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是一部面向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教师及家长，系统阐述“创造力可教、可练、必练”的通俗教育读物。
全书以“万众创新”时代亟需大批原创人才为背景，用华为研发、日本诺奖井喷等案例佐证“创造力＝国家核心竞争力”；随后依次拆解大自然、兴趣、阅读、信息素养、宽容与闲暇等九大“创造力能源”，示范如何把课堂变成研究场、把作业变成微课题；继而给出观察、提问、假设、验证等一整套“科研方法工具箱”，并推介创客教育、翻转课堂、小微学校等全球最新教学形态，呼应乔布斯之问——“IT几乎改变了所有领域，为何独独对学校教育影响甚微？”。
在【重新认识“教育”“学习”】这一章节中，作者梳理了当下中式课堂“标准答案—高密度训练—唯分数评价”的流水线逻辑，指出其本质是一台高效“复印机”：学生越努力复印，自主性、想象力与创造力便被抹杀得越彻底；借此呼吁把“学习”重新定义为“研究”，把“考生”还原成“探究者”，真正实现从“复印时代”到“创想时代”的范式跃迁。
作者是深圳第二高级中学教师刘伟和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李睿。
《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第三篇 创造的基础
第二章
学习方法大变革：把学习变为研究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学习变为研究。
——刘伟
有趣的历史课
我国一所中学的一位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这样上课：
在学习教材时，老师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深入到历史中去研究。课堂上允许学生不经过老师批准随时发言，不管谁在讲话都可以有礼貌地打断并插话。
在上资产阶级革命这一课时，老师把学生分成几个部，有“美国部”“法国部”“英国部”“日本部”等。学生自愿选择，并在“部”里担任不同的角色。有担任“首相”的，有担任“内阁成员”的，有担任“议员”的，大家一起在课堂上讨论。
在讨论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专题时，“法国部”的学生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把土地划成小块，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分给农民的做法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进步的。可“法国部”的学生经过研究提出：站在发展的立场上，雅各宾派的这种做法即便是及时、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却在法国培植了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热月政变”在传统的历史教材中是被否定的，认为它迫害了雅各宾派，镇压了群众，是一种反动行径。但学生认为：“热月政变”对封建势力坚决不退让，因此，“热月政变”实际上是结束了雅各宾派专政并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转折点。学生进一步总结说，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评估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标准。所以，过去往往把农民是否得到土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的尺度是不恰当的。学生还进一步对我国从1952年基本完成土改，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进行了分析论证。由从过去的政治角度看历史，转到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历史，看哪种力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种让学生自己从多种角度讨论、研究，自己得出创新结论的课堂，让人耳目一新，对培育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极有好处。
重新认识“教育”“学习”
人们经常说到“教育”,但很少有人仔细分析过什么叫“教育”?其实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其实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能动的主体，他们可以主动地自我成长。而我们所说的“教育”,就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的“教育”,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
人们也经常说到“学习”,其实“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榜样摆在面前，人们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大多就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
许多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考试的奴隶，我们成为了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创造力都抹杀了。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抛弃了，而被动接受古代和外国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科学方法，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做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
无数事实说明，学习西方的关键在于学习西方人的研究、探索、发现的精神和方法，保持人的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和创造，比如电脑、互联网、电视、手机、汽车、飞机、电灯、空调、冰箱、火车、原子弹、卫星、火箭、导弹，等等，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可见当时中国人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衰落到了一定程度!
