么都半途而废便可窥知一二。项羽学习兵法，仅略知大意即将其弃之一旁，虽然此后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超强的感悟能力，一样成为顶尖的军事统帅且在兵学上自成一家，但不得不说由于学习不足、思考不够，他的兵法修养有很大欠缺，在政治战略和军事谋略方面都缺乏深度。从史实可知，一方面项羽的军事指挥能力和骁勇善战的程度都接近于完美，在战场上所向披靡，锐不可当，甚至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楚军都能战而胜之；可是另一方面，项羽又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军事战略规划，以至于战场指挥的成功与战略指导的失策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早在巨鹿之战前，楚怀王熊心即与诸侯约定，要巩固复国运动成果，使天下重返昔日战国七雄的时代。楚怀王还允诺，无论是谁，只要第一个攻入咸阳就可以封王，并将秦国旧土分封给他。这就是“怀王之约”。
公元前207年底，刘邦率领另一支楚军，先于各路诸侯进入关中。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举咸阳向刘邦投降，秦朝自此灭亡。按照“怀王之约”，刘邦应封王，但项羽听闻后勃然大怒，盛怒之下几欲举兵相向。
同为楚军，项羽和刘邦出兵的方向不同，所要对付的秦军力量也不一样。项羽面对的是秦军主力，刘邦无须跟秦军主力硬扛，自然入关就快，概言之，刘邦在这件事上确实占了大便宜。问题是“怀王之约”乃为各诸侯所承认的天下公约，你项羽出兵前也是认可的，怎么能因为心理不平衡说推翻就推翻呢？项氏行事的蛮不讲理、横行霸道，于此可见一斑。
项羽兵发关中后，轻而易举就攻破了函谷关，而后屯兵鸿门，与刘邦驻地仅相距四十里。当是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刘邦只有十万，仅就兵力而言，刘邦就不是项羽的对手。眼看在劫难逃，刘邦急忙通过项羽的族叔项伯给自己说好话，又亲临鸿门谢罪，表示自己虽先入关，但并无称王之意，之所以还留在关中是要等待项羽到来，好把地盘交给他。项羽吃软不吃硬，一听怒气全消，虽然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放过了刘邦，此即“鸿门宴”。
原本胜券在握、杀气腾腾而来，结果被对方几句话一说就又缩回了手，项羽的这种行为逻辑相较他在战场上的杀伐果断简直判若两人。
有专家分析，这可能也与项羽出身贵族有关。自春秋战国以来，贵族在其内部必然要遵循一定的规矩，接受一定的约束。然而，随着周围环境的日益严酷，许多旧有的规矩和约束都因不合时宜而被淘汰。以韩信为例，即便他真是韩国贵族的后裔，现实的生活环境也让他与平民无异，甚至更加艰辛。于是他身上所残存的先秦贵族风尚便仅仅表现为待之以礼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那种宋襄公式的“仁义”早已不复存在。
项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少时虽随叔父项梁躲在吴中，但吴中有楚国旧部族的庇护，加上项梁自己在当地也非常有人望，故而项羽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维持着较好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失去祖辈在楚国的社会地位，项羽在生活上其实并没有吃过多少苦。
相对优渥的环境和条件使得贵族文化，其中也包括那些拘泥不化和自以为是的习气，对项羽一直影响很大。项羽在鸿门宴上之所以不杀刘邦，就是因为当对方把“仁义”“廉耻”“义气”一类的东西都摆上桌面后，项羽人格中贵族的一面便会自动跳出来，对此进行回应，并自我要求予以顾及。韩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这种情形，那就是“妇人之仁”——做事像女人一样优柔寡断，不识大体。
巨鹿大战前，项羽显然没有料到刘邦一路所遇秦军那么不堪一击，刘邦的进展又是如此神速，所以当时才未对“怀王之约”提出异议。如今项羽羽翼已丰，声威和力量都已今非昔比，站在他的角度，只要能够夺回关中，并且干掉刘邦这个崛起中的对手，哪怕是失信于众一样值得。毕竟，在某些人看来，“不守信”本就是政治圈子里的常态，只有成功才是政治伦理的第一规则。问题是项羽在付出失信的代价之后，却又以“妇人之仁”，放任刘邦毫发无损地从“鸿门宴”里走了出去，这种放虎归山的操作着实让人无语，同时也令项羽浅薄的政治头脑显露无遗。
几天后，项羽引兵入咸阳，“妇人之仁”又变成毫无理性的纵兵烧杀。秦廷以及咸阳的秦朝守军早就已经投降，但项羽照旧屠城，秦王子婴连同秦国的嬴姓宗族也被全部诛杀。秦朝宫室素以巍峨壮丽著称，项羽在将宫内的金银财宝、宫女嫔妃抢掠一空后，派人四处放火，将宫室基本烧毁殆尽，史书称“火三月不灭”。当时的秦宫室不仅有壮丽的楼台亭榭，还收藏有天下之图书典籍。
急躁，为项羽的第三“躁”。