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有问题，必须打破对教育和学习的“迷信”,来个战略上的思想大解放、学习方法的大变革。
哥白尼革命
1543年在世界科学史上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这一年出版，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以这件事为标志。
在哥白尼描绘的宇宙图景中，地球不再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而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主宰。当时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使基督教神学赋予地球的特殊身份完全丧失了——宇宙独立于地球而存在，地球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也就不再有什么天堂与地狱之分。基督教神学宣扬的传统观念从此破产，欧洲大众的思想从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中获得大解放，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大变革，比如近代科学诞生与快速发展、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使欧洲文明一跃成为领先全球的文明。“日心说”这一重大的宇宙观的变革，被科学史专家称为“哥白尼革命”。
哥白尼革命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从基督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宣告了自然科学的独立，这一革命对欧洲人思想观念的冲击是极其强烈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托马斯·库恩指出，作为一场思想革命、一场人类宇宙观及人类自身与宇宙关系的观念转变，哥白尼革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
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这是因为，首先，它是一次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其次，它是人类对大自然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再次，它是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核心部分。所以，哥白尼革命并非仅仅是科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更是人类思想发展和价值体系的一场革命，也就是说，是一次思想观念的大革命。
德国诗人、文学家歌德曾经这样评价哥白尼革命：“哥白尼学说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以来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伦比。当大地是球形被哥伦布证实以后不久，地球为宇宙主宰的尊号也被剥夺了。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天翻地覆的把人类意识倒转过来的。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数古人相信的事物将成为一场空了。谁还相信伊甸的乐园、赞美诗的歌颂、宗教的故事呢?”
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教授指出：哥白尼颠覆“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其中最重大的意义是：他把人类的目光从“神本位”,引向了“人本位”,人的认识使基督教神学宣扬的观念破产了，人不再迷信神，更相信自己的认识能力了。而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把这种新的科学世界观用来研究人类社会，提出了颠覆“君本位”,建立“人本位”的新观念，人民大众比君王更重要，不再一味听命于君王，这是思想启蒙的先声。欧洲后来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都受到“人本位”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欧洲文明的飞速进步，正是哥白尼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基础，引起了一系列的文明进步。
毫不夸张地说，哥白尼革命对欧洲人思想的震撼是意义极为深远、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这次思想观念的革命，超过了过去一切科技发明。
学习方法的哥白尼革命
与哥白尼革命类似，1989年，是人类学习方法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年，学习方法的哥白尼革命，在这一年发生。
1985年，享有盛名的美国民间科学团体——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在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聘请了400多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教授、教师以及科学、教育机构的负责人，用了近四年的时间精心研究和探讨，于1989年完成并公布了一份文件，题为《2061计划：为了全体美国人的科学》(2061年是哈雷彗星离地球最近的年份)。这份长达200页的总体报告和其他5份专题报告，详细地论述了全面改革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设想、步骤、目标和科学依据。
《2061计划》将每个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13年教育中应该获得的基本科学知识浓缩为12大类课题：科学、数学、技术的本质、自然界的构成、生态环境、人体机能、人类社会、技术世界、数学世界、科学史观、共同主题、思维习惯。计划中提出的教学方法一改传统的按照不同科目分科教学的做法，而是要求师生围绕不同的课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把学习变成了研究。
这个计划要求：改革的重点不是放在天才学生或哪门特定的科目上，而是为使所有青少年儿童都得到基本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使他们生活得多姿多彩并富有成果，这种教育应该适应科学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急剧增长。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制度化地、系统而理性地提出把学习变为研究，而且从幼儿园就开始研究，古老的学习观念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巨变。
《2061计划》堪称学习领域的《天体运行论》。这个计划提出用围绕课题师生共同研究的方式代替传统的分科教学，这是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教育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顺应了信息文明的要求。从此开始，传统的老师主导的“教”,让位于师生共同探讨的“研究性地学”,学校不再像工厂那样批量式地生产相同模式的学生，教育内容不再以“教科书”为中心，而是以各种各样的“课题”为中心，分科的学习，变为师生围绕课题的综合性研究。老师上课也无法满堂灌了，因为“课”已经没法“讲”了，教室变成了师生围绕课题讨论的研究室。相应地，评价体系也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你对“研究”的过程怎样进行考试?又怎样打分?可以说，这从根本上推动了评价方法的改革。
这个根本性的变革，也是意义极为重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它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教育改革。
以研究为中心
就像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太阳变成了宇宙中心一样，学习不再是中心，研究变成了中心。
就像太阳不再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从此研究不再围绕学习旋转，而是学习围绕研究旋转，按研究的程序和方法来学习，以研究课题来引导和带动学习。
就像“君本位”变成了“人本位”一样，从此“学习本位”变成了“研究本位”。
从前的人们总是要分科学习了许多年之后，直到研究生阶段才开始研究，
而《2061计划》的制定者要求人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研究，并且要终生研究。从前人们总是分科学习一本一本的教科书，而现在是研究一个一个综合性的课题，课题是主角，教科书成为参考材料之一，成为配角。
从前是老师教，学生被动地学，现在是学生主动地提出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老师给予指导和协助，学生真正成了研究的主体，老师成了组织者和协助者。
从前的学习学生接受多于思考、继承多于创新，学习过程缺少乐趣，非常容易厌学。现在学生越研究越能感受到研究和思考的乐趣，并实际地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更容易激发潜能和创新精神，不容易厌学。
从前的学习主要是个体行为，现在是分成小组集体研究，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合作和交往，增强了情商。
从前的学习，容易被各种信息淹没，而课题引导下的研究性学习，使人获取信息有明确的目的，使人主动自觉地驾驭信息，分类整理信息、分析比较信息、综合应用信息、组合创新信息、发布研究成果，而不是被信息海啸所吞噬，能使研究者的信息素养不断提高。
从前的学习，主要靠书面考试来检验学习效果，而现在要靠研究过程和解决问题的成果来证明实际能力。
从前的学习，只需要能理解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多做练习，考个好成绩就算“好学生”。这种学习方式，在人的9种智能中，只有语言文字和逻辑推理两种智能得到充分发展，而其他7种智能很少得到运用和开发。而研究性学习，必须具备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研究过程中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智能，问题意识、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社交能力、实践能力都能得到全面综合的锻炼，更有利于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从前的学习，主要是在教室里上课，学生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而研究性学习经常要走出教室、走出学校，到大自然和社会中去实践、调查、体验、思考、应用，使知识和体验、学习与实践不再脱节，知识也得到了实际应用，人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也更加了解社会，将来更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
从前的学习是分科的，各门知识彼此隔绝，无法综合起来灵活地运用。而研究性学习必须把各门知识综合起来运用到解决问题中去，学生运用各门知识来解决问题的实际创造力会不断提高。
总之，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能获得实际创造力的综合性学习，而不是面向考试的畸形学习，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创造力形成的过程。
学习一变成研究，有关学习的一切方面都变了!
从此，学校、教师、教材、教室、管理方法、评价方法、上课方法、自学方法、培训方法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整个教育系统将发生全面的改变。由于学习方式直接影响到创造力的获得，所以，学习战略的哥白尼革命必将从根本上影响到知识经济社会的一切方面……
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中国的教育弊端：“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要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50%,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毛泽东的上课方法，就是典型的研究性学习。
研究：现代工作方式