血洗咸阳，不仅使项羽彻底失去了关中人心，而且也如以往一样，屠城令咸阳的价值大打折扣。项羽入关，本为与刘邦争夺咸阳，可看着被大火烧得残破不堪的秦宫室，他又起了思乡之念，觉得还是东归楚地为好。谋士韩生劝他，关中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完全可以在此成就一番霸业。谁知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在外面闯荡，不发达便罢，发达了若不回乡显摆一番，就好像是穿着锦绣衣裳在黑夜里行走，好看是好看，但没人知道，那还有什么意思？
天下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地步，项羽念念不忘的居然还是荣归故里，炫耀他项氏家族的世袭荣光。项羽格局之小以及目光之短浅，让韩生目瞪口呆，事后便对人言道：“都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不错。”
韩生本是秦人，在项羽进入咸阳后才投奔了项羽。韩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听闻楚人徒有其表，就好像给洗了澡的猴子戴上冠带，虽然猴子装扮成了人的样子，但仍脱离不了其本性。他以前还不怎么相信这种说法，自从和项羽谈话，听到他说“衣绣夜行”后，才知道此言不虚。很快，这话就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项羽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将韩生抓来残杀掉了。
“沐猴而冠”还有另一层含意，就是猴子脾气急，给它穿上冠带后不久，它就会不耐烦地脱掉，因此韩生此语不仅是在形容项羽胸无大志，同时也是在暗指他性情急躁，不能从容干大事。项羽烹杀韩生，恰是其急躁误事、不能容人的另一写照：韩生是谋士，提意见是其分内之事；“沐猴而冠”一话虽然有些难听，但也是事实，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再退一步说，你不接受他的意见也就算了，可也不必将之烹杀呀？
公元前206年，项羽如其所愿返回彭城。南返前，他佯尊楚怀王熊心为“义帝”，实则将其完全架空，在此基础上宣布建立西楚国。所谓西楚国是将原楚国一分为四，其西南方向的三个疆域被切出去，留下来的地方再加上从魏国旧土划来的一部分建立的国家。作为新楚国的主宰，项羽定都彭城，自号“西楚霸王”，这也就是其“项王”称谓的由来。
接着，项羽又凭借其霸主的威势和实力，在戏水（渭水的一条支流）岸边大会诸侯。在会上，他重定天下秩序，将已经复国的六国，即楚、赵、魏、韩、燕、齐全部撤销，再比照秦朝原先的郡治，对天下领土进行重新分割，以此分封建立了十八个新的诸侯国。
秦末距战国不远，诸侯分封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仍然深入人心。“怀王之约”实际就是先秦的“天子-诸侯制”，亡秦之后，行诸侯制更成为反秦精英们的共识，就项羽本人而言，列国分封在他的政治观念中也一样根深蒂固。在这一背景下，分封诸侯实乃大势所趋。问题在于，戏水分封已经严重背离了“怀王之约”的初衷和设计，说好的恢复战国七雄，除项羽自己的西楚与战国时的楚国相比相差无几，其余“五雄”皆已面目全非。这自然不免引起关东六国的旧贵族，尤其是参加了反秦起义的那部分人的不满。
项羽一方面私心自用，冀图通过这种析分的方式对诸侯们进行削弱；另一方面限于时机、实力等原因，他又没能完全实施有利于自己的“天子-诸侯制”。
项羽本人既无天子之名，亦无天子之权，在他手中诞生的也不是一个类似于东周那样的国家，甚至可以说连联盟都算不上，十八个诸侯国与项羽的西楚国之间，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欠缺考虑的新体制之外，项羽还有更为匪夷所思的操作，那就是他在封王时十分随意，几乎完全以个人的好恶或以对方与自己关系的亲密程度作为标准。
比如最先入关的刘邦，就算不按约定封其为关中之王，至少也该把他封到相对好一些的地方；或者将心比心，让刘邦去距自己家乡较近的地区（刘邦的老家在沛县）。项羽倒好，虽将刘邦封为汉王，划给他的地盘却是巴蜀之地，要知道当时的巴蜀道险蛮荒，先前一直都是秦朝流放犯人的地方。
又比如原来的齐国，齐王田市曾派大将田都带兵参加巨鹿大战，又跟随项羽入关。正常看来，田都即算有功也该由齐王田市考虑是否予以擢升，旁人最多只能对之加以赏赐。然而项羽为了卖弄自己的权威，一高兴，居然把田都封为齐王，而把本来的齐王田市发到偏僻之地去当了胶东王。还有原齐国丞相田荣，原本他才是齐国的实际掌控者，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田荣和项梁、项羽素有过节，项羽在把他看得顺眼的几个齐将、宗室都封王的情况下，愣是什么爵位封赏也没留给田荣。
不分封还好，项羽这么一分封直接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孤立，即原先与其关系不睦的变得更加敌对，而本来可以争取的同盟伙伴则纷纷转到了他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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