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原本是工程师，他曾经进入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在他写的《思考的技术》一书中他有这样的感受：“虽然我是以新手和外行的身份进入麦肯锡，做起事来却充满了自信，因为我发现做经营分析其实和进行科学研究没什么两样。”他发现在麦肯锡工作的程序是：
“先分析客户提供的数据、业界的数据，再做成图表，提出假设，然后再搜集并分析可以让自己的假设成立的证据，等等。”
当时大前研一年纪不到30,却要去给60多岁的企业领导人提建议，但他却充满了自信，因为“我所提的建议，都是经过无数的假设、验证、实验，才得到‘绝对不会错’的结论，所以即使面对年龄如父辈的经营者，我也毫不畏惧。尤其是通过实地访谈所积累的事实，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以大量的资料及积累的事实为根基，导出敏锐的结论之后，我才会向客户提出建议。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比企业的经营领导层更了解最近的现场实际情况，所以我根据足以印证事实的资料所做的提案，绝对让客户信服。”
大前研一写道：“在麦肯锡的两年中，我不知不觉就分析了将近两千件案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自己进行分析，后来发现凭我一人之力实在不堪重负时，才开始请客户从自己公司里调派约30名人员，和我共同组成一个团队，开展相关的业务。首先由我提出假设，再请这些人员搜集可以印证假设的资料，然后再按我的指示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我以团队总指挥的身份，为他们安排求证的程序。例如：‘这个做完之后，再做那个。’‘如果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就进入A阶段，如果不是这样，就进入B阶段。’我就像一台空白图表的制造机，提出假设之后，就开始印制空白图表，然后指示团队中的其他人把图表上所有空白处填满。从‘纵轴是这样，横轴是那样’到‘请这样导出结论’的过程中，所有数据的选取、图表的做法、分析法等等，我都一一下达指示”。
大前研一生动地说明了管理信息咨询公司的工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研究过程，并且向团队集体研究的方向发展。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在处理信息，研究已经不是学院或研究所里的专门工作，日益成为一种现代工作方式。
现在许多高新科技企业都采取项目小组的方法来工作，大致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在市场中遇到待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企业会组成项目小组，小组成员可能来自各个部门，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他们针对问题搜集事实和相关资料，提出假设，围绕假设搜集数据，借助电脑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验证假设，如果无法验证便修改假设再重复前面过程，直到问题得到解决。这个过程是典型的研究过程。如今研究的工作方式已经迅速扩展到各个行业，所以，尽快把学习变为研究，也是当今和未来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什么我国目前有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具备研究能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人格再造
把学习变为研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人的国民性的根本改造和文化传统的创造性更新。
中国人传统的主流学习方式是继承性的，强调家学渊源，述而不作，代圣人立言，很少有自己独立的创新主张，更缺少主动的探索精神，不敢为天下先，不敢越雷池一步。再加上封建统治者发明的高超精神统治术——科举制度，把天下读书人的思想统一到科举框定的范围内，再用高官厚禄把学习引向功利方向，使读书人首先成了知识、精神的奴隶，最后再成为权力和财富的奴仆。
把学习变为研究本质上是要把“考”的文化，变成“研究”的文化。中国有一千多年“考”的历史。封建科举制度，使“考”的文化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形成许多人为“考”而学的考试人格。
考试是检验已有知识掌握情况的手段，中国的考试凡考几乎都有标准答案，都有现成的“套子”让你钻，使人的思维“入套”、僵化，不需要面向未知的发散性的探索精神和能力。而研究是在没有答案的前提下探索，促使人的思维发散、创新、活化。标准化的考试不需要追问知识的来源和知识形成的过程，更不许怀疑知识的准确性。这种考试严重束缚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创造性，这与科学精神必需的好奇、想象、批判、质疑、问题意识、宽容、思维发散、创新等要求完全背道而驰。
哲学家黎鸣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人有两大毛病，一是思维与实践完全断裂，脑和手完全分离，不重视实践和动手能力；二是只有记问之学，而没有逻辑推理的理论之学。只有粗浅的“术”,而没有逻辑体系严密的“学”,即学与术之间完全分离。
学习变为研究，将从根本上把考的文化转变为研究的文化，把中国传统文人的两大毛病改掉，奠定人格独立和文化创新的基础，使人成为有自主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这是一场人格再造、文化创新的庞大系统工程，而把学习变为研究，是这个系统工程的第一项基础工程。
梁启超曾经呼吁“新民”,鲁迅曾经倡导“改造国民性”,可是都没有找准切入点和下手处。当年梁启超和鲁迅都试图用新文学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奴性人格，梁启超倡导新小说，鲁迅毅然弃医学文，投身文学创作，但近百年下来，并不那么成功。而学习变为研究，可以改变学习方式上的“奴性”,让我们看到了培育人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改变人格的曙光。这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传统学习观念和考试制度的重重阻碍，但这个大趋势是无法抗拒的，因为这是信息文明的迫切要求。谁最早最快地实现了学习向研究的转变，就将在信息社会中处于主动和优势的地位，并成为有持续创造力的“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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